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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文学写作去尝试自杀,而不是被杀

(2016-04-25 16: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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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期待文学写作去尝试自杀,而不是被杀

唐诗人 周明全

兴趣的发现需要时间的折腾

周明全: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还以为是笔名。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你父母当初给你起这名字,是否寄托了什么?

唐诗人:很多人从我的名字里猜测我的家庭是读书世家。我却觉得,读书世家一般都不敢这样取名字吧?只有农民有这个胆量。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就是大胆。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遭遇非常具有历史性。我爷爷是那个年代的中学教师,还戴着其他一些政治帽子,所以我爸说家里稍微老一些的书都被烧毁了。我父亲出生于饥荒年代,在学生时代备受欺辱。后来他幸运地去参了军,但也因出身成分问题导致各种不遇,一气之下就回老家种田了。我一直认为,他是在以一个知识者的情怀做着最底层的活。我小时候很怕他,现在他老了,我不怕他了,但很同情他,我希望能够实现他的一些情怀吧。

周明全:这样的家庭,对你理解历史其实是有帮助的。我看你在自述中说,你初中时就开始看《平凡的世界》《人生》等,高中时代开始看高晓声、史铁生等人的著作,但直到2007年,才真正开始喜欢文学,开始大量阅读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的作品,后来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的文艺学硕士,最后才转入中山大学现当代文学。你是受中学、大学的阅读引导走上文学批评的,还是因为本科时的专业让你失去了兴趣而开始做文学批评的?

唐诗人:很惭愧,我小时候的阅读基本是胡乱拼凑起来的,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现在回到家里,同村的那些人问我读博做什么,我说读书写作。他们就提起我小时候,说跟我一起玩时都见我带着书。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干什么都带着书。遗憾的是,那些书其实都不够优秀,很多是我并不喜欢读但实在没什么可读只好拿来读的。但这也暗示了我的性格,即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有阅读的借口,我可以一个人待着。我后来阅读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发现里面的马塞尔在同伙伴们玩时老开小差,融入不进去,我就特别有同感。

高中时代有图书馆,可以自己找一些书来看。但江西的高考,竞争是很惨烈的,被考试压着,什么别的兴趣都要搁置起来,阅读的兴趣同样如此。进入大学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图书馆的价值,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去发展,所以在图书馆阅读成了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一开始,我是成系统地阅读那些世界名著。虽有许多心灵震撼,心却还是不满,因为它们与我的生活还是太远。后来,一位爱写作的朋友介绍我读《活着》。阅读时,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自小他就讲给我的那些历史,好像在这里得到了呼应。于是,从《活着》延伸到余华所有的作品,从余华再延伸到格非、苏童、莫言等。从他们的作品中,我模糊地意识到文学同生活、语言、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这些复杂性,刚好在我偶然翻到的《先锋就是自由》里找到了答案。然而《先锋就是自由》却改变了我的阅读方向,它成了我理论阅读和现代主义文学阅读的起点。我从这部著作开始,寻找脚注上的各种书籍,不断地延伸,导致我的文学阅读兴趣完全转向了哲学、宗教、美学,所以后来考研就选择了文艺学方向。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现实考虑,比如孙绍振老师和南帆老师都在福建师范大学文艺学方向代课。文学批评写作是潜藏在我内心里的东西。因为读了谢有顺老师的《先锋就是自由》,才知道文学批评可以那么有趣有深度有意义;再后来阅读了南帆老师、陈晓明先生的众多批评文章,都深深感觉到了文学批评的魅力。大学时我写过一些文学作品评论和很多哲学社科类书评,当然都是私下写,现在读来,都很幼稚,但也是那个时代的收获。我觉得,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继续追求这种兴趣并把它作为志业,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才会真正进入其中。

周明全:你一路走到文学批评上,有点像你的师兄李德南所说,不是我选择了路,是路选择了我。你大量阅读哲学、美学,如宗白华、朱光潜,还有西方的柏拉图、贺拉斯、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美学的知识背景对你从事文学批评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诗人:这些算是我本科时代的阅读积累了。那时候黑龙江大学的选课制度非常好,全校的课基本都打通了,而黑大的哲学很好,所以,我就选修和旁听了很多哲学系的课。文学院的课,我也旁听了很多,叶君老师讲萧红等现当代作家的课非常吸引我,所以我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也与叶君老师课堂上的精彩讲解相关。

对于这些美学知识与我的文学批评有哪些关系,我以为这是内在化的。我很多时候的阅读感觉,或许就与我的这些知识修养相关。比如文艺心理学问题,我现在的阅读非常重视作品中的内在性,它们是不是有关系?还有我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很敏感,是不是与我对柏拉图、阿多诺等人的阅读有关?更别说我要特意在批评写作中避免直观化、寻找深度意义的理解,以及我的阅读兴趣会是像莫言、陈希我这些作家,这是不是与尼采有关?我觉得是有的。

周明全:你和叶君还是相互欣赏型的,我们在鲁26上学时,他就一再向我推荐你。

文学研究必须回到文学本身

周明全: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高校文学教育,对西方理论的重视程度有些变态,我看你硕士时也大量地阅读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米勒等人的著作,这些外来理论,对分析当下的文学作品,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吗?

