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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二《大明疑案》(上部)第四集:胡惟庸谋逆之谜

(2016-07-18 20: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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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百家讲坛

大明疑案

胡惟庸

傅小凡

分类: 我的百家讲坛同名专著

 

大明疑案

 

傅小凡

 

我的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二《大明疑案》(上部)第四集:胡惟庸谋逆之谜

从2016年7月5日开始,我的《大明疑案》(下部)每天一集,已在中央十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连续开播,播出时间12:10,重播23:28,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喜欢收看我的讲座。

我的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二《大明疑案》(上部)第四集:胡惟庸谋逆之谜

 

(之四)胡惟庸谋逆之谜

 

 

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正月的一天,左丞相胡惟庸向皇帝朱元璋禀报说,他家有一口古井,突然飘出酒香,将井水打上来了一喝,您猜怎么着?居然有淡淡的酒味儿!这叫醴泉啊!世间出现醴泉,那可是祥瑞之兆,千载难逢啊!因此,胡惟庸盛情邀请皇上能够亲临他的寒舍,一睹这千年不遇到奇观。本来就非常迷信的朱元璋更觉得好奇,所以就接受了胡惟庸的盛情邀请。

 

第二天,朱元璋乘着马车从西华门出皇宫,准备去胡惟庸家欣赏醴泉。当朱元璋的马车刚刚出了西华门的时候,突然,一个太监打扮的人冲到朱元璋的马车前,一把拉住马的笼头,阻止马车前进。这位太监因为跑得太急,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拉着马笼头的手却一直不松,说什么也不让马车继续前进。朱元璋生气了,大声喝斥他,立刻让开!可是这位太监说什么也不松手。皇帝的卫士们冲上前来,抡起手中的棍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那位太监紧拉着马笼头的手臂,当时就被打断了,不一会儿,就被打得奄奄一息,可是他不顾伤痛,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指向胡惟庸家的宅院。

 

这个时候,身边有人告诉朱元璋,这个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专门负责向外传递皇帝诏书的太监。一个小小的太监为什么敢拼死阻拦皇帝的马车呢?朱元璋觉得这其中必有问题。看着云奇指向胡惟庸家宅院的那只手,朱元璋突然明白了,难道云奇发现了胡惟庸家的什么秘密?一想到这儿,朱元璋开始警觉起来,下令立刻回宫,胡惟庸家不去了。

 

朱元璋返回皇宫大院,立刻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家望去,只见胡惟庸家藏匿着很多穿着凯甲、手执兵器的士兵。朱元璋一下全明白了,心想:“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刺杀我!”立刻下令:“包围胡家宅院,逮捕胡惟庸!”

 

发布完逮捕令之后,朱元璋回身询问那位拦车救驾的云奇的情况,手下人报告说,他已经气绝身亡了。朱元璋对这位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救驾的太监非常感激,为了表彰他的英勇行为,朱元璋在南京城太平门外,钟山之西厚葬了云奇,并且命令有关部门,每年春秋祭奠两次。

 

左丞相胡惟庸被捕之后,经过一番审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朱元璋当天就下令将胡惟庸斩于市,也就是在南京的闹市区将胡惟庸斩了。不过,有的史书说胡惟庸是喝了朱元璋赐的毒酒死的,有的史书说是被凌迟处死的。死法都如此不同,可见这个案件有多么复杂,人们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又是多么的混乱。无论怎么复杂和混乱,给胡惟庸定的罪名却是一样的:“谋不轨”,也就是企图加害皇帝,并且要夺皇帝的大权。

刚才讲的故事史称“云奇告变”,因为被许多明史家和艺术作品所引用,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可是,这个故事至少有三个疑点:

 

疑点一:史料之间相互矛盾。

 

除了刚才所说的处死胡惟庸的方法不一样之外,关于告发胡惟庸谋反的故事,也有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版本。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可以称之为“涂节告发”。出自《明史纪事本末》的“云奇告变”,时间是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涂节告发”是正月初二,“云奇告变”是正月初六,这两件事不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如果“涂节告发”是真的,胡惟庸当天就被打入大牢,哪来的三天后请朱元璋到他家看醴泉的事儿呢?如果“云奇告变”是真的,那么朱元璋怎么可能得知胡惟庸谋反却不做任何处理,反而会接受邀请去他家欣赏醴泉呢?所以,两件事情中必有一件是假的。那么,哪一件是假的呢?

