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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无名画会艺术家(续一)郑子燕

(2013-09-03 20:40:31)

我所知道的无名画会艺术家(续一)

郑子燕

我和弟弟郑子钢小名叫小黑,还有史习习(习习)、包乐安(包子),后来还有我丈夫韦海都住在203号大院,一度这里成为画友们最初聚会的场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这个文化部机关宿舍首先文化资源丰富,前几天我在电视“人物”栏目中看到“学习型画家许江”的节目,是介绍中国美术大学校长许江。他本人回忆,1978年考进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1980年在学校第一次看到《世界美术全集》,是锁在学校陈列馆的柜子里,由老师每天翻一页向学生展示,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去欣赏。

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些画册是因为习习的父亲当时已经“解放”任新闻出版署的头,借出一本《世界美术全集》中的印象派册,我们翻看时也是那样兴奋,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天窗窥见世界那么多艺术大师的原作,比之前看《印象画派史》里面印刷效果很差的插图,那叫一个过瘾。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大家在一起整天挂在嘴上。刘是回忆第一次见到我们时的情景,他说,他们相互间谈论着一些画家的名字和画,眼神间都是那么默契。

其次203大院里文化人多,只要不要过分的扰民,以他们的社会经历对我们的聚会见怪不怪。赵文亮回忆,他家在石油部宿舍时,他们四人在家门口画他侄女少先队员的肖像受到警察的干预。

1972年前后,同院的史习习借给我亚历山大分面的石膏像,还有宙理和海盗的石膏像,也不知道他从那里搞到的,我喜出望外。作为报答,我把家里珍藏的画册借给他看。我弟弟小黑和习习是发小,他说习习从工厂一下班铺开大纸就画素描。习习的速写本不离身,坚持画速写好几年。在院子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美术青年。父亲对我与这些美术青年来往是首肯的,他说学美术如果是大家在一起画互相有启发学习效果好。母亲看我真的走上绘画道路心有余悸,她希望我们远离意识形态领域,她担心厄运降临到两代人的头上。2006年,当我们的巡回展览即将开幕时,我妹妹从美国发电邮给我,她感慨地说:“与父亲相比你们是多么幸运啊!”父亲是1973年去世的,他的愿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也许就是他,在冥冥中指引我去结识了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说我取得了什么成绩,我要把成绩归功于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最早从习习那里听到他谈起新近结交了几个人,大约是1974年,当时他的话语是充满欣赏和赞美的。我记得习习当时谈到赵文量时,他说:“真神了,他怎么什么歌都会唱!”要知道,这种称赞出自从小长在文化艺术圈子里的人。我当时的印象,他认识了社会上几个很特别的人。当时社会好象继续在大串联,不是地域间的流动而是不同人群的分化重组。工厂停工,学校没有正式开课,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呆在家里,还有许多没有“解放”的干部赋闲在家,各人自己找乐子呗。有一次习习和赵文量等人出去写生,好象是到八大处,回来后挺兴奋的和我聊起大家写生的情况,并让我看他的画,他说其中有赵文量给他添的,我看见画面右下角有一片看似随意的柠檬黄,既像秋天的黄叶又提亮了整个画面,而且感到这个颜色显得很厚实,亮丽而纯洁的色彩,很潇洒的几笔。

 “你还挺有眼力,就是赵文量给我加的。” 习习说。

大约1972——1973年这段时间,我在中山公园搞“五一”和“十一”游园美术工作认识了在美术组学习的马可鲁、王爱和,后来我们经常一同出去写生;马可鲁带张伟、韦海到我家来看我画的画,我当时墙上钉了很多素描和油画习作。记得当时张伟个子比较高,很黑,不太讲话,戴眼镜的马克鲁比较和气,有南方人的口音,韦海显得傲气,第一次见面评论我的画就毫不留情。就这样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美术团体,不仅年纪相近,大家基本上都是居住在东城、西城,有时在我家或者习习住的西楼上那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聚会,习习的父母没有和他同住,203大院这间屋子是机关分给他和陈阿丁的宿舍,自然就成了青年人聚会的场所。晚上是聊天,白天如果不上班就画画,当时文化活动贫乏,学校教育缺失,人闲着能干很多事,种月季花,养鱼,打家具,甚至捞鱼虫,这种类似文化人的聚会肯定会应运而生,我们是画画,还有人是玩乐器,作诗。看个“内部电影”趋之若骛,社会对文化生活的贫乏的忍耐快到极限。