唐诗人:这与我的专业有关,那时修文艺学专业,老师讲授的基本是西方文论。当然我那时候也对理论充满热情。前面讲到谢老师的《先锋就是自由》,另外一个是黑大的文化哲学课,它们共同激起了我对哲学、理论的兴趣。最后,发展到解构主义研究,我还在硕士时期完成了一项艰涩的理论梳理工作。那种理论的跋涉,虽然训练了我对复杂性问题的思考能力,为我铺好了一些思想基石,可它们更是一种焦虑。我写那个关于解构的硕士论文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谢老师、南帆老师那里了解到,理论永远驯服不了文学,真正的文学总能够蕴含许多理性主义话语无法企及的经验。那时我也正好读了陆建德先生的《不带理论的旅行》,他曾经说:“20世纪80年代理论书看了不少,德里达、福柯,这些书我都有。我自己觉得那样的研究,很容易让自己觉得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最终我还是相信文学作品是与社会生活、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讨论文学作品背后的价值特别有必要,它最终显示了我们自己如何看待生活。你发现小说里面的人物,线拉起来是个五角星的结构。发现这个结构最终怎样?证明了什么东西?这种形式研究有其独到的一面,但实际上是对价值的一种伤害。”也就是说,理论、方法其实并不能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归到文学本身。所以,研二期间,我再次翻出《先锋就是自由》,并确立了自己考现当代方向博士的志向,并认为文学批评写作要摆脱陈旧惯性,不能让某种方法论、某个固定的思想观念局限住。也需要让批评创作同我们的具体生活联系起来,在文本、理论、生活与社会现实之间进行勾连、融汇。如此,文学才能体现其价值,理论才具备活力,同时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丰富厚实。

当然,我并不后悔于自己曾经浸淫于理论那么多年。我以为,不带理论,反理论,并不是不要理论了。在经历了20世纪各大理论的洗礼之后,对于文学艺术,我们不能是局限于传统的抒情言志式理解,还应该擅于从各个角度进行审视。有理论的基础,我们会自觉地从文本内部、外部的各种视角去看一部作品,同时也能发现一部作品在哪些层面借鉴了哪些理论思想,在哪些层面突破了哲学的思考成果。我曾经遇到一些小说,我发现它们其实就是在用福柯等人的思想来叙述,很多人觉得这很有深度,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超越那些既成的理论思想。用文学去演绎哲学,并不值得推崇。文学应该从哲学、理论中飞跃起来,用感性的、生活的东西去超越理性的归纳。在批评中,如果我们对那些思想不熟悉,很容易就陷入了大惊小怪的状态,发现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

周明全:同意你的观点,对理论警惕,并不是排斥理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要么跪拜在理论面前,失去个人对文学鲜活的理解;要么只有个人的理解,缺乏整体的关怀。作为在校博士,你是如何看待当下高校的文学教育的?

唐诗人: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研究我们时代的文学教育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对文学教育的重视其实不够,很多文学教育研究只是文本分析,面向的是中学生。大学时代的文学教育,博雅、通识性教育是很好的方向,但还是太少。

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应该放在阅读教育层面去讲,就是培养人的阅读能力,这种阅读能力不仅仅是理解哪些文学作品,更是指向一种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教育。思维方式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各种文学的或社会性的符号文本。这个时代的很多符号,不管它们看起来是客观还是主观,其实都有其修辞性特征,都需要解读。而如何解读?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一部人人都称它为经典的著作,也可以成为生成邪恶的资源。很多读者没有能力从整体上、从超越性角度去阅读经典,而是把目光集中在细微的情节上,甚至集中于小说中人物的勾心斗角策略问题上。就像一部《三国演义》,政治家看到的是权谋,道德家看到的是仁义道德。所以我一直感慨,世界上有再多的文学经典,恐怕也改变不了人类的人性问题。我目前研究“恶”,也有这样的目标,要弄清楚,邪恶、罪孽为什么会产生?人性到底能不能改变?这是宗教、哲学问题,也是文学问题,更是教育问题。另外的一点是,阅读教育是为了让我们的阅读文化更为成熟。目前,大众还在追畅销书,而没有形成,甚至没有要形成一种类型阅读的观念。阅读选择,说到底是趣味差异的问题。我们可以喜欢严肃文学,也可以喜欢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唯独不需要疯狂于那些所谓的畅销书。要形成类型的迷,而非畅销的奴。成为迷,就会对这种类型的作品有越来越专业的认识和更精致的追求。而畅销的奴,则没有个人坚守,多为凑热闹。

