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人艺的话剧《窝头会馆》再次上演，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历史上北京会馆有三四百家之多，并有专著加以记述，会馆中有地方会馆、行业会馆和商业会馆等多种类型的会馆，但是没有窝头会馆，话剧中的窝头会馆是艺术创作，然而在老北京确有“窝头会”之类的“会”。除了窝头会以外，老北京还曾有水会、蜜供会等形形色色的会。

    管生死的窝头会和带子会

    窝头会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家林海音的公爹夏仁虎先生在《旧京琐记》中有所记述：“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京师贫民搏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旧京贫民甚多，窝头会救助工作任重道远，且经济能力有限，为此，窝头会“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当年京城梨园界有个好传统，每年都要演几场“义务戏”，参加演出的演员无论是“大牌”，还是“龙套”，一律不取分文，并将演出票款捐出来，或用来救济梨园界同行中的贫困之人，或捐赠社会的公益团体。资助“窝头会”亦是他们的善举之一。

    据夏仁虎称，窝头会“不仅账饥，亦筹御寒”，让被救济者有了吃的，还要有御寒冬衣。尤其在清廷垮台之初，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没了“皇粮”，有些人沦为赤贫，要救济的人增多，而且“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皆得于会上之报告。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当然窝头会并非只是救济破落旗人，对于京城其他贫民也一视同仁。当年那些住在城根儿大杂院里的拾荒者、乞丐和手工业者等，都是窝头会的照顾对象。因此，在那个时代，窝头会口碑极佳，窝头会的主办者往往和开粥厂的善人一样受到公众尊重。

    窝头会毕竟是民间性质的慈善团体，人力、财力有限，所以发挥的作用也有限，杯水车薪解决不了社会的贫困，存在20年左右便自行解体了。尤其是在日伪时期，大多数人连自己的窝头都没有着落，天天吃混合面，没有了窝头会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窝头会的消失是很正常的。而且日伪当局往往把窝头会活动视为聚众滋事和破坏“强化治安”，所以严加监视，使窝头会难以正常活动。

    窝头会的宗旨之一是救济活着的人，对于死人则救助不多，虽然他们“故侯拉车，犹为有力”的行为“可慨矣”。但对于旧社会老北京存在的贫民死亡丧事的处理则需要“带子会”为主要力量了。据夏仁虎称，因参加“带子会”的人在办事时“各系一白带”，故曰“带子会”。

    在老北京，“带子会”被认为是社会互助之良法，是帮助工业平民和穷苦、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处理后事的群众自助组织。“入会者多为工业平民。或自顾衰老，或家有老亲，月纳微资，猝而死亡，报亡于会，则殓事毕备。”带子会在处理丧事时，极为认真，有板有眼，主事者都是德高望重的行家里手，在办理丧事时，“至于鼓乐、棚杠以迄庖菜、奔走，皆会员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丧事要比婚事郑重，也受重视的多，因为人只能死一次。像工业平民一类的老人，虽生活困苦，但也希望死后即便不隆重，也要体面一些，至少也要入土为安。因此带子会应运而生，并能在力所能及时满足死者最后的愿望。带子会存在了很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生活得到保障，方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旧社会，尤其是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收敛侵华经费，强行推广鸦片，京城大建大烟馆和“白面房”，吸毒的人多，但他们倾家荡产之后，在冬天冻饿而死，成为“倒卧”，这是惟一的归途。但是，无论是窝头会或带子会，都不参与对“倒卧”尸体的处理。处理“倒卧”的是官办的清道夫。窝头会和带子会在救助时，对于抽大烟（吸毒）者或赌博破产自杀者及患有梅毒大疮而死者，是很鄙视的，认为他们是自讨其苦，不会去救助他们。由此可见，窝头会与带子会的慈善行为是具有条件的。

    水会救火又救灾

    在老北京的窝头会、带子会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水会”。水会又有救火会、平安公所等称呼，系民间自发组织的消防组织。

    晚清时期，前门外大栅栏地区已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商铺林立，民房密集。但因其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和纸糊门窗，故经常发生火灾。苦于当时尚无官办的消防机构，在一次遭受灭顶之灾的大火之后，大栅栏地区重建时，一些睿智的商贾富户便纷纷投资，自发组建起自己的消防组织——水会。水会由大户商家牵头，串联附近的中小商户共同协商成立，选出会首，制定防火公约，各商户按铺面大小分等级出资筹备经费，每月还须按等级交纳一定数目的会费。水会因是商会、同业公会组织资助，成员以商业店员中的膀大腰圆、身强力壮者为主。在清代，水会是很露脸的，他们曾参与紫禁城内贞度门、天坛祈年殿的大火扑救，这两次大火分别发生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和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于扑救有力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水会会首们分别被赏了五品、六品、七品顶戴，救火者也得到不少赏银，而且封赏还载入了《光绪东华录》中。

    水会除救火（当时我国没有专业消防组织）外，也参与救灾、赈灾活动，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京郊区“永定河堤决，近畿悉成泽国”。大水灾后，商会和水会担起了救灾大任，他们“各募钜资，先放急账，继办冬抚，往来于泥淖冰霜中，活人先算。”民国之时，推行新政，新组建的专业消防队取代了水会，但他们口碑不佳，有时趁火打劫，名声远不如民间水会。

    水会的主办者是商业铺户，著名的同仁堂药铺就为水会捐赠过救火水车、水龙带、唧筒等消防工具。水会除参与救火消防之外，在商户开业庆典或什么周年纪念的日子，还会应邀去站脚助威，他们将救火消防的工具等陈列出来，看着十分威风，让商户有了安全感。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清末民初之际，老北京还有水会48处，而历史最久的水会要追溯到咸丰三年（1853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消防杂志”上曾刊有《水会小史》的专栏文章，对北京历史上的水会做了详尽的记述。

    蜜供、月饼也有“会”

    老北京的人好“礼儿”，逢年过节总要吃一些时令食物，如春节的蜜供和中秋节的月饼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当年，购买蜜供和月饼对王公贵族和商贾大户而言是不足挂齿的事。但对于没有多少余钱和无隔夜粮的小家小户而言，则是一笔额外的开销，一下子掏不出来钱买，尤其像用于祭神敬祖的蜜供，一般人家要买是有些困难的。在老北京，蜜供不是一般糕点，正如史籍所云：“蜜供者，专以祀神，以油、面作夹，砌作浮图式（塔形），中空玲珑，高二三尺，五具为一堂，元旦神前必用之。”但为了讲个“礼儿”、讲个“面儿”，在春节时不买上一堂蜜供祀神是很丢人的事。因此在清末民初，有些人便组织“蜜供会”，平时每月拿出一些钱，积少成多，到年底时专款专用，到崇文门外东小市药王庙的蜜供局或前门外正明斋饽饽铺买上一堂蜜供回家祭祀，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身价。

    由于蜜供会是将小钱变成大钱，等于替别人储蓄了，会首（发起人）也分文不取，表现出人们的相互帮衬，解决了问题。蜜供会在1949年之后才消逝，因为这时已经没有春节用蜜供祀神的习俗了，而蜜供也成为了普通糕点，人文色彩不再存在。

    月饼会与蜜供会异曲同工，只是大家攒下的钱是在八月十五前买月饼的。而月饼在当年也要“祀神”，买一两块不成体统，大大小小要买许多块用来上供，小户人家受蜜供会启发，自发而成组织了月饼会。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多，中秋祭月风俗也没有了，月饼会与蜜供会一样消逝。

    老北京各类的“会”，都体现着中国人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和慈善为本的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今天许许多多的“会”已成为往事和历史，但回忆起来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张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