 

我把怀疑的目光锁定在“云奇告变”的故事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第二个疑点:云奇为什么早不报告。

 

云奇既然是西华门内使,由于离胡惟庸家近而发现了他家里埋伏着披铠甲的武士,那么他为什么早不报告,偏偏等朱元璋马上就要到胡惟庸家的时候,才突然冲出来阻拦马车呢?如果拦不住皇帝的车队,岂不让胡惟庸的阴谋得逞了?对于这个疑点有人解释说,当时云奇发现胡惟庸家里有披铠甲的武士之后,并不知道胡惟庸的目的,即使知道也无法通报给皇帝。当发现皇帝出西华门要去胡惟庸家的时候,他既明白了胡惟庸的目的,也有了向皇帝报告的机会。

 

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还是解释不了第三个疑点,什么疑点呢?朱元璋在西华门城楼上,是如何看到胡惟庸家里隐藏着的武士的。

 

据专家考证,胡惟庸在南京的宅第很宏伟,大致与皇宫等高,的确也与皇宫距离很近。不过,即使距离再近,朱元璋站在西华门的城楼上,也只能看到胡惟庸家的屋顶。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站在景山上看故宫,只能看到故宫金灿灿的屋顶,屋内的任何东西都无法看见。那么,朱元璋又是如何透过厚重的屋顶,看到胡惟庸家的屏风和帷幕后面,藏着披凯甲的武士的呢?

 

综合以上三个疑点,完全可以证明,云奇告变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可是,我们论证了云奇告变是假的,却并没有因此证明涂节告发是真的。因为,这两件事很有可能都是假的。即使真有一个叫涂节的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却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胡惟庸就真的谋反了。那么,胡惟庸究竟是否谋反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从胡惟庸的为人说起。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朱元璋的同乡。1355年,就是在朱元璋攻下和州的时候,胡惟庸投奔了朱元璋。一开始,胡惟庸的升迁很慢,一直默默无闻。比如,胡惟庸投奔朱元璋的第二年,朱元璋让他当元帅府的奏差,也就是专门传送各类文件的通信员,显然,朱元璋一开始并不看好胡惟庸。不久胡惟庸担任朱元璋手下的宣使,负责传达朱元璋的指示。以后这官职的升迁就更慢了。从宁国县的主簿,到宁国县知县;从吉安府的通判,到湖广佥事。这个过程整整花了十二年时间。

 

如果是和平时期,十二年从一个通信员混到省佥事也不错了,毕竟是副厅级了。可是,这十二年正是朱元璋的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朱元璋自己从郭子兴手下的一个镇抚,相当于团级的军官,发展壮大成为割据一方的吴王。同时期投奔朱元璋的人,比如,李善长、汪广洋,后来投奔朱元璋的人,比如,宋濂、刘伯温,都已经身居要职。相比之下,胡惟庸的升迁就显得太慢了。

 

胡惟庸觉得不能就这么等着慢慢地升,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他决定要运作一下了。怎么运作呢?找老乡啊。胡惟庸决定去找同乡李善长。李善长这个人特别重同乡情谊,而且当时他又是吴王朱元璋的左相国,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为了打通这位相国的关节,胡惟庸送李善长三百两黄金。李善长收了这么大一笔钱,自然好办事了。很快胡惟庸就被调入南京,任太常寺卿,主管祭祀、礼仪,位居九卿之首,相当于副部级了。不过,地位虽然高,权力却并不大。这样的官职胡惟庸当然不会满意,但是他知道,花钱买官不能心急。