奖项太多成了作家们的梦魇

周明全:李敬泽说,“80后”作家并没有为当代文学提供什么新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成长”、关于“青春”的文学书写已经形成一个庞大、丰富的谱系,“80后”的出现使这个谱系延续,但至今为止,他们并未表现出挑战和改写这个谱系的真正能力。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充分的当代文学阅读经验而又愿意去读的人都会看出:文学并没有重新开始,一批新人出现了,但其实没有出现真正的新事。你觉得,“90后”有可能改变这种“未老先衰”的局面吗?

唐诗人:对此,我是比较悲观的。近期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周年,很多人都说,先锋文学的革新精神并未在当下的青年作家身上得到很好的发挥。而这两年,我们也总是期待和召唤新一代的先锋作家出现。可是,召唤之下,并无勇夫。这是怎么回事?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与当前的文学生态有关。一方面,青年作家被各种世俗的关系牵扯着,写作变得不纯粹。我总觉得,我们现在各种奖项太多了,设立奖项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成了作家们的梦魇,得奖成为一种写作和人际的比拼,而不是一种碰巧和幸运。另一方面,我们的刊物处于一种不健康发展状态,很多杂志没有或者无法坚持一种独立的审美判断和趣味选择,普遍处于跟风状态。这种情况也与我前面讲的阅读文化不成熟有关,普遍追求热门,而不是坚持独立和异质。我觉得,如果这种文化生态不改变,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甚至“00后”,都很难出现真正有革新性因素的作品,即使有,也不太可能在期刊这类传统文学媒体上出现。

自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把责任推给文化语境。作家、批评家都需要自我反省,比如都要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才是这个时代的先锋写作?吴亮先生说:“先锋的艺术只能由先锋的哲学精神来识破和鉴别,这种鉴别工作成了当代真正拥有睿智目光和洞察力的先锋理性批评面临的最大难题。”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难题。目前,我个人总是觉得,如今文本内部的游戏已近于耗尽,新一代的先锋是否要从外部来进行了?是不是需要打破过去的先锋思路,让文学更有力量对时代进行某种精神的介入?这或许是文学的自杀,但先锋不正是在自杀中完成的吗?所以,我期待文学写作去尝试自杀,而不是等着被杀。

周明全:“期待文学写作去尝试自杀,而不是等着被杀”这个提法不仅新鲜而且很有道理。我们的文学,现在就是缺乏一些有价值的探索。那么,近年来,代际作为一种命名方式,遭受部分批评家的批评,你如何看待代际问题?

唐诗人:把我列入“90后”,我就有点不舒服。不过,把我列入“80后”,我也不舒服。在“80”与“90”之间的那个点上,该属于什么后?我是游荡在所有后之间的孤魂野鬼。我对于代际划分,从来就不觉得有多么重要,甚至总想着从边缘、异质去打破各种代际隔阂。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的话,代际划分作为一种视角,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跟我同年出生的李壮兄在这方面讲了很多,我都认同。从我的研究角度来看,比如我论文中涉及当代作家的“文革”书写,若从代际去思考,会认识到处理历史苦难问题时,代际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可以发现每一代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变化,甚至继续思考集体记忆、文化记忆问题,这对于文化研究很有价值。但是,文学是个具有超越性的人文层面的东西,而代际往往是经验、材质、风格上的差异性考虑,而对于精神上的问题,对于文学的杰出性特征而言,代际就是个无力的角度。当代作家普遍有沉浸于跟同时代人比较的心理,这是不可取的。从根本上而言,作家的写作要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家作品,只有接上伟大的精神之脉,同时清醒地认知自己所处时代的经验特征和精神困境,才有可能超拔起来。沉浸于同时代问题的斤斤计较中,人只会愈来愈狭隘,作品也很可能会越来越平庸。

