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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饶宗颐  七八岁时写出《后封神榜》

(2018-02-12 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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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京晚报》

分类: 文史
一代“通儒”饶宗颐 <wbr> <wbr>七八岁时写出《后封神榜》

       更试为君唱,云山韶濩音。芳洲搴杜若,幽涧浴胎禽。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

  1956年,饶宗颐先生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面对莘莘学子,他写下这首诗。

  “云山韶濩音”出自元好问的《欸乃曲》,原句为“停桡静听曲中意,好似云山韶濩音”,意为雅声。“芳洲”“杜若”出自屈原《九歌》,“胎禽”是鹤的别称,均象征高洁,“伯牙琴”则喻知音。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饶宗颐最喜欢的一句。“不磨”犹不朽,“中流”指不被巨潮裹挟,始终独立于水中间。

  写这首诗时,饶宗颐先生仅40岁。

  2月6日凌晨,饶宗颐先生逝世,享年101岁。大师已去,带走人间最后的“通儒”传说。

一代“通儒”饶宗颐 <wbr> <wbr>七八岁时写出《后封神榜》

  他是真正的通儒

  介绍饶宗颐先生是件很难的事,因他“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韵学等方面均取得骄人成绩,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甲骨五堂”。在学术研究上,饶宗颐开创了50项第一,包括:

  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第一人;

  治楚帛书第一人;

  撰写宋金元琴史第一人;

  首次提出“楚文化”;

  首次研究敦煌白画;

  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

  曾有学者赞叹说: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学术之外,饶宗颐先生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等领域皆有非凡造诣。张大千曾说:“他(指饶宗颐)的白描,当世可称独步。其山水画,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派。”

  饶宗颐先生曾说:“我上过一年中学,后来就不上了,因为学不到东西。”

  虽无学历,饶宗颐先生却30岁便当上大学教授,45岁获得儒莲奖(被称为“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他的一切成就,均出于家学与自修。

  在饶宗颐先生身上,体现出学艺兼修的“通儒”境界。

  七八岁时写出《后封神榜》

  1917年9月8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州,此地人文鼎盛,自宋代便有“海滨邹鲁”美誉。饶宗颐出生时,“家族正如日中天。他的高祖父有四个儿子,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

  饶宗颐的父亲饶宝璇(初字纯钩,后改为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自建“天啸楼”,藏书十万卷,与“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哥哥(冯瘦菊)、姐姐(冯素秋)往来甚殷。

  饶宗颐的母亲蔡夫人亦出身名门,其父蔡子渊是清代进士。

  少年时代的饶宗颐无小朋友一起玩耍,有自己的独立世界,即“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

  饶宗颐曾说:“我六七岁时,image(想象)特别多,非常活跃。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尤其是《封神榜》。怪力乱神四个字中,最引我入胜的就是一个‘神’字。七八岁时,我差不多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从写小说开始,影响了饶宗颐一生,他曾说:治一切学问,文学是根本。因为文学主情,可以养气,在学问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就看你的气、力如何了。

  上中学时,教古文的王弘愿老师要饶宗颐从韩愈的文章入手。父亲喜欢欧阳修,对王老师的观点不以为然,饶宗颐却“信服王老师的这一套”。上世纪90年代,饶宗颐仍提起此事,说:“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顾颉刚助力走上学问道路

  饶宗颐16岁时,42岁的父亲英年早逝。饶宗颐接手父亲生前全力编纂的《潮州艺文志》,不久完成。此后又编成《金山志》《广济桥志》等,引起著名词学家詹安泰教授注意,遂邀年仅19岁的饶宗颐到韩山师范学校,代授国文课。这一年,饶宗颐加入禹贡学会。

  禹贡学会是顾颉刚与弟子谭其骧发起的学术团体,专注于历史地理。

  一年前,饶宗颐已在禹贡学会内部刊物《禹贡》上发表了《广东潮州旧志考》,这是他第一篇学术论文,得到史学界当时的“无冕之王”顾颉刚重视。

  饶宗颐曾说:“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

  在顾颉刚助力下,饶宗颐被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聘为纂修,月薪120元。

  当时广东通志馆藏方志千余种,居全国第二位,饶宗颐说:“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

  遇到生命中的贵人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中山大学迁往云南,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没想到因此遭遇了生命中的两位贵人——叶恭绰和王云五。

  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是旧“交通系”中的“虎将”,与李盛铎、罗振玉、傅增湘并称近代四大藏书家。

  叶恭绰有志编辑《全清词钞》,搜求各种词集五千种,“材料可称天下第一”,先后找过20多位词人帮他编,做了一大堆卡片,光稿本就抄了104本,却毫无头绪,且体例混乱。叶听说饶宗颐是做学问的,就找他来帮忙,终于成书。

  饶宗颐曾说:“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

  不仅共享学术资料,叶恭绰还给予许多支持,饶宗颐后来说:“没有叶公绰先生的提携,就没有陈援庵(陈源)先生、启功先生和我本人。”

  王云五则是著名出版家,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听说饶宗颐在港,便找他参与编撰《中山大辞典》,饶宗颐因此得见许多珍本。

