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我们买了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恒产”。地方是离波士顿三十英里的远郊，一个富裕的乡村。

在大城市过了三四十年后第一次到乡村居住，可谓情趣无限：院子里的鹿、窗前的鸟、路上遇到的火鸡、还有那突然降临到松树上的双翅遮日的老鹰，一下子让你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焦虑。

不过，人并非离群索居的动物，不管选择住在多么荒僻的地方，都要寻求与世界的连接。住在这里，发封信也要开车出去五分钟。好在互联网使信件往来成为偶然为之的事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因为地点偏远，每家占地很大，邻居之间互相也只能遥望一下。家前有一段土路，不甚平整。送报的人一家一家地跑，距离长不说，如果赶上风霜雨雪，自然十分艰辛。我们预料每天报纸到的时间要晚一些，天气不好时则可能拿不到报纸。大概这就是搬出城里的代价吧。

谁知道，住进来以后，每天早晨七点报纸准到，从来没有误过，比当初在城里享受的服务好得多。特别是前不久下大雪，我们夫妇俩人促不及防、苦干两个小时才从家前清出一条车道，开车出去还因为路滑差点撞到树上。我不得不紧急通知学生当天的课取消。没有到，在这种出不了门的

最近，我不断批评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因为这一制度加剧了已有的教育不公平。获得推荐权的那些学校，绝大多数设在省会和沿海大中城市，占据了极大的教育资源，学生也多来自从小上得起各种补习班、缴得起择校费的中高产家庭。普通百姓和穷人的孩子从此更和北大无缘。最近我出版了《北大批判》一书，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三十年前我上学时的北大的回忆。从中读者恐怕不难看出：当时的北大，为来自各种阶层的学生所聚居，比现在公正得多。这也是北大优异的一大源泉。当年那种一个宿舍中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大体分庭抗礼的局面，在当今的北大怕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要维持北大的优异，就必须在学生群体中保证社会经济阶层的多元化。毕竟，北大是培养未来领袖的地方。这里的所谓领袖，不仅仅指的是政治领袖，而且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作为领袖，要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相当的理解力和感召力，能够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如果北大全被那些从小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中长大的重点中学毕业生所占据，校园就会逐渐“宫廷化”，培养“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式的人物。如果日后我们的社会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那实在是让人有“国将不国”

《北大批判》选载　续前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

《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30日

此文网上看到，怕日后找不到，特转载保存。

【冰点特稿】：献给生命的礼物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地球暖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之必须通过大幅度的“减排”（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才能抑制。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地球暖化的主要制造者、也是最有经济资源和技术条件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在逃避责任。

就在前不久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期间，欧洲的排放交易市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年后的交易期价（future contract）跌至18.2美元。这个价格在2008年7月顶峰时一度曾达到45美元。

欧洲早已采取了排放交易制度。各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各有定额，超过了这个定额，要按市场价格购买多排的吨数；少排的国家，则可以把少排的顿数出售给多排的国家。也就是说，排放要交排放费。排放交易市场成立。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时代过去了。当排放需要花钱时，人们排放起来就不那么随意。节能就成为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这应该是减排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这一原则的操作，必须建筑在理性的价格之上才会有效。第一，减排需要技术投资。减排所省下的钱，或者说减排后能卖出的排放分额的价格，必须比减排的技术投资要大。否则，越减排就越要承受经济损失，人们就没有减排的动力。第二，多排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必须足以

《北大批判》选载

《论语·子罕第九》：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

在不久前的联合国哥本哈根环境峰会前后，ＭＩＴ的研究小组推出了“哥本哈根智能车轮”。这种车轮，中心有一个高技术的电力装置，其电池可以把踩煞车的力量所产生的能量储存、回馈成协助爬坡或加速的能量，轮毂上的感应器则能作为ＧＰＳ的导航系统，帮助你把握骑乘的方向、预告道路拥挤程度、确定朋友的位置、测量空气污染程度、计算行驶里程等等。总之，这一智能轮子集人力交通、健身、iPhone、导航系统于一身，使骑车有一种外星人的超幻感觉。

我上网搜索，发现这一消息也被中国的媒体零星报道，但属于一般的科技新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我看来，这一消息，就好比假想中的美国队战胜中国队包揽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一样，理应引起举国震撼。而中国的沉默，则实在令人不安。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是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这种智能车轮更适合中国的生活方式。我在北京骑了二十多年的车，在美国居住也对自行车多有体验和观察。中国大城市中，许多市民还是骑车出行。有的骑车上班往返要几十公里。这样长距离的自行车远行，对年轻力壮者是个锻炼，对上了年纪或身体较弱的人，则成为过于严酷的挑战。运用这样的节能智能车轮，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11月C期

“不务正业”的薛涌博士，被大体划为第三代向中国介绍美国的人。

他点名道姓地批评吴敬琏、茅于轼、江平等经济学大腕；他出手亦快，近期便著有《仇富》、《怎样做大国》和《北大批判》；他不是体制中人，远在美利坚，距离是利器，也可能隐含局限。

对抗遗忘

木叶：自己的领域是历史，贡献有多大？为什么见诸报端的文字关于历史的非常少。

薛涌：我认为学术和媒体应该分开。我专业方面也发过两篇英文文章，在英文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一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版
　　
　　 　　 晶报记者 李跃
　　
　　旅美学者薛涌最近推出了他的新著《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该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并结合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当前正值国内对高等教育争议蜂起，此书甫一出版，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为此，晶报记者连线现居美国波士顿的薛涌，对他进行了采访。
　　
　　 ●薛涌
　　
　　 旅美学者，１９８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仇富》《怎样做大国》等。
　　

［薛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两年前支持我的文章，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写得实在太好了，把我没说的话都说了。毕竟在国内，有更多的真情实感。特向作者致谢！］

看了徐友渔先生在广州演讲的纪录稿，心里十分失望。蒙邝海炎先生帮忙，于其间问到徐先生对此次“薛茅”之争的看法。徐先生回之以一团和气太极拳，一拨一弹，对茅“拨”，认为其不过是标题欠考虑，对薛“弹”，认为其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两样面孔的油滑手段，没一丝道理和逻辑在里面。为何不是薛的措辞欠考虑，而茅的动机值得怀疑呢？自然，徐先生与茅熟识，凭着他对茅的了解，可断言茅的动机必是好的；反过来，徐先生大概不认识薛涌，于是胳膊肘只往里拐，棍子全打在薛涌身上。徐先生又认为，此次“薛茅”之所争，没有什么必要意义和必要。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涉及什么为尊者讳的东西，应该是徐先生的真实看法。不得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