牵牛花：最美的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没有人不喜欢花，一如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美丽的女子。

    我也喜欢花。喜欢凌寒吐艳的腊梅，喜欢玉洁冰清的水仙，喜欢孤芳自赏的春兰，喜欢国色天香的牡丹，喜欢连天映日的芙蓉，喜欢不趋炎热的菊花……。但都不是我最喜欢的，总觉得她们跟自己有些距离，而且她们身上积淀了太多的隐喻或文学意味。何况喜欢她们的人太多了，轮不到我。那么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呢？说出来你有可能不信：牵牛花，尤其喜欢晚秋山坡上野生的牵牛花和故乡木篱笆上的牵牛花。

    时下正是晚秋。十一月都过去了三分之一。早上起来我到附近的山坡散步。因为外出开会，十多天没来了。季节这东西显然谁都奈何不得。十多天前还满树葱茏神气活现的刺槐，现已形销骨立只剩几枚叶片了，犹如举着降旗的残兵败将，或如金融风暴下钞票一夜蒸发后的华尔街老板。就连一味疯长的野草也已乖乖缩回自己固有的领地，蔫了，黄了，枯萎了。惟独牵牛花不同。深紫的，浅蓝的，粉红的，条纹的，仍开得生机蓬勃顾盼生辉。有的

东京大学与吉林大学

    开会去了几天东京，去东京大学。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东京大学是东京的“首都”。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东京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官厅街”，不是国会议事堂，不是首相官邸，也不是“皇居”，而是东京大学。可以说，东大是东京的灵魂。这里不但出政治家，出首相，也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东大——好也罢坏也罢——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和现代，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东大也是亚洲惟一进入世界二十强的名校（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8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虽说日本高等教育早已大众化，大学生遍地都是，但东大学生仍然很“牛”。东大教授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同样酒后驾车，而一说是东大教授，警察立马举手放行。“牛”吧？我不是东大教授，即使不喝酒都怕警察。

    东大有两个校区。五六年前我在驹场校区待了一年，这次开会是在本乡校区即主校区。进入校园最让我快意的是银杏树。高大，挺拔，一棵接一棵沿路排列开去。虽然时值十一月初，但全无肃杀气象，依然郁郁葱葱，遮天蔽

答《今日早报》:《1Q84》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1、&

广东人：并不仅仅有钱

　　提起广东、广州，在北方人印象中似乎不大好。诚然，经济发达或有钱这点是谁都承认的，但就是觉得那里乱烘烘的，城市没品位，设施没品位，市民没品位。所有房子门窗都围着铁栅栏，人们在铁栅栏里扳着脚丫数钞票、看黄碟、谈“小姐”、吃“龙虎斗”（蛇与猫）和猴脑什么的。这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但并非广东特有，更不是所有广东人都这德性。平心而论，广东不仅经济发达，其他方面也得风气之先。洪秀全、太平天国源自广东，孙中山、北阀战争兵起广东，特区、“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广东，香港、澳门离不开广东……怎么样，不服不行吧？

　　文化也独树一帜。陈残云、秦牧、关山月、红线女、晚年陈寅恪，名流比比皆是。就当下来说，媒体发达人所公认众所周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仅此“三南”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机警、执著、不屈不挠。时而笔走偏锋，时而长驱直入，时而高屋建瓴，时而钩沉抉微。敢为民生吁诉，敢为真相直言。南方的土壤，却有北方的凛冽。反正我是很佩服的。

　　最近文化上也有举动。如广东南方电视台，就没搞“

《天一言》：诗意与激情中盘升的灵魂

　　《天一言》中言：“我们自己可能不是天才，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心认识一个天才。”而我，此刻正在认识一位天才——法国著名华裔作家、诗人、书法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Francois Cheng），通过他的可能不朽的小说《天一言》。