 

果然,李善长没有辜负胡惟庸那三百两黄金。三年之后,也就是洪武三年,胡惟庸被提拔为中书省参政,这可是副丞相了,直接成为李善长的副手,显然李善长是在为自己选择接班人,就这样,胡惟庸成了朱元璋的丞相候选人。

 

不过,我对以上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为什么呢?理由有二:

 

理由一,哪来的三百两黄金。

 

三百两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它的来源只能有两种可能:其一,胡惟庸的家产。如果能够拿出三百两黄金行贿,那说明,三百两黄金绝不会是全部家产,也许是九牛一毛,既然这么富,何必造反呢?其二,胡惟庸贪污的赃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惟庸投奔朱元璋十二年,从一个小小的通信员,干到湖广佥事,他如何攒得了三百两黄金?靠俸禄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就只能是贪污的赃款。可是,这十二年是战争时期,他既没有负责供给粮草,手中又没有多大的权力,这三百两黄金是如何贪的呢?让人难以置信。

 

理由二,信息来源不可靠。

 

行贿三百两黄金,这种腐败行为只有当事人知道。这种纯粹是暗箱操作的事,外人是怎么知道的?据说是李善长的仆人交待的,一个下人是如何知道主人最隐密的事情的呢?能够知道主人秘密的人,一定是主人的心腹,那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主人呢?是否是严刑逼供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以上两个疑点,用钱买官的事,是否真的在两人之间发生过,就很难确定了。虽然是否行贿受贿这种事情很难确定,但是,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关系极其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胡惟庸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二儿子,又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弟弟的儿子。这关系虽然有点乱,但毕竟两个人成了亲家。有了丞相做亲家,胡惟庸逐渐大权在握,便开始大肆收取贿赂,以权谋私,根本无所顾忌。

 

可是,这样的贪官又是如何当上左丞相的呢?朱元璋开始不看好他,又是怎么改变态度的呢?这就得从朱元璋这个皇帝与众位丞相之间的关系说起了。

 

但凡了解一些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大明王朝是不设丞相的。但是,明朝初期丞相一职还是存在了许多年的。先后担任丞相的人有五个,他们是:李善长、徐达、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他们和皇帝朱元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明朝洪武年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让我们先从第一任丞相李善长说起吧。

 

李善长是朱元璋在南下攻打滁州的路上,前来投奔朱元璋的。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朱元璋在前方指挥打仗,李善长主要负责粮草供给,而且把后方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妥善处理。朱元璋把自己比做刘邦,把李善长比做萧何。所以,还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相国,充分展现出他的行政领导才干,是大明王朝的功臣之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登基当皇帝,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最信任的将军徐达为右丞相。

 

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因此,朝廷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手中。由于李善长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左丞相,位高权重,其势力日益膨胀。《明史·李善长传》说他:“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意思是,李善长达到了富贵的最高峰,渐渐地骄傲起来,朱元璋开始有点儿讨厌他了,实际上,是朱元璋感到李善长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面对李善长的威胁,朱元璋动了要撤换他的念头,并且找刘伯温商量此事。此时的刘伯温,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专门负责制订法律、法规和监督、弹劾百官的。刘伯温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要撤换丞相这种既重大又敏感的事情,朱元璋只能找刘伯温商量。大家可能会问:既然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找刘伯温商量,那朱元璋为什么不让刘伯温当丞相呢?我认为,朱元璋对刘伯温不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刘伯温这个人太有智谋了。

比如,当年朱元璋承认小明王为自己的君主之后,每到过年的时候,在行中书省的大厅内摆设一个御座,然后率领众将对着空座位儿行臣子之礼。可是,刘伯温不但拒绝行礼,而且还讥讽说:一个放牛小子,干嘛奉他为王!可是,说这话的时候刘伯温却忘了,朱元璋也是放牛娃出身。朱元璋听了这话之后,脸上顿时就不好看了。刘伯温知道自己失言,连忙单独面见朱元璋,解释他为什么鄙视小明王,并且劝朱元璋夺取天下,自己做君主,不要受制于任何人,并且说:“这可是天命所归啊!”这一席话正中朱元璋下怀,朱元璋不但不再生气,反而大喜过望,连忙问刘伯温: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刘伯温就对朱元璋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刘伯温说:

 

“张士诚这个人,目光短浅,只知道困守地盘,此人不足为虑。陈友谅弑主篡位,胁迫手下众将听命于他,名声太坏。不过,他占据着长江上游,成天惦记着我们,是我们最大的威胁,所以必须先灭陈友谅。等灭了陈友谅之后,张士诚就势单力孤了。到那个时候,一战就可以灭了张士诚。待平定了江南之后,再北伐中原,就一定可以建立帝王之业。”

 

听了刘伯温这一席话之后,朱元璋高兴地说:先生啊,你以后可一定要多多地指导我啊!后来有人将刘伯温这番话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提并论,是有几分道理的。因为,以后的事态发展,基本按照刘伯温的预见实现了。像这等高人,战争年间作为谋士非常需要,但是和平时期当丞相就令人不放心了。

 

再加上,刘伯温这个人有些神叨叨的。怎么个神叨叨呢?比如,朱元璋被拥戴为吴王的那一年,天气大旱。朱元璋问刘伯温有什么办法,刘伯温说:多年的战争杀戮太重,让朱元璋下一道“罪己诏”,就是向上天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求得上天的原谅。以上天的名义,迫使君主承认自己有罪,这刘伯温的胆量,可是真够大啊!

 

再比如,刘伯温还懂占星术,就是利用星象变化,预测吉凶。有一次他对朱元璋说,夜间观测到“荧惑守心”,让朱元璋小心自己的言行。所谓“荧惑”是火星,“心”是心宿,俗称“大火星”,二个火星相遇,天下将有大灾难发生。可是,据天文史学家研究发现,古代文献记载的二十三次“荧惑守心”,居然有十七次并未没有出现,这很可能是某些大臣以上天降灾难为借口,企图干预君主的权力。很难说刘伯温不是这样的大臣。

 

这种以上天为借口干预君主权力的人,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喜欢。朱元璋知道自己很难驾驭刘伯温,他懂得太多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朱元璋遇到问题总是找刘伯温咨询,虽然尊称他为先生,却并没有给刘伯温授予实权,当然也不会让刘伯温当丞相了。

 

正是因为并不打算让刘伯温当丞相,朱元璋所以才会将撤换丞相这种重大而敏感的事,找刘伯温商量。朱元璋提出的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三个人选,统统都被刘伯温否了,这恰恰坚定了朱元璋要用这三个人的决心。而刘伯温建议让李善长继续当丞相,说他资格老,能够平衡诸位将领之间的矛盾,朱元璋反而坚定了撤换李善长的决心。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被刘伯温看好,说明这个人肯定不如刘伯温,这样的人朱元璋才有把握驾驭他;如果被刘伯温看好,那他就是一流的人才,朱元璋就要防范他了。

 

因此,朱元璋以年老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可是李善长退休的时候才五十八岁。显然,年纪大是朱元璋的借口。

 

李善长因病告老还乡之后,朱元璋提拔汪广洋为左丞相,杨宪为右丞相。朱元璋为什么这样安排呢?显然,他是在利用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朱元璋的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大派。一个叫淮西派,一个叫浙东派。淮西派由最初跟着朱元璋参加造反的骨干形成,以李善长为首。朱元璋渡过长江,占领应天之后,向浙东地区扩张。这个时期参加朱元璋队伍的人,后来形成浙东派,以刘伯温为首。利用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了朱元璋驾驭群臣、制约丞相权力的有效手段。那么,朱元璋又是如何利用这两派的矛盾呢?我们就以新任的左右丞相为例。

 

比如,汪广洋是高邮人,他虽然是在朱元璋渡江之后投奔朱元璋的,但他不属于浙东派,更不属于淮西派,是一个中间人物。

 

