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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陈冲

(2018-05-25 22:28:53)
分类: 经典主题研读与写作

《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                  陈冲

有那么一档节目,一本书,讲的是一些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道理,而栏目名、书名,却叫做《论语心得》。

问题是:《论语》是一本什么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说《论语》是一本专讲如何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书。但是一面要讲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一面又要打着《论语》的旗号来说事儿,就不能不对《论语》是本什么书有个说法。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易中天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一种是于丹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两种说法,听上去都挺好,大概也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是肯定也有人不同意。今天的张三或李四同意不同意,没法挨个儿去问,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显然不同意。老祖宗已经把话明明白白地撂在了那儿,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够不够用暂且置而不论,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

一本讲“治天下”的书里,会不会涉及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我的回答是:不仅会涉及,而且必定要涉及。我以前讲过,中国的古代圣贤,是有严格标准的,那就是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劝皇帝当明君,二是教百姓做良民。不仅要把这两件事做好,还得除了这两样其他的事一律不做。有弟子请孔子教他怎样种庄稼、种菜,孔子就断然拒绝,说那不是我干的活儿。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劝皇帝当明君,是个特难侍候的活儿。圣贤们都是极聪明的人,这么简单的事理怎会不明白?所以在各种讲“治天下”的书里,讲到这一节时,一律都是只务虚不务实,无非是“仁政”、“德政”一类的空话,对于皇帝们为什么几乎个个都不喜欢实行仁德之政,则一概避而不谈。这方面不好多说,功夫自然就用在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教百姓做良民上。所以,讲治天下讲得好的书,在劝皇帝做明君上未必有什么突出之处,但在教百姓做良民上必有出类拔萃的地方。谁好谁差,就在这上头见出了高低。

那么,这个高或低又是由谁来“见出”的呢?圣贤们都是些言论家,既没有加以实行的能力,更没有这个权力。劝皇帝做明君,皇帝听不听他的,他左右不了。教百姓做良民,百姓听不听他的,他同样左右不了。孔子在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喇喇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也有人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那么这只是几种说法当中的一种吧。同样作为几种说法中的一种,还讲到人们为什么更愿意听少正卯的课,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们只是些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从历史上看,在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里,很出了几个圣贤,也写了好几本讲治天下的书,且主张各不相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也不比谁更高一头或更低一等。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都混得不怎么样。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起。现在的孔林占地3000亩,那是后来的事。这当中,真正的拐点,真正让孔丘从众多圣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是汉武帝。

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自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大有作为也好,说他穷兵黩武也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位认真的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实行“仁政”、“德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决不是因为他看上了孔丘主张当中关于劝皇帝做明君的那一部分。他这个皇帝怎么当,那是需要由他、也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事,即便是做错了,也只能由他自己来下“罪已诏”,倘若某个臣子自以为高明,硬要出头来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是绝不会对这种臣子讲仁政的。他对司马迁的态度,代表了一个皇帝容忍度的底线。当然,公平地说,一个古代的皇帝,能有他这样的容忍度,能在认识到自己有错时下个罪已诏,已经很不容易了,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这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有头脑、有眼光的皇帝,而这种头脑和眼光,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孔丘价值的发现上。具体讲,就是他最先看出,在所有圣贤当中,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干得最好、讲得最透的,孔丘排第一。他这个看法,不仅在后来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这两千年里绝大多数的皇帝的认同。如果说这两千年里偶有例外,也就是元朝初期。蒙古人入主中原,一开始不明白孔丘的价值,他们把汉人分为十等,其中“儒”被排在第九等,只比排第十等的“丐”高一等,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但也就是在那些年里,中国出了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

即使今天,我仍然佩服汉武帝的眼光。孔丘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真正干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是做良民之道,讲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但是这些具体的道,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各有所属,处在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小道理,有的是大道理,最后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这里面有的是“目”,有的是纲,要做良民,先得举纲,纲举而后,才有目张。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人们把这个加以归纳并略做发展,就是那明明白白标明为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外,还有两个核心:一个叫“存天理灭人欲”,一个叫“克己复礼”。两个核心,归根到底说的还是一件事,克己就是灭人欲,复礼就是存天理。翻开《论语》,开宗明义第二条,就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目的明确:讲孝弟,讲仁,归根到底一个目标,就是让老百姓从“务本”上解决“不犯上”、“不作乱”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张报纸干了一件刁事,以12年一个轮回为藉口,翻出了一桩旧案,即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克拉玛依的大火。大火夺去了323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有284个中小学生。旧案当中又有旧案,就是当大火初起时,有没有人喊过“让领导先走”。12年后,真相并未变得清晰,仍是有人坚称听到过这一声喊,有人则说没有听到过。这篇报道的刁钻之处,就在于它避开了这个说不清的听见过或没听见过,而是直接引用多个目击者对当时现场的描述,给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学生们出于本能站起来以后,又被要求“不要乱,坐下”。而与此同时,坐在中间前几排的领导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那意思就是“让领导先走”这个话有没有人喊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那个情形下,应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很明显,人们抓住这个不放,就是因为它不仅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然而这又的的确确是现在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果证之以《论语》,无论是它的“精神”,还是它的“真谛”,“让领导先走”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从“尊卑有别”的角度,还是从“长幼有序”的角度,学生们的确都应该“不要乱,坐下来”!

