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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2】京剧水浒戏的观念意识及其艺术成就(张俊卿)

(2020-04-19 10: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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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京剧资料
[转载]【转载2】京剧水浒戏的观念意识及其艺术成就(张俊卿)
《狮子楼》,李少春饰武松

    第二章 造反精神与礼乐传统 

    第一节 具有人民性的反抗意识和生存意识 

    一、《小鳌山》的人民性特征 
    京剧水浒戏里对抗官府的戏为数不少,但与小说《水浒传》相比,某些剧目更体现出其人民性。
    《小鳌山》取材于《水浒传》31--34回,思想性比原著有很大的提高。原著只通过花荣之口说刘高和他的夫人“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残害良民,贪图贿赂”,但具体有怎样的行为并没有写。王英把刘夫人捉上山,只是单纯解决他的性饥渴,宋江劝王英放走也只是为了戒色。作者也趁机反复强调女色是祸水的观念:刘高夫人被放走后,果然要害宋江的性命。原著称刘高是个贪官,刘夫人是个淫妇,实际上包含的是对文官的鄙视和对女色的仇恨,所以尽管写的是对官府的反抗,但其反抗精神是很狭隘的。 
    《小鳌山》首先给刘高增添了一个背景,刘高不但是个做官的,还是个高利贷者。戏的开头,刘高因见平民赵兴的妹妹很有姿色,就叫赵兴将其妹妹押身还债,还要一心进献给慕蓉知府。《水浒传》33回说“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到了《小鳌山》里则变成了刘高为了讨好夫人,逼着老百姓举办花灯。第九场还安排了几名百姓向秦明哭诉: 
    元宵节放花灯、放花灯,刘高把计生、把计生,每家银一两,迟交便受刑、便受刑! 
    我家无银两、无银两,知寨不容情、不容情,欠下高利债,一月要还清、要还清! 
    刘高夫人马尾兰成了重要角色。王英对马尾兰充满了仇恨,因为他认为“贪官的家小决不是什么好东西”(第三场)。但宋江、燕顺却体现出一种辩证的看法。燕顺说“刘知寨毒害黎民,不干他妻子之事”(第三场),宋江说“贪官的家小未必贪”,并告诫马尾兰“回衙快把刘高劝,莫使人间造孽冤”(第六场)。马尾兰放回后,说起外面对刘高的议论(第七场):“这些个谣言,都是那些无知万民胡说八道。我们老爷,称得起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众强盗听了我的话,信以为 真,可就把我给放啦。”这些内容的添加说明了刘高与梁山、与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全剧的焦点转移到贪官与平民百姓的矛盾上来,有了更多的社会内容。 
    最大的改动在秦明如何入伙梁山这一点上。小说里的秦明只是慕蓉府派去征剿梁山的一名大将,作者单方面突出他性如霹雳火得急躁,形象单调片面。至于秦明如何入伙梁山,乃是宋江用计,杀人放火,让秦明无退路可走。无论是慕蓉府征剿梁山还是宋江赚秦明入伙,都只是停留在是忠于还是谋反朝廷这一层次,丝毫没有涉及平民百姓受压迫剥削的社会现实。而《小鳌山》则大不一样,秦明以忧国忧民的姿态上场,听了众百姓的哭诉,立刻找慕蓉彦达辩论(第九场)。一个说
“家家笙歌,处处灯火,真乃太平景象也”,一个说“想这元宵佳节,只是我们为官的元宵,并非是黎民百姓的佳节”。双方观点直白,对比鲜明。但秦明的思想并非如此简单,秦明一方面看到
“清风山抱不平正义可敬”,又想到“只是这‘忠孝’二字付与流水”。二十九场还穿插了刚入伙梁山的平民赵兴、郝旺的对话,以激发秦明的思想活动。秦明听了有些心动,但在忠于大宋还是入伙梁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还是决定尽忠朝廷。在特定的身份和环境下,秦明的思想斗争还比较复杂。慕容彦达因前番的争论而记仇、报复,成了杀掉秦明一家的主谋。这种报复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深入到了官府与平民百姓的社会矛盾。 
    《小鳌山》在秦明一家被杀之前大做文章,三十场秦明与他的家人充分抒发生死离别之情。  
    秦母  哎呀!(西皮导板)一见此情泪满腮,媳妇!孙儿!唉,儿啊…… [四喽兵扶起秦明介] 
    秦明  我妻!娇儿!唉,母亲哪…… 
    这种场面是很能感动人心。秦母一开始责备儿子不忠不孝,以之为耻,祈求快点杀,然而听了儿子的辩解与慕蓉的言辞,明白了慕蓉是蓄意杀人,于是鼓励儿子造反。“我儿虽无叛逆之心,如今被这奸贼所迫,害得你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也罢!我秦家累世清名,你也不必顾恋,你就反!反!反!反了吧!” 