再说杨宪,他虽然是山西人,但是长期生活在江南,他与刘伯温个人关系很好,即使不属于浙东派,至少是浙东派的同盟。用一个中间派和一个浙东派的同盟来分别担任左右丞相,两个人可以互相牵制,同时又共同牵制淮西集团。丞相之间互相牵制,两派之间相互制约,皇帝就可以驾驭他们了,可见朱元璋用心良苦。

 

可是杨宪这个人,正如刘伯温所评价的,有丞相之才,无丞相之器,心胸太狭隘。他担任右丞相没几天,就开始唆使手下的人,上书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也就是对母亲不孝敬。朱元璋一听就生气了,立刻罢免了汪广洋,然后将他赶回了老家。可是,杨宪不甘心,怕汪广洋再度返回朝廷,所以再一次唆使他的手下给皇帝上奏,史书没说再次上奏的内容,估计是杨宪嫌对汪广洋的处理太轻,所以朱元璋将汪广洋发配到海南岛去了。

 

排挤走了汪广洋之后,朱元璋任命杨宪担任左丞相,胡惟庸为右丞相。可是,好景不长,这位左丞相杨宪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朱元璋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说来也简单。

 

前面说过,杨宪是浙东派的同盟。皇帝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让他制衡淮西派。可是,他却没有领会朱元璋的意思。他掌握丞相大权之后,不是拉一派打一派,也不是调和两派的矛盾,在两派之间求得平衡,而是对这两派同时采取了打击的态度,并且在朝廷内部迅速建立自己的势力。比如,当他排挤掉汪广洋之后,很快将中书省的官员都换成了自己的人。杨宪对中书省大换血,同时激怒了淮西派和浙东派,成为众矢之的!

 

淮西派首领李善长首先发难,给朱元璋上书,弹劾杨宪排斥异己,图谋不轨。同时,退休在老家闲居的刘伯温,这位浙东派首领,也向皇帝提供了杨宪指使同党捏造罪名,诬陷他人的罪证。总之,矛盾重重的两派在倒杨这个问题上联起手来,大家共同对他开始反击,皇帝也就只能放弃他了。因为,两派的联手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到的。就这样,这位新任的左丞相,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朱元璋杀了。

 

杨宪被杀,胡惟庸成了左丞相。那么,谁来制约胡惟庸呢?结果,朱元璋就又想起了被发配到海南岛的汪广洋。于是,就把汪广洋调回南京,先让他担任御史大夫。

 

汪广洋回到南京之后不久,上疏弹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为什么呢?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人,李善长虽然不当丞相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能够通过胡惟庸表现出来,所以必须有人牵制胡惟庸。于是,朱元璋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这就不至于让胡惟庸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了。

 

可是,汪广洋却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为什么呢?因为,汪广洋这个人特别贪杯,一天到晚醉熏熏的,迷迷糊糊地只是守着右丞相的位子无所作为,根本没有起到制衡胡惟庸的作用。朱元璋多次提醒甚至训斥汪广洋,可是毫无结果。朱元璋的设想落空了。不过,一开始,胡惟庸特别小心谨慎,不敢有一点违背朱元璋意志的举动。

 

如此这般小心谨慎,自然会获得朱元璋进一步的信任。当胡惟庸觉得自己已经坐稳了丞相这把交椅的时候,渐渐地放松警觉,开始独断专行了。具体表现是,一些生杀予夺、官员升迁等,本来属于皇帝的大权,他居然敢不请示皇帝自己做主。

 

更为严重的是,胡惟庸开始控制对朱元璋的信息提供,这实际上是想要架空朱元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权臣控制君主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有选择地提供信息,甚至完全封锁关键性的信息。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上奏,胡惟庸必须先打开看,对自己不利的就不上报给皇帝。控制信息的结果,就会使皇帝大权旁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皇帝只能根据胡惟庸提供的信息做出决策,其结果当然对胡惟庸有利。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准备出手了!

