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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为何不提张仲景?

(2020-08-06 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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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京晚报》

杂谈

分类: 文史
《三国志》为何不提张仲景?

《三国志》为何不提张仲景?
 连环画《赤壁之战》。据考证,身为南阳人,张仲景很可能在“火烧新野”后,随军南下。


  “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参古今之法,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这是金代著名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对张仲景的赞美。

    张仲景,名机,以字行,被后代尊为“医圣”。

    奇怪的是,在《三国志》中,竟未提及这位“医圣”。魏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本名熙,以字行)与张的弟子卫汎交好,遂重新整理《伤寒杂病论》,使它得以流传,但存世仅《伤寒论》,无《杂病论》(后来唐人发现一本旧医书,文风酷似张仲景,遂删伤寒部分,仅留杂病,即《金匮要略》)。

    后代论张仲景,多从王叔和处来。可到了宋代,张仲景的履历突然变厚,成了“孝廉”,还当过“长沙太守”,并首次被确认为“医圣”。从宋代到清初,人们还算客气,同时称伊尹为“元圣”,唐代韦讯为“医中之圣”,秦越人为“亚圣”。此外,宋代的钱乙、金代的李杲、明代的薛已和王肯堂、清初的萧京……也都曾被称为“医圣”(据余新忠先生《医圣的层累造成》一文)。

    虽然皇家从未承认,但“医圣”渐成张仲景专属。余新忠先生指出,这是宋代、明清和1930年后三次“造神”的结果。令人好奇:为何人们偏偏选中张仲景?

     人生为疫情所改写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人。在《伤寒杂病论》开篇中,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学者认为,此非原文,是王叔和添入。假如确是张仲景所写,则透露了两个信息:

    首先,张仲景出身巨族,依东汉察举制,确有可能当过孝廉。据《抱朴子》:“汉之末年,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张仲景符合这一条件。

    其次,受“建安大疫”影响,张仲景开始学医。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疫病高峰,分别在汉末魏晋、金元之交、明清之交,“建安大疫”是首次高峰的顶点。据《中国人口史》,公元157年,汉朝人口为5648万,到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只剩1500万。

    每逢战乱,大量民众脱离政府控制、不再交税,人口统计陡然下降,未必都是病死,但建安七子中,徐幹、王粲、应玚、刘祯、陈琳均死于“建安大疫”。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那么,明明是瘟疫,为何张仲景却说是“伤寒”呢?一方面,东汉末年中原气温骤降,被认为是引发瘟疫的原因;另一方面,伤寒别名瘟疫,东晋陈延之在《经方小品》中写道:“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汉末三国时期,道团(道教前身)和佛教开始流行,黄巾军领袖张角亦自称“大医”。

     “建安大疫”是什么病? 

    “建安大疫”究竟是什么病?争论颇多,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流感。因流传广、传染快,符合流感特征,但死亡率过高,非普通流感所能。

    其二,鼠疫。据《金匮要略》,死者呈阴毒、阳毒症状,阴毒即浑身瘀青,阳毒即有红疹,很像鼠疫。

    其实,直到明代,中国才有比较确切的鼠疫记载。只因“黑死病”(即鼠疫)曾重创欧洲,西方人便称它来自中国(此外有印度说、中亚说等,均证据不足)。意大利编年史家德米西称:1346年,蒙古大军为攻破黑海附近的城市卡法,用投石机将因鼠疫而死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空气被污染了,水被毒化了,瘟疫蔓延起来。千人之中仅有一人能够幸免”。

    德米西写得绘声绘色,但卡法被围时,他远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20年后,才据传说编出这段“历史”。德米西从没回答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鼠疫给欧洲带来灭顶之灾,却对蒙古大军影响不大?难道东亚人抵抗力超强?

    据测定,14%欧洲人有Delta 32基因突变,可抵抗鼠疫,该突变发生在700年前,只有2%的东亚人有这种基因。这说明:

    其一,东亚人抵抗鼠疫能力更差。

    其二,东亚历史上未出现超大范围的鼠疫疫情。

    传播鼠疫能力最强的是黑鼠,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国家鼠以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为主。北方少有黄胸鼠,褐家鼠则传病能力差,至于小家鼠,活动范围仅30米至50米。如果鼠疫来自中国,在传统交通条件下,几乎不可能传到欧洲。

    可见,“建安大疫”并非鼠疫。

     赤壁之战曹军败于瘟疫? 