我承认,拿这个事儿来说《论语》,也含着一点刁钻的故意。要求2500年前的孔丘具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良知,其实是不公道的。

实际上,我们原可以更简便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有一些我们今天已被普遍认同的待人接物之道,一些常识性的礼貌,一些最起码的教养,都是《论语》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的。比如,如果你要求《论语》里给你提供“女士优先”的观念,或者官员应该是公民的公仆的观念,或者“人欲”其实原是“天理”的一部分的观念,更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可能吗?

面对今天的现实,讲一讲、学一学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确实很有必要。然而,既然是讲给今天的活人听的,自然就得按今天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来讲。今天的问题,需要的是今天的答案。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说不清、吃不准的地方,那就更应该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看看2500年前孔丘是怎么说的。“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前提应该是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封建皇权下的良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近求远。而《论语》原是一本讲治天下的书,是教百姓做良民的书,它的“纲”,今天已是完全要不得的糟粕。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在《论语心得》大标题下的待人接物之道,其实并不是《论语》所主张的道,它们不仅完全避开了《论语》的“纲”,也不是全部的“目”,只是“目”及其以下的比较具体又比较抽象,因而今天还能用,或者还能变通着用的那一小部分。这种东西,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不仅可以从《论语》中找到,极而言之,也能从“新生活运动”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本逐末。那么,看上去挺聪明的人,为何偏要干这种既舍近求远、又舍本逐末的事儿呢?这就不是外人可以乱猜的了。不过,若是不考虑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效果,那么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混淆《论语》的根本性质,以实现封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

最近有一个话题: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我对那个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研究,惟一能说得出来的疑惑,就是有多少中国人,真能弄明白五、六百年以前那场发生在欧洲的运动。若要简便、直捷,倒不如把我们自己已经搞了快90年的“五四”运动接着搞下去,直至“进行到底”。也不用提什么新口号,原来的就好:要德先生,要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论语》是本有趣的书 杨绛

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

“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孔子最爱重颜渊,却偏宠子路。钱钟书曾问过我:“你觉得呢?孔子最喜欢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聪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对孔子最忠诚,经常跟在夫子身边。孔子一声声称赞“贤哉回也”,可是和他讲话,他从不违拗(“不违如愚”)。他的行为,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而且深有修养。孔子不由得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因为他没有反应。孔子只叹恨“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例如“由也兼人”“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子路无宿诺”等。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孔子接下就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没有自卑感,引用《诗经•邶风》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就说,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么自以为美的。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卖弄说:“子行三年,则谁与?”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马上给几句训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由,诲汝知之乎?……”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他会说:“甚矣子之迂也。……”孔子不禁说:“野哉!由也。”接着训了他几句。颜回最好学,子路却是最不好学,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叫他好生听着:“居,我话汝。”(坐下,听我说。) 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不好读书而说的。一次,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子路狠巴巴地护着夫子,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冉有、子贡,和颜悦色。孔子心上喜欢,说了一句笑话:“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不得其死”,必定不忍说这话了。孔子爱音乐,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子路鼓瑟,孔子受不了了,叫苦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孔子就护他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以上只是我的见解。据《孔子家语》: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我认为刚勇的人,作乐可以中和,子由只是走调。)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吾觉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认真要好,子夏很虚心自谦。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 子贡最自负。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说“君子不器”。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就问“赐也如何?”孔子说:“汝器也”,不过不是一般的“器”,是很珍贵的“器”,“瑚琏也”。子贡自负说:“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无加之人。”夫子断然说:“赐也,非尔所能也。”孔子曾故意问他:“子与回也孰愈?”子贡却知道分寸,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回也问一知十,他问一知二。孔子老实说:“不如也”,还客气地陪上一句:“我与尔,勿如也。”子贡爱批评别人的短处。孔子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打算盘,有算计,能做买卖,总是赚钱的。孔子称他“善货殖,亿则屡中”。

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装懂,大胆胡说。孔子听他说错了话,因为他已经说了,不再责怪。宰予言行不符,说得好听,并不力行。而且很懒,吃完饭就睡午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宰予嫌三年之丧太长,认为该减短些。夫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死了没满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吗?宰予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不守三年之丧吧。宰予出,夫子慨叹说:“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贡一样,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语言”。

《论语》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陈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他曾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必闻其政”,是他求的,还是人家请教他呀?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很乖觉,说没有异闻,只叫他学《诗》学《礼》。陈亢得意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不会告诉陈亢。孔子会远其子吗?君子易子而教,是该打该骂的小孩,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这个陈亢,对子贡说:你是太谦虚吧?“仲尼岂贤于子乎?”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虽然自负,却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张。一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于并为仁矣。” 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认识。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他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学唱吧!他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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