 

可问题是,朱元璋在撤换了李善长之后,一会让这个人当左丞相,一会让另一个人当右丞相,利用两相相争,平衡朝廷派系,避免丞相与君主争权。可是,为什么在汪广洋根本不起作用的时候,朱元璋不再更换右丞相,就让胡惟庸一个人独揽大权呢?据我分析,朱元璋经过几轮丞相的更换之后,对能够担任丞相的人选都失望了,他从根本上怀疑,这世上还会有合适的丞相人选。他终于明白了,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人才,只要坐到丞相的位子上,不是碌碌无为,形同虚设,就是独断专行,威胁皇权。问题出在哪儿了呢?结论是:出在制度上,这个丞相制度有问题。

 

要想根本解决皇帝与丞相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好的办法,不是选择优秀的人当丞相,因为,越是优秀的人,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越大。那么,如果选择笨蛋来当丞相,皇帝是安全了,可是要这个笨蛋丞相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朱元璋考虑要从根本上废除丞相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满朝文武看到丞相制度的弊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胡惟庸充分表演。等到他恶贯满盈的时候,除掉他的同时废除丞相制度,就顺理成章了,群臣们也就不会有异议了。

 

胡惟庸哪里知道朱元璋的真实意图,以为是自己本事大,把皇帝都架空了。于是,便开始放心大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了。这个时候,有两种人逐渐向胡惟庸身边聚拢,一种是急功近利想迅速提拔的人,一种是本来有功却因为犯了错误失去官职的人,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些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他们看到胡惟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朝廷的大权,于是就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送给他大量的钱财贿赂他。本性贪婪的胡惟庸那可是来者不拒啊!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个人势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胡惟庸的擅权,必然引起大臣们的反感。首先向胡惟庸发难的,是大将军徐达。他非常痛恨胡惟庸的言行,认为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臣,于是向朱元璋报告了自己对胡惟庸的看法。没想到,皇帝身边有胡惟庸的耳目。胡惟庸马上知道了徐达在皇帝面前告了他的状,因此准备对徐达下手了。

 

如何下手呢?胡惟庸买通了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让他设法谋害徐达。可是这位福寿却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胡惟庸没有得逞。徐达得知胡惟庸居然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付自己之后,决心要与胡惟庸斗到底了,而朱元璋也加快了除掉胡惟庸的步伐。

 

就在胡惟庸身边已经危机四伏,朱元璋准备对他动手的时候,他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言行举止还是那么高调。比如,胡惟庸在定远老家的旧宅中有一口古井,突然长出一块石笋,高出水面好几尺,一些拍马屁的人就对胡惟庸说,这可是好兆头啊!过了不久,又有奇闻传开了,说胡惟庸家的祖坟半夜里会冒火,火光把天都照亮了,胡惟庸更得意了!其实这些传说与他家的井里冒酒气一样,都是编造的,不过不太像胡惟庸自己编的,他毕竟没那么愚蠢,倒像是他的政敌编造流言陷害他。这就好比,当年他陷害刘伯温一样,说刘伯温占自己家乡附近的一块地做墓地,是因为这块地“有王气”。这回该轮到他胡惟庸了,被人们捕风捉影地编造罪名了。

 

就在朱元璋准备对胡惟庸动手,却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时候,一件突发事件帮了朱元璋的忙。什么突发事件呢?

 

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驾着马车在南京闹市区狂奔,结果出了车祸,胡惟庸的儿子从马车上掉下来,当场就摔死了。胡惟庸被丧子之痛冲昏了头脑,当时就把车夫给杀了。朱元璋听说胡惟庸杀人的消息之后,马上发下话来说:“杀人偿命!”胡惟庸找到受害者的家属,给了他们家很多的钱财,希望与他们私了。朱元璋听说之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坚持要“一命抵一命”!

