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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史话: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2018-11-22 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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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京晚报》

分类: 文史
北京史话: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青塔胡同


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城里有个白塔寺,可有多少人知道,就在离白塔寺不远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青塔寺?西城区白塔寺西侧有青塔胡同,这个胡同便得名于此处原有的青塔寺。青塔寺曾是元大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寺庙,却悄然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只留下了一个地名。

记载青塔寺的史料支离破碎,甚至互相矛盾,连《日下旧闻考》的作者们也对这些资料心存困惑,未曾梳理清晰。今天,本文将钩沉史料,寻找历史深处的那座青塔寺……

青塔寺实为大永福寺

因寺内有青琉璃塔而得名

《日下旧闻考》记载青塔寺的史料共有五条,其最详细者为万历三年(1575)《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青塔寺者,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寺创自延祐间。”

北京史话: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位于颐和园万寿山的多宝琉璃塔,建于乾隆年间

明朝史料亦记载有青塔寺。《万历顺天府志》称:“瑞云寺,慈恩寺,弥陀寺,万宁寺,佑圣寺,延寿寺,永秦寺,永祥寺,青塔寺(有敕建碑),弘庆寺。俱日中坊,有敕建碑。”

《宛署杂记》卷5载,宛平县西城朝天日中坊一牌三铺有青塔寺胡同 。卷19记述城内寺庙有:“青塔寺,古刹,天顺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监普安感梦助成。请于上,敕赐今名。编修蒋冕记。 ”

元代史料对青塔寺的记载,为当代人记当代事,可靠性更高:《永乐顺天府志》述元大都城内塔的位置,引《析津志》:“青塔 永福寺 青琉璃” 。《永乐顺天府志》记载塔的行文规律是:塔名、所在寺庙、特征。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青塔,位于永福寺,因覆以青琉璃而得名”。《析津志》的作者熊梦祥是元末人,曾担任大都路(今北京地区)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他很可能亲眼见过位于元大都城内的永福寺有青琉璃塔。

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嘉兴祥符寺住持的僧人念常在其《佛祖历代通载》也有明确记载:“己未(延祐六年),敕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

根据上述元明史料,青塔寺始建于元代,其正名为“大永福寺”,亦称为“永福寺”;因寺内有一座青琉璃塔,故当时俗称“青塔寺”。

明代《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称“(大永福)寺创自延祐间”。《佛祖历代通载》称大永福寺建于延祐六年(1319)。元代由皇室部门出资兴建的寺院,,往往成立专门的营缮司负责其营建工程,如:负责寿安山大昭孝寺的昭孝营缮司,负责大普庆寺的普庆营缮司。负责大永福寺营建工程的部门是 “营缮提点所”,是永福营缮司的前身,成立于延祐三年(1316)。负责大永福寺营建工程的还有一个机构叫“永福财用所”,其前身“诸物库”、“永积仓”也成立于延祐三年。

元代营建皇家寺院,除国家征用工匠以外,往往还调用部队参与工程。大永福寺的营建工程,就调用了一支名叫“工役军”的部队。延祐三年十二月,曾有人建议调动这支部队参与临时警卫任务:“围宿军士不及数,其已发各卫者,地远至不能如期,可迁刈苇草及青塔寺工役军先备守卫。” 古代的土木工程一般不会安排在冬季开工,因此,这支部队很可能在延祐三年入冬前即已进驻,参与大永福寺的营建工程了。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大永福寺(青塔寺)的营建时间当不晚于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

元代大永福寺的重要性

是朝廷政治博弈的场所 也曾校勘《大藏经》

大永福寺营建工程于延祐三年动工后,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据《元史》记载,延祐五年(1318)九月辛巳,为加强对大永福寺营建工程的领导和协调力度,元朝政府又在永福营缮提领所和诸物库、永积仓等部门之上,专门“置大永福寺都总管府,秩三品”。这一年十一月,元仁宗进一步明确了大永福寺的功能:“(延祐五年十一月癸未)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 然而,大永福寺的营建过程并不顺利。延祐七年二月,大永福寺的营建工程突然被叫停,“(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壬子,罢造永福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天以后,官方又突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戊午,祭社稷。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北京史话: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元英宗

实际上,叫停大永福寺营建工程的二月,仁宗已经去世,而英宗尚未即位,元朝正处在一个“有政府、无皇帝”的特殊时期。大永福寺在短短几天内的停工与复建,很可能和权臣铁木迭儿与尚未即位的英宗之间的斗争有关。延祐七年(1320)五月,英宗一系列措施出台后,后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群幸伏诛,而后势焰顿息焉。”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永福寺的营建工程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在至治元年(1321)顺利完工。