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份工作,第二天都要早起上班,虽然是苦哈哈的工作,更有令人厌烦的政治学习,可这是分配来的差事那敢丢啊,况且还可以糊口,我在院子里有时碰到肿胀着眼睛昏头胀脑去上班的习习。晚上的聚会不可小觑,在那个年月熬过来能让自己觉得还是个人,有一个自己选择的小圈子大家相互支撑。

第一次习习告诉我晚上赵文量要来,与比自己岁数大的人交往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会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一块来的,我看到一个谦虚和气的中年人,眼睛挺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底气很足,那时他应该是三十五、六岁,他是赵文量;杨雨澍有点像外国人,大概三十岁上下,满脸落腮胡子挺憨厚的感觉;石振宇显得滑稽鼻孔上翘,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会从眼镜片上面看人,一会从眼镜片下面看人,很能活跃气氛。后来还有张达安也来过,他们周围还有几个人,记得有杨月华,田玉等。赵,杨,石曾是一所私立熙化美术学校的同学,在一起有几年了。

在与外人相处时,他们的关系显得很默契。从一开始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中心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是赵文量,杨雨澍和他显得最近。他们当中的聪明人是石振宇,思维迅速语言表达能力强,这一点不仅他们认同,他马上就会令大家领教。有时在谈到某个话题,他们相互补充,从他们每个人的角度或叙述或争论,你很容易了解他们愿意向人袒露的思想情感和回避忌讳谈到的一些事。逐渐熟悉后我了解到赵文亮有2个女儿,因为志趣不同,感情不和与妻子处于分居状态,独自带着一个小女儿叫二秀在什刹海附近的东煤场一间小平房生活。杨雨澍当时没有结婚,在生产印刷机的人民机器厂工作。石振宇有一个儿子叫老虎。这个成年人的团体在较短的时间里逐渐形成无名群体的中心,年轻人如果单独发表什么见解,讲话的风头很难盖过几个成年人成熟的话语规则。韦海是不吝的一个,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赵文量始终不善于“侃”理论,他从头至尾就是一个实践者,他的很宝贵的绘画思维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他很善于和我们交往,对大家都很和气有师长风度。有时他参与进来的开场白是:“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觉得那天赵文量表现很绅士,2007年4月我和他通电话,他说记得那天我端了一杯茶来的。看来他对第一次见面也印象深刻。这应该是1974年。习习那间屋子里最多挤下15、6个人,这是各路人马大会合的时期,常来的有张伟、韦海、王爱和,马可鲁引带了同在饮食系统工作的邵小刚、刘是,张达安、赵汝刚是认识赵文量等人而加进来的,李珊是跟张伟来的,杜霞是在钓鱼台认识大家的。室内的聚会增加了相互的了解、沟通,同时也是室外写生的延续。我记得有一个叫刘小弟(音)的和韦海都唱过歌,刘小弟最拿手的歌是“满江红”,唐可信和住习习隔壁的孙延宾弹吉他。 

这伙人主要是画画的,我们在一起更多的内容是对当时体制内美术的嘲讽,有时白天在外面写生意犹未尽几个人带回来的油画也成为大家聚会欣赏品评的话题;翻到习习的好几本速写就有人画速写、聊线条、骂“实体感”。当年大家鄙夷的是“中国土油画”及苏联的“马可西莫夫体系”。对《印象画派史》几乎耳熟能详,书在大家中间传看快翻烂了,后来我包了一个书皮。因为喜欢印象派,我还学过一段法语。我家里的《柯勒维兹画册》日本《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作品选集》也着实让大家看了一段时间。我抱着那套厚厚的4开大小的《苏联国家博物馆藏画》和《列宾作品集》到习习那去,大家是那样虔诚和认真地一页一页小心翻看。当时我不知道赵文亮对苏联画家和作品为什么那么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我记得赵谈到杰内卡的“晒干鱼”的色彩是他比较欣赏的,还有谢列布良尼的画的手术室,高调子显得与当时社会常见的作品反差大。我觉得杨雨澍也很崇拜苏联的某些画家。当谈到某幅作品时,你可以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展览会上见到它的原作,或在某本画册上初次看到这幅作品的印象。小包子曾经想办法让我们到北图看过新买进的《世界美术全集》若干册,后来习习借到印象派的那本大家临摹,大家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那样的欣喜。韦海记得他在习习那里还看过一些日本浮世绘的作品。每当搞到新的画集就掀起一次聚会的高潮,大家互相转告并且成为当天聚会的主题。当时传看的许多书是我和大家相互提供的,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世界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还有苏联的白皮书(内部参考书)像《小铃铛》《普隆恰科夫经理的故事》《钓香蕉鱼的好日子》《麦田里的守卫者》等。