    比起小说来,《小鳌山》真正体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秦明入伙梁山更具有了合理性,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秦明本人的爱民之心,慕蓉府的报复,梁山为民除害的正义性,母亲的鼓励。同时英雄的反抗不限于英雄个人的得失,而有了广大民众的参与。英雄也不再是神话的英雄(没有任何家庭观念),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因此,这样的改动是人物更具有了真实感。 
    二、英雄起点的下移 
    在英雄对抗官府的戏中,英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草莽英雄,他们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与朝廷关系比较疏远;另一种是原本在朝廷做官的,或有志于朝廷建功立业的人。前者如《打渔杀家》的萧恩,“武十回”的武松,后者像《太湖山》的李俊,《大名府》的卢俊义,《野猪林》的林冲,《浔阳楼》的宋江。后者数量上居多,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更能体现人民性的特征。两种英雄对抗官府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前者更突出英雄个人的斗争。英雄虽然受到官府的欺压,但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亲手将仇人杀掉。后者更倾向于突出英雄的受难,英雄无一例外地被打入死囚牢,依靠其他好汉的帮助(通常是劫法场)来获救。受难的英雄其实没有多少反抗行为,而英雄与官府之间往往纠缠于私通贼寇,谋反朝廷这一层次,使得对抗官府的行为意义不大。 
    这一点可以在《打渔杀家》对《水浒后传》相关情节的改编得到印证。《打渔杀家》是京剧的一个经典剧目,一般认为是取材于《水浒后传》第九至十回,实际上仅取这两回中吕太守征讨渔税这一事实,而像李俊于元宵节看灯,被当作梁山泊余党拿入监狱等一系列情节,则一概删去。“自古以来文学家总是关注着人的生存质量,关注着人的生存境况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打
渔杀家》虽然由不知名的艺人所创,但它比《水浒后传》有名有姓的作者陈忱更能体现这一道理。它把英雄的起点大大降低,萧恩以一个普通的渔民出现在舞台上,打鱼的目的很简单,为了生存。不打鱼囊中无钞,无法度日,萧恩的生存处境正反映出广大老百姓的生存处境。英雄的反抗行为没有了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之类大而空的政治口号,却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为生存而斗争。 
    《打渔杀家》的主题思想比原著要单纯的多,又要深刻得多。它只把矛盾集中在萧恩与丁府之间,倾向于刻画最普通人的情感与需求。萧恩与萧桂英之间的亲情在决心杀掉仇人的时刻刻画得尤为细致,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情味。《打渔杀家》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相比之下,《水浒后传》就逊色多了。 
    武松一系列的戏(丛刊23)同样突出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狮子楼》与《打渔杀家》都有一个类似的细节:英雄受了恶霸的欺辱,向官府告状,但官府受了恶霸的贿赂,反把英雄打了四十大板,英雄明白了原来官府并不主持公道,便绕开官府,杀掉仇人。盖叫天强调:“武松去官衙告状,在戏中是极重要的一笔。”《水浒传》也有这么一笔:武松先去告状,再请众乡邻,当众先杀潘金莲,再杀西门庆。主要意图是向读者展示奸夫淫妇的下场。《狮子楼》将情节调换了顺序,把武松请众乡邻放在告状前面,先杀西门庆,再杀潘金莲。这样的改动,表现了武松的心细,同时把官府放在重要位置,点明西门庆与官府的关系。英雄在打官司时,成了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弱势角色,反映了民众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既然官府不主持正义,英雄受恶霸官府双重欺压,被逼至无路可走的时候,英雄杀掉仇人便具有了正义性。 
    京剧《快活林》也对人物关系做了一些调整。小说《水浒传》里,尽管有“快活林酒店”这一称呼,但“快活林”确切地说应该是个地名,施恩也算是个地头蛇,因为周围各店家、赌坊、兑坊都要送闲钱与施恩,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得参见施恩,然后才许趁食。《水浒传》写施恩与武松的故事,是有意识地表现有恩必报的思想,甚至不惜牺牲是非判断以赞赏弘扬这种思想。武松因施恩施舍几顿饭,便为施恩醉打蒋门神,甚至不惜以生命相报。通过对武松报恩的表现,作者表明对武松的赞赏与崇敬。京剧《快活林》里,“快活林”是施恩开的酒馆的名字。施恩除了开酒馆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行为,较原著要单纯多了。蒋门神听说开了一家酒店,前去潇洒一番。吃酒不给钱,命施恩将酒馆让他开几天。《快活林》省略施恩的施舍行为,而突出在去打蒋门神的路上,各个店东向武松敬酒的场景。武松有句唱“兄弟行在大路上,两旁俱是好客商。”各个店东都称施恩为“施公子”,这些店东和施恩都是朋友关系,他们向打虎英雄表示敬意,武松表现得很谦让:“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而对方却说“四海之内,皆为朋友”,于是把施恩放在小民的位置上,蒋门神成了众店家都害怕的人物,武松的行为也由报恩变为打抱不平。在舞台上,武松被塑造成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并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体现出崇高的美学风范,反映了民众所寄予的希望与理想,成了一种抱打不平,为民除害的象征。 