大永福寺于至治元年二月壬子落成之后,第一任住持为当时名僧法洪(1271-1344),陇西巩昌成州人,因“有《云麓集》十卷行于世”,故亦有称其为“云麓洪公”者。大永福寺落成以后,不但是元代统治集团政治博弈的场所,而且也以其在大都中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成为元代校勘《大藏经》的重要场所。

元世祖忽必烈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夏(1285-1287),曾组织全国29位高僧于大都大兴教寺,历时三年,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全面校勘,最终编制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录》),即大藏经总目录。而元英宗时期对大藏经进行的校勘,规模更大、参与人数更多,据《补续高僧传》记载,“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较。师(法祯)与湛堂、西谷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旌赏特加。”

制作铜版大藏经,由于“文多舛誤”,不得不增加了一个“雠较”的程序,这是事关铜版大藏经质量的重大问题。因此,英宗“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来从事这项工作,由法祯、湛堂和西谷三位僧人为总督,而负责“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工作的就是法洪。根据现有资料,校勘工作在大永福寺、大庆寿寺和大圣寿万安寺三处同时展开。其中曾经在大永福寺参加校书的名僧至少有三位,即性澄湛堂、慧印和北溪智延。

逐渐消失的青塔寺

明代曾修缮三次 清康熙年间尚存

明清两季,从皇家到民间,兴建佛教寺院的兴趣依然十分高涨,北京城内外修复、新建了众多的寺庙,但从有关史料看,大永福寺这座曾经在元代辉煌一时的皇家敕建寺院却已经今非夕比。《析津志》记载元末大都城内的寺院时,竟不包括大永福寺,而在介绍大都城内名塔时,只是简单地使用了8个字:“青塔,永福寺 青琉璃” 。《永乐顺天府志》也只是转引了《析津志》的这句话,再没有更多的记载了。

北京史话:元代大永福寺的身世
曾位于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近代也因战乱被毁


从上述二书分析,元末明初,大永福寺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在那里,留在人们视野里和记忆中的,只有一座周身覆盖青琉璃的塔了。

元末战火和元大都的毁损、明筑北京城对大永福寺产生多大影响,史无记载。但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徐达在筑北京城时,由于时间仓促,将原元大都城墙甚至城门都包进了明城墙当中,距离大永福寺不远处的和义门就是一例。大永福寺毁于何时,其中之青塔是否为元末战火所毁,或在构筑明北京城时拆毁,尚不得而知。

明朝对青塔寺的修缮共有三次:

第一次修缮是在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万历时人张一桂称:“国朝天顺成化中尝再新之 ”。沈榜对天顺年间这次修缮工程讲得稍详细一些:“青塔寺,古刹,天顺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监普安感梦助成。请于上,敕赐今名。编修蒋冕记。” 由此看出,天顺年间青塔寺的这次修缮,属于民间修缮,由于有太监出资,故能“请于上,敕赐今名”,《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也证实了这次赐额。这次修缮的规模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明朝天顺年间,大永福寺的名字已经成为历史,“青塔寺”由俗称变成了敕赐的正式寺名,此时青塔是否尚存,不得而知。

第二次修缮在宣德年间(1426-1435):“宣徳间,僧慧灯募修之。” 从上述碑文看,这次修缮似乎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只属于僧人募集民间资金所进行的修缮。可以想见,其维修规模一定不会很大。

第三次修缮始于隆庆壬申(隆庆六年,1572),迄于万历乙亥(万历三年,1575)。万历三年(1575)的《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记载,隆庆初年,青塔寺破败不堪,甚至“殿宇仅存遗址”。经僧佛宝倡议,太监王喜等捐资,修缮工程始于隆庆壬申(隆庆六年,1572),迄于万历乙亥(万历三年,1575)。

清朝康熙年间,青塔寺尚存:“青塔寺,有敕建碑;弘庆寺。俱日中坊。” 清乾隆年间,青塔寺的颓势进一步加剧,《日下旧闻考》记载:“黑塔寺在南小街冰窖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门四条胡同。相距里许。皆无塔。亦皆无寺额。独各有碑可考耳 。”乾隆时的青塔寺,不但没有了塔,甚至连寺额都已失落,遗址上只剩下蒋冕和张一桂撰的两通石碑了。

《光绪顺天府志》和清末民国时人陈宗蕃所撰《燕都丛考》二书关于青塔寺的内容,都只援引《日下旧闻考》有关内容,而没有任何关于清末民国时的状况记载。民国时曾对全市寺庙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普查,青塔寺都没有被列入视线。

1941年,余棨昌在其出版的《故都变迁纪略》卷6《内城三》记载:“青塔寺在阜成门四条胡同,为元之大永福寺,寺故有青浮图,对其东白塔禅寺,因名青塔寺。寺及塔在清代已废,惟其地仍称青塔寺胡同。”(舒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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