而作为批评家的代际划分,我更觉得价值不大,或许可以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出不同代际批评家所关注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等角度,看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精神症候。但批评家必须具备贯通代际的能力,熟悉每一代作家的主要作品,看到每一代作家的优缺,发现新生一代作家作品的新和旧问题。而且,钱锺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文学批评虽然和严格的知识性学问研究有所差异,但也有一致性。二三素心人的批评,比起那种朝市性的批评来,我还是更信任前者。当然,文学批评需要对话,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都需要适当地打通代际对话,激发创造性活力。

周明全:关于批评家的代际研究,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其实,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批评家的代际研究不仅需要,而且是有效的。

批评家要有好的审美趣味

周明全: 你自己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

唐诗人: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谈过,我补充点个人的想法吧。批评写作是需要激情的,而维持这种激情,除了对文学的持续热情之外,就是批评写作过程中可以收获新鲜的感觉和思想发现,重复必然导致疲软和无趣。现在很多批评文章就是处于观念重复状态,所以失去了生气。另外就是,我感觉现在的批评总是提供很多写作的规矩,不符合某种规矩就一无是处了,符合了就如何宏伟。这是很不好的趋势。对于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没有规矩就是最好的规矩。一个容许他们自由闯荡的创作环境,比一个充满条条框框的文学场要好千万倍。那些能够总结出来的创作规则都是过时的。为什么青年作家难以先锋起来?也跟这种批评风气有关。

周明全:你的评论文章,很多都还是以赞赏为主,这是刚刚出道的小心翼翼,还是有别的什么考虑?

唐诗人:我预感到了会有这种怀疑。这跟我刚刚说的不愿意拿既成的规则去衡量作品有关。更主要的是,我是在选择性地评论。我觉得选择本身就包含了判断。我的批判性文章少,是因为我没去选择我不喜欢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而我选择莫言、陈希我、东西、盛可以、王威廉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我目前的主要关注对象,不是因为我熟悉,而是因为我喜欢这一类作品。大学时代,我第一次读到陈希我老师的作品后,就深感震惊,它改变了我的很多文学观念。后来我写了一个评论,并发现了陈希我老师的博客,所以就联系上了,而且在硕士时期有过很多交流。如果去做一些细察,我关注的这些作家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共同点。另外,我也写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书评。我以为,对于青年作家,我们要去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而对于成名作家,我们要寻找他们的不足。鲁迅先生对青年多为扶持鼓励,而对同辈前辈都是极尽讽刺批判,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却好像有点反过来了。去批判青年作家的不足,那是很容易的。我的很多批评性意见,基本是在现实生活中传递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观点经常是尖锐实在的。当然,我对我目前的东西其实很不满意,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很多文章也属于练笔性质的,我的观念还在成熟过程中。接下来我会写一些批评性文章,我一直在构思一些有真正发现的批判性文章。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唐诗人:好的文学批评?如果是指批评文章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新知灼见。我们看很多评论文章,其观点仅仅是正确而已,没能洞察出某些内在于文本的东西。我喜欢深度,所以喜欢洞见。若是指向批评家,我以为审美趣味非常重要。而何谓好的审美趣味?在当下的语境里,好的趣味就是对文学中庸俗、媚俗因素的拒绝,以及对思想平庸化写作的警惕。当然,批评家需要宽广的知识面,对不同风格的作品都需要了解。写作是思想发现,而我觉得当下的批评家,还须兼顾一些思想传播。这方面,谢有顺老师,以及年轻的杨庆祥老师等很值得学习。在批评写作、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忘记传播那些有价值、有德性的文化内容,这在当前这个大数据时代、价值观特别繁乱的背景里,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坚持写报刊书评的一大原因。

周明全:你对自己的学术进路是否有规划,能谈谈你的规划吗?

唐诗人:如果我说要成为一个恶魔专家,是不是有点可怕?我目前在研究恶与文学的问题。中国文学、文化中的“恶”,同西方文化、文学中的“恶”,有着很大的差异。研究“恶”,可以发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文学作品中对待“恶”的态度、书写“恶”的方式,直接关系到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时代文化心态的变化;而在书写“恶”的作品中,对“恶”处理得好不好,也直接显示出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写作能力。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但很有意思的视角。若顺利的话,我希望接下来能够继续研究中西方文化、文学中的“恶”之比较,同时在文学的叙事伦理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当然,我不会放弃文学批评创作,这是构成我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希望的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和知识探究,而是从文学批评写作到文学理论建构、从感性经验发现到理性知识概括。

周明全:谢谢接受我的访谈。

本文刊发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2

作者:唐诗人,中山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曾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小说评论》《文艺评论》《山花》《文学报》《南方都市

报》等刊物发表各类文章若干。周明全,现供职于云南人民出版社,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编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 (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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