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天坛公园广为人们熟知，这座明清两代神圣的祭天场所，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打开地图，仔细观察后会发现一个问题：天坛的主要建筑轴线，竟然不是位于这一区域的正中心，而是偏居东侧一线。

    另外，天坛的代表性建筑祈年殿，并不是祭天的场所，它只是祈求风调雨顺的建筑。事实上，天坛作为祭天场所的真正核心是圜丘坛。

    在这些变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讲究对称的古代设计师们，怎么会把天坛的轴线设计歪了呢？这事儿还得从永乐皇帝迁都说起。

    永乐十八年（1420）随着紫禁城的初步建成，明成祖朱棣正式定都北京。同时他也开始了对北京坛庙的修筑。按照当时的规划，在新都城北京城的正门丽正门（今正阳门）外，东侧修筑天地坛，西侧修筑山川坛。这两座神坛都是仿照南京的制度修建起来的。天地坛奉祀天地日月星辰诸神，而山川坛正殿太岁殿内供有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和诸陵寝山神（这在此前刊登的先农坛一文中有过介绍）。

    嘉靖年间，开始对天地坛进行改造。嘉靖皇帝将天地合祀改为分别祭祀，于是他下令在天地坛大祀殿的南侧，沿着天地坛南北轴线的延长线上兴建了新的祭天场所：圜丘坛，而祭地的场所则被移到了北郊安定门外，在那里兴建了一座新的神坛——方泽坛（即如今的地坛公园），日月的祭祀则分别移往位于东郊的朝日坛和位于西郊的夕月坛。

    与此同时，天地坛的主殿大祀殿也进行拆改。明初的大祀殿，是一座和皇宫奉天殿一样形制的方形建筑，且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因为此时大祀殿不再具备原来祭祀天地的功能，便被拆除。大祀殿拆除之后，此处改建成为一座圆形三层屋顶的建筑，这就是嘉靖皇帝的明堂式建筑：大享殿（即如今的祈年殿）。

    为了让这座新改建的神坛更加恢宏壮观，嘉靖皇帝开始了坛墙的扩建工程。嘉靖皇帝最初打算是在天坛原有的坛墙之外，再修筑一圈外坛墙，使天坛变成内外两道坛墙的结构。不过，东边外墙在修筑时，并没有再向东扩宽，只是在更靠里的地方重新修建了一段坛墙，这样，东边原来的坛墙变成了外坛墙，新修的坛墙反而变成了内坛墙。而西侧外坛墙则是在西侧旧坛墙之外，向西扩展后，重新修筑的一段坛墙。当时为了贴近北京城的中轴线，西侧外坛墙向西扩展的范围非常广，这就造成了西边宽阔而东边比较狭窄的格局，使得天坛主体建筑的轴线靠近东侧而远离西侧。

    如今，人们提到天坛公园，就会想到它的标志性建筑：祈年殿。但若真正论起祈年殿的功用来，人们可能多少对它有些“误会”。

    祈年殿的前身是上文提到过的大祀殿，为明王朝合祀天地之所。嘉靖年间被改造为大享殿。这座三层屋顶的大享殿营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作为明堂而修建的，明堂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祭天或举办大型典礼。不过这座大享殿最终并没有发挥其原有作用，倒是成为春季举行祈谷礼的场所。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的兄弟、和亲王弘昼提出，大享殿的功用应是于秋季丰收之时举行答谢上苍的“大报礼”之所，即所谓的“季秋享明堂”之意。而当时大享殿虽然是名义上的明堂，但在这里举行的却是春季的“祈谷礼”，这有些不符合礼制。

    于是，乾隆皇帝决定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大享门改为“祈年门”，并将大享殿原有的蓝黄绿三色屋顶统一更换为蓝色。加上之前东西配殿改造工程（即拆去每一侧两层配殿的外层，仅留下东西各一座配殿），整个祈年殿院落显得整齐、肃穆。而这座恢宏的建筑，也成为每年临近春耕之时祈求丰年之所。

    所以，说起天坛，应该是祈谷坛和圜丘坛的总称。乾隆皇帝改建之后，真正承担祭天任务的依然是圜丘坛，祈年殿只是祈谷坛的主殿。

    清朝末年，这座重要的皇家祭祀场所遭受极大破坏。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后，为了方便往来，把铁路从马家堡一直延伸到了天坛的祈谷坛门（即如今天坛公园西门），并将坛门中央和北侧的门洞封堵，改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火车站站房。火车开到了皇帝祭天的神坛脚下，这当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不满。经过多次交涉，火车站重新选址在正阳门东侧，理由很简单：下了火车穿过城门右转就是使馆区，非常便利。这条铁路在修建时，没有选择将铁路从天坛向北延伸至前门，而是从马家堡延伸出来，沿着外城城墙向东从如今玉蜓桥东北角位置进城，经东南角楼最终到达正阳门东侧。

    与这项工程同时展开的还有一条支线的建设，即向东延伸至通州。后来，以正阳门东侧的火车站为起点，又先后修建了京奉铁路（北京至沈阳）和北京城环城铁路。

    随着清朝的灭亡，天坛也失去其原有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袁世凯预谋称帝时，他在天坛上演了一出祭天的闹剧。不过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天坛的祭天礼不复实行。值得一提的是，天坛祈年殿曾是民国起草宪法的场所。1913年，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正是在祈年殿，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公园。在当年的游览规则中，能够看到诸如“勿攀折采取园内树木花卉”、“勿践踏秧苗”、“勿坐在木栅栏上休息”、“勿向园内圈养的鹿抛掷瓦石”等规定，这说明当时的公园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杨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