    东汉末年瘟疫频发,可能与胡人大量进入中原有关。

    汉代政策是,游牧民族只要不掠夺,即可入汉地定居,这为地方势力扩张提供了机遇。到东汉末年,几乎所有边镇太守都拥有胡人军队,这是割据的基础。

    袁绍“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董卓则有西部羌胡兵;张绣、韩遂有氐羌兵;马超有“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曹操征服乌桓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公孙瓒的部队中也有胡骑,刘备在他手下当别部司马时,统帅过乌丸杂胡骑;诸葛亮六出祁山,多与鲜卑轲比能联手。

    游牧民族善畜牧,家畜可能将炭疽病、结核病、麻疹、血吸虫病、肝吸虫病、流感等传染给人,加上战乱等,给瘟疫流行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的瘟疫多发生在北方,其中最离奇的是赤壁之战。

    据西晋人虞溥所著《江表传》:“(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三国志·郭嘉传》则称:“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后来史家多认为,这是曹操为掩饰惨败而设的托词。但赤壁败后,曹军中仍有瘟疫,引人好奇:为什么曹军闹瘟疫,孙刘联军却没事?

    很多学者提出,曹军遭遇的所谓瘟疫,应为血吸虫病。孙刘联军多南方人,抵抗力较强,曹军多北方人,受害更深。

     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 

    血吸虫病即“山风蛊”,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女尸中,便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一般认为,血吸虫病致曹军士兵大量死亡,而曹操仍取当时北方流行的处理方法——火葬,而非土葬。南方空气潮湿,木柴不易燃,大量尸体未及时处理,加重了疫情。

    学者孙维旭指出:血吸虫病潜伏期为2周到3个月,多出现在夏秋季,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冬季。且曹操南下后,接收大量荆州兵,他们也是南方人,为何没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

    孙维旭认为,这可能恰好表明,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说”是成立的。

    称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最早出自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此书已佚,经宋代范行准转抄,被视为信史。甘伯宗晚张仲景至少400年,此前王叔和、皇甫谧都没说张仲景当过官,宋代《太平御览》中也没提此事,可谓“孤证不立”。

    长沙太守是要职,史籍记录8人曾任此职,即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张羡之子)、韩玄、廖立、濮阳逸、马俊。清代学者孙鼎宜称张羡即张机,但张羡死于建安六年(201)前,与张仲景不符。

    学者马星雨等认为,汉代有“遥领制”,即不实际到任,仅享受相关待遇。

    孙维旭则提出,身为南阳人,张仲景很可能在“火烧新野”后,随军南下。此时他已攻克了伤寒症,而冬季正是伤寒盛行时节,曹军损失惨重,而孙刘联军平安过关。因此大功,被刘备任为长沙太守,后刘备丢了荆州,张仲景自然也就离职了。

     正史无载但传说很多 

    曾任长沙太守,又是名医,《三国志》为什么忽略张仲景呢?原因也不复杂,作者陈寿曾说:“(蜀国)又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国没史官,留下史料少。《三国志》对蜀国人物的记录都很简略,《关羽传》仅1200字,连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开国功臣的出生时间都没记载。

    正史无载,但民间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却很多,只是不太可靠。比如说张仲景发明了饺子,是为预防冬天冻耳朵,又称“娇耳”。事实上,直到宋代,“饺”仍读如“决”,一般写作角子,这是根据形状来命名,与“娇耳”无关。将面和副食包裹在一起吃,是游牧民族食俗,三国时传入中原。

    再如说名医华佗曾赞《伤寒杂病论》是“真活人书”,此说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可见,华佗是说自己的书“可以活人”,但宋代孙奇认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华佗、张仲景平生无交集,被孙奇硬扯在一起。

    在张仲景时代,医仍被视为方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巫术内容,比如“烧裈(kn)散”,据说可以治伤寒。对此奇方,后人颇难解,只好硬解道:“裈裆味咸而腐秽,故能入少阴……药物虽陋,而用意至微,不因其陋而忽之,则升仲景之阶矣。”

     一步步当上了“医圣” 

    虽然《伤寒杂病论》曾受巫术影响,但与《黄帝内经》偏重理论不同,它更重实证。张仲景提出11个对抗伤寒的方剂: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皆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北宋著名医家刘完素说:“(《伤寒杂病论》)使后之学者,有可依靠。”

    张仲景开辟了中医史上全新的进路:不拘泥于理论推演,不纠缠于文献考证,一切以实证为准绳。这被称为中医的“实证派”,与坚守《黄帝内经》的“理念派”分途。

    在实际诊病中,张仲景亦有创新。比如《黄帝内经》中诊脉,是诊全身各处,而张仲景重视少阳脉,在脚腕上,这启迪了后来医家,专按病人腕部诊脉。

    宋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因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率最高时达20%,相当于1960年水平)。为应对陡然增长的医疗需求,只好推行“局方”,即不考虑患者具体情况,因病设方,只有《伤寒杂病论》能满足这一要求。

    明清医家“神话”张仲景,则因明清之交,气候骤冷、战争频仍,进入又一个疫病高峰期,《伤寒杂病论》契合实用,故清代名医叶天士等对《黄帝内经》极为轻视,视张仲景为正道。

    上世纪30年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则是因西医重实证,而张仲景亦重实证,是中西医结合的契机。

    历史是公正的,虽《三国志》不载,但在现实的持续需要下,张仲景还是一步步走上“医圣”的宝座。(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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