 

可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让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为一个车夫抵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朱元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不会真的让胡惟庸为这个车夫偿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朱元璋说完这话之后,并没有将胡惟庸这个杀人凶手逮捕归案,怎么个“一命抵一命”呢?那么,朱元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据我分析,这是朱元璋的引蛇出洞或者敲山震虎之计。也就是以此为由,诱使胡惟庸做出过激反应,为他除掉胡惟庸寻找更加充分的理由。

 

胡惟庸果真上当了,他认定,朱元璋是以此为借口要除掉他了。怎么办?是束手就擒,还是拼死一搏?反正早晚也是一死,胡惟庸准备铤而走险了。于是,他叫来自己的死党,御史大夫陈宁和御史中丞涂节,暗中商量,准备造反。同时,悄悄地通知全国各地的一些亲信武将,准备听候调遣。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上朝,由于胡惟庸等人前一天晚上一起谋划造反的事,上朝的时候见到皇帝朱元璋就不由得紧张起来。朱元璋见这几位心神不安的样子,就大声质问:

 

“上朝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慌慌张张的样子,成何体统?”这几个人如此沉不住气,实在太没有城府了,真不是搞阴谋的料。当然,也不排除朱元璋故意使诈。更让胡惟庸没有料到的是,朱元璋的一声喝问把涂节吓破了胆,他立刻跪倒,当场揭发胡惟庸谋反的阴谋,想以此讨好朱元璋,洗清自己。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商暠的中书省官员,也站出来揭发胡惟庸要造反的阴谋。朱元璋顿时大怒,对胡惟庸大声吼道:“胡惟庸啊胡惟庸,我对你们几个一向不薄,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于是,命令群臣换着班对胡惟庸进行轮番审讯。朱元璋这招真高明,既让全体大臣都了解胡惟庸的罪状,又对胡惟庸实行疲劳战术,胡惟庸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将他与涂节和陈宁等人一起谋反的事全部交待了。

 

几天之后,众位大臣一起将胡惟庸交待的罪状,上奏给皇帝朱元璋,请求处死胡惟庸和陈宁。同时又指出,涂节本来是胡惟庸密谋的主要参与者,看到事情可能败露,这才告发胡惟庸,这样的人如果不杀,无法对奸人起到警示作用。就这样,胡惟庸、陈宁和涂节,就都被朱元璋杀了。

 

涂节在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同时,还揭发胡惟庸下毒害死了刘伯温,并且说汪广洋知道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朱元璋马上质问汪广洋,可是汪广洋却说,没这回事儿。朱元璋一听汪广洋居然敢袒护胡惟庸,立刻大怒,指责汪广洋与胡惟庸结成朋党欺君,一声令下,就把汪广洋贬到云南去了。可是,押解汪广洋的船刚刚行驶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县)的时候,朱元璋派出送敕书的使者追了上来,汪广洋在去云南的半路上被赐死了。就这样,左右丞相都被朱元璋杀了。

 

杀了所有的丞相之后,朱元璋立刻下令,废除丞相制度。并且警告他的继承者:

 

“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七)

 

从胡惟庸案的结局看,胡惟庸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废除了在中国实施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胡惟庸实际上是丞相制度的牺牲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二个理由:

 

其一,胡惟庸独断专行。

 

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及时被罢免,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杨宪任期太短,汪广洋只知饮酒做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尖锐。但胡惟庸为相七年,独断专行,使得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所以必须除掉他。

 

其二,矛盾的彻底解决。

 

君主与丞相之间的矛盾由来己久,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君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而胡惟庸案的实质是,君权与相权之间矛盾的总爆发,而朱元璋杀胡惟庸同时废除丞相制度,就是这个矛盾的彻底解决。

 

废除丞相制度之后,过去由丞相完成的行政事务由六部分担,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军事和行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皇帝的权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由此可见,胡惟庸案直接影响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未来进程。其实,胡惟庸被杀,丞相制度被废除,胡惟庸案并没有结束,在以后的十几年内,不断牵出一串串的涉案人等,那么都是些什么人受到此案的株连呢?我们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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