这些书来的不容易。文革初期203大院有几间平房堆积着将要送往造纸厂销毁的图书,习习和小黑带着面包一连几天从天窗爬进去,习习挑画册,小黑挑书然后晚上灰头土脸的背回家,那时我很为小黑担心,怕他被人抓住。其实他们抢救了一批宝贵的精神食粮让许多人聊以度过蹉跎时的文化饥荒。我记得他装了一个大木箱运到农场去,农场的朋友都记得这个大木箱的书。前面提到的很多书都是这样到我们手里的,那些年除了画画,我真得到很多时间看书,虽然学校的系统学习中断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时时感到这些书给我的滋养。有一天院子里一阵嘈杂喧嚷,开进来一辆大卡车下来几个人用大铁锹把这几间屋子里的书铲了满满一卡车,在他们来来回回装车的时候,满地都是书,我看到还有不少线装的老书,唱片也在他们的脚下踩,脏脚的踩踏我仿佛听到被捻破的书在呻吟。这个时候我从心里感到一些东西在毁灭。想到小黑背回家的书,我在心里愤恨的说,偷的好,就应该偷走。至少这些书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

那个时期我很喜欢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和他有某种心灵上的相通,《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奋斗精神更让我感动。我觉得我们是中国美术的希望,我们正在干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当代美术的精英。那时,仿佛什么人都不在话下,和我们相比都不具备“超凡脱俗”的境界,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在中国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国美术的希望。现在想起来,仍为年轻时期拥有的这份豪情想大喊一声——好。

习习对来他住处的人尽主人义务给每一个进屋的人找座,因为屋子里总是人满满的,两张睡觉的单人床有时前后排坐人。可能的话他弄一点茶水给大家喝,忙完了他就坐在角落里画速写。我对他的速写挺佩服的,他喜欢用比较硬的铅笔排线画,他跟我说总想有所突破,显得对自己很不满意。当时习习的样子像白面书生清瘦秀气,腼腆爱脸红和有些口吃。习习的父亲作为老干部进城以后没有抛弃结发妻子,为人忠厚在机关长辈中间有很好的口碑。习习的二哥比他大10岁左右,习习和他妹妹是解放后父母再度聚首出生的。这样的父亲在他的心里分量是很重的,他的父亲是文化部的司局干部,浩劫中曾受到非人道的待遇,这批老干部被带上高帽子从关押他们的大庙(明代的)押出来游街和批斗。孩子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突然丧失做人的尊严,对习习在心理上伤害挺大。部长周维峙的夫人著名歌唱家王昆当时被剃成光头打扫厕所。有一个歪脖是看管老干部的人,经常欺辱“犯人”,文革后期院子里的孩子中间有人曾经想找他算帐。那是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荒谬时代。

韦海和马可鲁都记得习习跟他们谈到看见父亲被戴高帽游街时的痛苦心情。习习被分配到北京吉普车总厂当瓦工。他爱幻想也很想自己成为一个侠客,院儿里有一个和他在同一工厂的人说,看见习习中午休息的时候在树荫下挥舞一个树枝,习习说想象自己成为拿破仑了。我在他的速写本上好几处看见他画的拿破仑肖像,带着船型帽。消瘦的拿破仑还真有点像习习。他的速写不仅是单个的人物,相当数量的是有场面的,比较复杂2-3个人物的,近乎一幅完整的黑白作品。他总是对自己的油画不满意,有些画是当场从画箱中拽出来扔到河里去,还有些作品消失在30多年的岁月里。现在他仅剩一幅油画,从画面角度分析应该是从他居住的西楼二层窗口画出去的,画的是大院的东楼,画面中楼的上半部沐浴在夕阳里,近处是几枝纤巧的桃花,这样的画幅在当年应该不算小,作品阳光的感觉很好,据说这幅画是因为同院的朋友要走了才得以留存。现在无名画会的展览经常从收藏这幅画的朋友那里借,现在这位朋友把画送还给习习的妻子江黎,江黎做了一个复印件留给朋友。