　　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爱情和友情的小说。抗战期间，天一和浩郎大约同时爱上了漂亮的大家闺秀玉梅。天一在目睹挚友浩郎和玉梅拥抱的场面后主动离开，远走法国。多年后在法国得知浩郎五十年代死于劳改农场，回国后寻找玉梅却又得知玉梅自杀。再后来得知浩郎可能仍在北大荒活着。于是已是中央美院教师的天一为了寻找浩郎而甘当“右派”去北大荒，两人最终在那里的劳改农场相见。小说的情节未必多么繁复。以树比之，枝桠绝不为多。而令人惊异的是，那不多的枝桠竟缀了那么多感悟、沉思与遐想，那么多睿智、洞见与激情，如累累硕果压弯了枝条，也压弯了我这个读者。古人云“俯而读仰而思”，但我知道，这是一本不可俯读的普通小说，而是必须仰读的天才之作，自己如同一个饥渴的旅行者躺在树下仰望树上香气四溢的果实。更重要的是，

村上春树来过中国

　　中国人一般都以为村上春树压根儿没来过中国，其实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旅美期间，村上写了一本名叫《旋涡猫的找法》的随笔集，在这本本应专门写美国的随笔集里，却不知何故笔锋一转谈起中国之行。这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飞往大连。”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此行名义上是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实则主要为他当时正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村上“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向以饮食文化称雄于世的中国（也该他倒霉，他去的不是江南闽南岭南，而偏偏

答《南风窗》Ⅱ：村上春树：“高墙”倒后怎么办

1、中国近20年出现“村上热”，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在2008年5月至6月，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以中国内地11座城市的22所大学3000名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村上作品的阅读情况。结果显示，选择“揭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心理变化，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这一选项的达到63%。您对这个调查结果有何看法？能否从村上作品的接受与阅读解读一下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变化？ 对比日本的年轻人呢？

——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调查，取得了直接来自读者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在今年3月12日《朝日新闻》上读到了有关报道。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我想还是妥当的。它反应了中国“村上热”的一个原因，也同我七年前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有相通之处。从中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村上热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呼应或共振的轨迹。至少，村上热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面积出现，而只能出现在新时期。但细想之

答《南风窗》I：《1Q84》离诺奖近了还是远了

1、经营村上作品翻译20年，林译村上的受众之多，即使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您在这20年的翻译过程中，感觉到村上作品的文化意识和创作有何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日读者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三十个年头。如果把三十年一分为二，那么前十五年村上主要追求个体灵魂的自由，后十五年的则更多地追问个体灵魂的自由同各种体制（System）之间的关系。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十五年意在从鸡蛋内部孵化自由，后十五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取得自由，即不使鸡蛋撞墙破碎。也就是说，他开始由城市的隐居者变为城市的参与者，由体制的旁观者变为体制的监督者和批判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标志就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而在今年的《1Q84》达到顶峰。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以《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等代表的前十五年的作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学作品从来不缺少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缺少的更是

父亲的遗物：剪报与纺锤

　　父亲去世一年了，我匆匆赶回父亲最后生活的故乡。父亲没有遗产。没有地，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像样的存款。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要由我这个长子主持分配的钱财。但遗物总是有的。弟弟打开父亲生前用的书橱的底门，小心取出放在我的面前：日记、读书笔记、信、剪报。日记4本，从1978年记到他去世的2008年。日记很简单，纯属记事，没有描述，没有评说，没有感想，但基本可以看出他作为公社（镇）党委宣传委员、作为中学书记的人生轨迹：“1978.10.4研究公社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问题 / 1979.10.10参加县委真理标准讨论工作会议 / 1983.4.20在供销社买《儒林外史》 / 1985.11.18给学生做理想教育讲话”。有两本显然是整理过的，笔迹一样，墨迹一样——父亲相当看重他的人生轨迹，很想告诉世人他曾这样生活过工作过。但说实话，除了我，恐怕不会有哪个世人予以看重，有谁会对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务员的“个人史”投以关切的目光呢？

　　读书笔记七册，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史、近现史、党史的。有一页居然写着“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蒋经国倒也罢了，我不明白父亲何

村上春树：为了破碎的鸡蛋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