    三、对残忍行为血腥场景的摒弃 
    《水浒传》里带有自然主义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二十五至五十回之间,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梁山好汉杀掉谋害自己的仇人(在书里多被认定为奸夫淫妇、贪官污吏一类),结局都是剖腹剜心,割下头颅,甚至被一块块割肉吃掉。另一种是许多好汉在不认识之前你死我活,一方要将另一方做人肉包子,下馄饨,或是在吃饭喝酒之时无理取闹,大打出手。互通了姓名后,言归于好,称兄道弟。 
    京剧水浒戏对于前者都是点到而已,含有较多的舞台因素,因为血淋淋的景象是不容易在舞台上表现的。对于后者,则省略了他们在不相识之前的情节,这种删改则带有较多的道德因素。《小鳌山》省略了宋江险被王矮虎、燕顺做人肉包子的情节。《小孤山》省去了宋江被带入李立的人肉包子作坊,李俊赶来让宋江还没被下手。《浔阳楼》省略了戴宗在不认得宋江之前非常凶狠地对待宋江。《真假李逵》把李鬼当作好人来处理,李鬼受了李逵的帮助后,感激不尽,和李逵同上梁山。此外,《武十回》没有包括武松醉打孔亮,后遇宋江两人又和好的情节,尽管盖叫天在其口述中偶提及《打孔亮》,但整本《武松》到了《蜈蚣岭》就结束。可见,《打孔亮》可能出现过,但很快遭到淘汰,似乎“醉打孔亮”与民众在武松身上寄予的英雄形象不大相称。说明原著中好汉的某些行为并不能为广大民众包括艺人们所认同接受。相对于《水浒传》来说,京剧水浒戏有了一定的是非标准,艺人们对此类的情节,不是点到而已,化丑为美,多数是斩草除根。原著中宋江发配江州这段描写含有很多的巧合性。好汉打斗多拿别人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好的原因则是仅仅听说了对方的名字,一听对方是宋江马上改颜换色,认作兄弟。这种叙事逻辑到了京剧的时代早已为艺人所抛弃。通过这样的删改,虽然人物的道德评价比较单纯,单纯并不意味着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而是对原著人物性格发展不合逻辑的一种纠正。艺人们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人的感情态度的变化,需要有充分的社会心理依据。 
    总的说来,京剧水浒戏中,好汉与官府之间偏向于斗,而好汉与好汉之间偏向于和。《柴家庄》一剧删去原著宋江无意碰了武松,武松要打宋江的情节,对原著中武松在柴家庄醉酒大人的前科也只字不提,却有意突出宋江武松在刚见面之时朋友的情谊。此剧是柴大官人传唤武松见宋江的,宋江和武松同在柴家庄上避祸,相见之下十分契合。第四场有三处值得注意。一是柴进的一句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些小之事,何足挂齿!”二是武松一出场便叹:“一生事业余长剑,半世
飘零类转蓬。”并说:“想俺武松乃是粗鲁之人,不愿结交官吏。”三是武松说:“俺因思念兄长,意欲回乡探望,不想疾病缠身,耽延了日期。如今与兄长相会,心中欢悦,病体好了大半。只因思兄心切,日内就要启程,不能与兄长盘桓,岂不令人可恨!”这三处都是在原著的基础上的发挥,最后一句先让武松表达了相见恨晚之情,再表现相离别的依依不舍。由此可以看出艺人创作的思想倾向,好汉之间的“和”,并不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的景象在京剧水浒戏里非常少), 而是相互帮助间体现的友谊。 
    对于好汉的残忍行为,无理取闹,某些剧目甚至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小孤山》即是一例。原著里薛永街头卖艺,宋江路过,给予资助,而在揭阳镇称霸的穆弘认为宋江灭了揭阳镇的威风,因而发生打斗。而此戏把薛永和穆弘的冲突放在酒馆里,让酒保作为他们之外的第三者。视角从英雄转向了平民百姓,完全是于原作之外的发挥。 
    在这场冲突中,穆弘穆春兄弟先预定了座位。宋江、薛永来吃饭时见座位空着就先吃。等到穆弘来的时候,酒保求他们让一让。薛永不屑一顾:“哼!你拿穆家寨欺压我们不成?”而宋江的两个差人也故意刁难(第七场)。穆弘见有人占了座位,便与薛永大打出手。酒保谁都不敢得罪,却成了双方厮打的最大受害者。“哎!你瞧,白吃白喝,上楼就打起来啦。这买卖还干个什么劲儿,不干啦!挑幌子,上板儿。伙计们,贴封条,此铺出倒!”
    编剧通过酒保之口,对双方都有声讨。作者已不是站在英雄的立场来写英雄的武艺高强、丰功伟绩,而把目光投向于社会下层人生活之艰难。同样在《石秀探庄》里,作者也借钟离老人之口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些都是当时兵荒马乱时期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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