习习和我一样,一直就希望能有机会去上学,他的父亲“解放”得早,考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美术编辑工作又东渡日本留学。2000年他从日本回来到我家时已经变成发胖的中年人了,但是我感觉他对朋友仍然很坦诚,言谈话语很有见地,他在不同的社交圈子里都是很受欢迎的人。从日本回来后习习曾经在798石振宇和小罗夫妇的工作室工作,他跟我说,老石有很大变化。赵文量,杨雨澍办画展和出画册习习也捐了一些钱。当年我们去北戴河,杨雨澍的火车票钱是习习出的,这件事杨雨澍说过几次。杨雨澍认为203号的孩子中间习习最没有某些习气。习习与同在日本留学的江黎结婚,他们的儿子是在日本怀孕后回国生的。江黎也是203号大院的,记得她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地震时他们家的防震棚在我们家旁边,不仅年龄有差距当年没有什么交往,我们在院子里被家长视为另类。我直到这次在德山画廊“无名画会”的回顾展上才看到习习后来在日本创作的雕塑作品,我感觉他的作品不同于某些追求张力风格的雕塑,他的雕塑委婉和秀美。习习本人就如同他的雕塑作品,从不张扬但是很有灵气。

他从日本回来买了一辆四轮驱动的湖蓝色吉普车,很快汽油涨价他挺后悔,我问他为什么急忙买了这样一辆“油耗子”他说为了钓鱼打猎。马可鲁说习习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张伟、马可鲁几次从美国回来在我们家聚会,习习都是开着他的吉普车接送人。有一次他自告奋勇负责烤肉,中午提前来忙得不亦乐乎。最后一次来时我明显感觉他身体不舒服,他说胃老疼正在吃中药,孩子要放学他先走了。我觉得他是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在远郊区精心设计建造了一个院子约我们去玩,他很喜欢我们家围墙上的蔷薇和爬山虎,我帮他剪了许多枝条。他拿到那个院子里去扦插,院子还没有彻底完工就知道他检查出胰腺癌,在协和医院手术后做化疗,我和韦海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点滴化疗药,被癌症和化疗药摧残得很瘦弱,有点像30年前的样子。

 “等我过两天能起来去看你。” 他无力地向我们挥了挥手说。

那时韦海正好也在协和医院住院,从病房出来韦海抑制不住号啕大哭。几天后他提着引流瓶,江黎陪着他来韦海病房,那次是我们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我给他们拍了照片,可能是习习精神状态还好的最后留影,没过多久他就永远地走了。那是2004年10月3日。石振宇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眼泪真是夺眶而出,韦海让我给在美国的张伟打电话,也不管美国正是凌晨,因为我们实在需要有人来分担失去朋友的痛苦。送葬那天,我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参加习习的追悼会,203号的朋友们担任了所有的工作,去的人都非常痛惜,虽然他只活了51年,习习留给朋友们的是无尽的思念。我把一支白色的玫瑰花放在他的身旁,江黎和身旁的小儿子满脸泪水,我看着他的照片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江黎跟我说想把习习的骨灰安葬在他插满蔷薇花的院子里,但没有这样做,为了尊重他家人的意见。我想又是春天了,我多么想告诉他蔷薇开花了……。

 “他(习习)对我说‘哥们,脚坏了,可咱们手别再坏了。’现在我还活着可他却走了……” 韦海难过地说。几年以后韦海也走了。

2013年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的“黎明曙光,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年中国的前卫艺术展”开幕时,我和习习的妻子江黎赴香港同住一室,两人聊得很投机。她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教授,对椅子很有设计成果。江黎讲,他们从日本回国定居时,习习很多雕塑都没带回来,有的还是获过大奖的作品,现在在国内的这几件雕塑作品是江黎坚持带回来的。无论当年无名画会时的油画作品还是在日本获奖的雕塑作品,对于习习来讲,只是一个创作过程,他只享受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他的潇洒绝不是装的。

习习病逝后江黎独自把儿子培养得很出色,孩子通过SAT考试顺利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告慰习习在天之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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