  叶恭绰与王云五的治学虽不精专,但二人气魄甚大,用人不拘一格,在当时学界均属领军人物。他们对饶宗颐后来的学问道路产生巨大影响。

  晚年饶宗颐回忆这段历程曾说:“我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这场病,得到了这个机会。这说明学问之事,也是有些机缘的,师友都是机缘。”

  做学问真的很辛苦

  得见稀有文献,加上刻苦治学,故饶宗颐能超越同侪。

  一方面,饶宗颐幼承家学,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为主,肯做苦功夫。

  饶宗颐“一直在积累着、聚集着一种力量,他一直在锻炼着、培育着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力量”。

  饶宗颐曾说:“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饶宗颐带着女儿和学生去西北考察。火车上没有座位,只能一路站过去,后来学生觉得受不了,直接移民去了加拿大。饶宗颐在法国作研究时,每天工作20小时,所以他说“做学问真的很辛苦”,不收弟子,因“不想让别人辛苦”。

  另一方面,饶宗颐安守学者本分。

  饶宗颐曾说:“他(饶的同事)是个通才,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很多人都走这条路。这样有好处,容易创造条件。一边有了条件,一边做事情。只有我不是走这条路,始终不沾政治……我年轻时喜欢念《后汉书》,对《独行传》那部分人我很仰慕,希望能有独立的人格。”

  学问不应分“专”与“通”

  饶宗颐研究的都是专业学术问题,故普通读者对他了解不多,且在现代学术语境下,不易理解饶宗颐先生的贡献。

  现代学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是从“我与他”的角度去看问题,力主将问题“对象化”,使其变成一个“他者”,从而能冷静地加以解剖,找出其中规律。可问题是,一旦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温情,使它变成干瘪、枯燥、细碎的知识堆砌,则历史的价值何在?如果历史不能给后人以启示,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知识积累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与他”的视角之外,注定还有“我与你”的视角。

  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所谓的静态解剖很可能是将历史简单化、歪曲化的借口,不仅不能获得真知识,反而会陷入碎片化的窠臼。

  在“我与他”视角的垄断下,批量生产的碎片化知识正填满每个角落,使当代学者很难拥有前贤的视野与胸怀,走进“只专不通”或“只通不专”的困境中。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我反对只“有点学问”。外国人做学问要求“贯通”,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其治学兴趣的,而在中国,我们的学术研究有所谓“专”与“通”的分别,“专”的往往死守一经,太求“通”就又不“专”了。

  打破盲目比附式的论断

  了解饶宗颐先生的学术,方能明白他为何能将“通”与“专”有机结合。

  如《离骚》的第二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于“摄提”是什么,一直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外来语。饶宗颐先生从出土文献中发现,四隅神中,西南神为“聂氏”,亦写作“摄提”,且它又是“岁星”的名字,所以古人用“摄提”来表示寅年,绝非“外来语”。

  此论一出,被赞为: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东方文明西来说”,认为东方文明是从西方传入的,这一度成为主流观点。苏雪林曾提出,《约伯传》先传入印度,变成吠陀颂,再传入中国,才有屈原的《天问》。饶宗颐考证发现,《天问》式反问写法,在《庄子》、《奥义书》、《阿维斯陀》等不同文明的著作中均存在,未必有前后传承关系。相似只是“间接证据”,缺乏说服力。

  陈寅恪先生认为汉语四声来自印度围陀三声,饶宗颐则根据《文心雕龙》与《通韵》,推翻了这一假设。

  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战车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通过甲骨文研究,饶宗颐发现商代已有马的名录,亦有战车存在,可见东西方马政应是同时发展,并无先后。

  这些精彩论证,打破了许多盲目比附式的研究结果。

  率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不同意“东方文明西来说”,但饶宗颐高度重视东西方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史,通过对双方史料的深入研究,建立了新的解释框架。

  如“字母出自古陶文”假说,饶宗颐发现中国半坡出土的器物刻符与西方腓尼基字母形似者竟高达20个以上,认为“这说明很可能远古时期,西北地区闪族人与羌人杂处,通过商品贸易,闪族人遂采取陶符作为字母依据的材料”,“陶符之被采用作为字母的形符,是远古陶器之路上文化交流不可磨灭的伟大成果”。

  再如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的西汉墓中,发现了中东风格的银器,饶宗颐据此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说,认为“在周、秦之世,国际活动,中外必有互相影响的地方。波斯器物,已经海路入华”,“自大流士以来,华与胡两种文化,接触自不寻常,未可等闲视之。谈中古时代中外文明之交流,正宜上推至更前时代”。

  饶宗颐的这些观点发人所未发,带给人们看历史完全不同的角度。

  遥望中国的“文艺复兴”

  饶宗颐对宋代历史学者和明代历史学者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宋代史家虽多,但都是偏安于一隅去思考问题,见识不如前代。金兵南下,宋人虽然不乏高风亮节者,却只能殉身而已。

  明代则以科举取士,学者重辞藻不重历史研究,所以国家出现困难,不知该怎样去治理,天崩地解时,明史列传中行为高尚者只有一半。

  饶宗颐认为,宋代史家与明代史家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通儒”的见识,所以无济于事。

  饶宗颐先生晚年时指出:“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他认为,应该系统整理出土的简帛史料,探索经典的本来面目,以此为修复传统经学的契机,从而为一个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做好预期工作。“我肯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饶宗颐先生已去,但他遥望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一定会到来。(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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