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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庆邦:作家应该拿作品说话

(2017-03-30 09: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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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诗歌评论
  作家应该拿作品说话

                                        刘庆邦 

   “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刘庆邦掷地有声。

  可是,他又总是低调,总是谦虚着,保持一颗平常心,他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得跟在矿井下面一样。他甚至不愿意给自己开研讨会,几次三番推辞,终于还是在今年的5月,在他从事创作38年之后,由《北京文学》主持,小规模地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这是一位拿作品说话的诚实的劳动者。

  他说,作家应该诚实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写作态度上,应该更加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最后是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写作者都是文学劳动者

  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短篇小说,1972年当矿工时写的。写完放了6年,到1978年才得以在《郑州文艺》上发表。之后我的小说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十月》《上海文学》《青年文学》《作家》《山花》等杂志上发的多一些,我几乎每年都要给这些杂志各一两篇小说。文学期刊对作家的成长是重要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发祥地”。我呢,我是从《北京文学》走出来的。他们的编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茬编者都很抬举我。刘恒最先向我约稿,他鼓励我放开写,向来《北京文学》“重炮猛轰”。林斤澜当了主编后,专门约我谈了半天,要我接二连三给《北京文学》写稿,写一篇,他给发一篇。我给章德宁寄短篇小说,她给我打电话说:稿子收到了,我刚看了一半。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他们当编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作者自信。

  当记者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它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创作素材,主要在于让我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胸襟,看到了差别。比如说,我当矿工时,看到的是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当了记者,我跑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看世界就稍稍站得高一些,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还有,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让我懂得写新闻和写小说不是一个路数,可说是两个脑子值班,不可混为一谈。

  现在写中短篇小说的作者都是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井下生产一线的采煤工和掘进工一样。我不甘心过早地退出生产一线,还在坚持写中短篇小说。我主张细水长流,持续写作。这需要有几个条件:必须始终保持对写作的热爱;以劳动的观点对待写作;以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就是平常心;保持对生活的好奇、敏感和激情;还得有一个不错的身体。其实我的写作还是有阶段性的,在1985年《走窑汉》发表之前,我的作品过于写实,虽然也发表了一二十万字的小说,中篇小说《在深处》还得过奖,但影响不大。从《走窑汉》开始,我比较注意虚构,注意发挥想象的力量。

  我尊重同行的创新、求变和探索。但文学不能赶时尚,时尚都是肥皂泡泡,炫目得很,也易碎得很,我们永远赶不上。生活是在不断变化,不断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感受,我们应予以关注。但变中有不变,文学也应该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世界上有两样最美的东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也就是阳光和月光。它们没有变,却始终是我们人类的审美对象。文学创作不是新闻写作,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小说与新闻一定要拉开距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提法很好,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对“三贴近”的理解要有所延伸,还要贴近人物,贴近心灵,贴近艺术。这些道理谁都懂,就不展开说了。

 

  创作的状态就是回忆的状态

  一个作家的智力由三种基本力量组成:记忆力,理解力,想像力。记忆力又是这三种力量中基本的东西。一个人若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而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就更可怕,就会重蹈灾难的覆辙。作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不断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为民族保留记忆。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生人,经历的事情比较多,记忆比较丰富,我愿意回忆过去的事情。创作的状态就是一种回忆的状态。形成了回忆的状态,就沉淀过了,选择过了。就拉开了距离,有了距离之美和分寸之美。

  林斤澜先生曾用“一棵树的森林”比喻过汪曾祺汪老的作品,我觉得是恰当的。用这个说法比喻我的作品,我不敢当。林老多次评价过我的小说,有一种说法概括得非常好。他说我是“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我理解,林老主要指的是我的创作。我不会玩花话儿,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创作上愿意顺其自然。

  我是短篇、中篇、长篇都写。短篇已发表了二百来篇,中篇三十多篇,长篇六部。哪个材料适合写哪个体裁,我就写成哪个体裁。我是说过,不论哪种体裁的小说,都像是水的性质,短篇像瀑布,中篇像长河,长篇像大海,三者不可互相代替。比如说一些材料写不成短篇小说,但可以写进长篇小说里。至于说我的中长篇小说不如短篇影响大,我不大在意,该写什么,还写什么;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自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以来,我的作品明显多起来。我赞成职业化写作,它不仅可以使作家拥有大块的时间,职业化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意味着一种责任。比如体育界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和职业乒乓球运动员的存在,是竞技的需要,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需要。我的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和煤矿生活。这是我所熟悉的两个领域,我的诸多人生经验是从这两个领域得来的。我的写作是从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出发。我现在的写作既调动着以前的生活积累,还每年都到农村和煤矿看一看,以补充新的创作素材。我是个笨人,只能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写作和打煤井的道理是一样的,照着一个地方挖,挖得越深,才会挖出煤来。东挖一下,西挖一下,那是勘探,是普查,不是采矿。

  越写越疼痛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是沉重的,现实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知不觉就写出了沉重的东西,这没办法。拿中篇小说《卧底》来说,一个记者本应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以揭露丑恶和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可不法小窑主请记者喝了一顿酒,许给记者几千块钱,就把记者给收买了,记者很快就站到了作恶多端的小窑主的立场上,答应为小窑主评功摆好。这是没有信仰的结果。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没有了可信的,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什么怕头儿,是最可怕的。作家有责任指出这一点,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敬畏之心。

  李洁非是我所敬重的评论家之一,他不写评论是不写,一旦评论一件作品,就看得准,看得深。他注意到我写《哑炮》时的笔墨情趣和汉语小说诗学,真的让我欣喜。因为我一直追求语言的味道,追求诗意化的写作。这一点别人没怎么谈到过,洁非一下子说到我心里去了。比起前面说到的沉重的写作,我更愿意写美的东西,诗性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敢于承认小说是闲书,写小说的人是闲人,进入写作状态时要有闲心。现在的人,人心都很乱,很忙,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自己,很难静下心来。如果作家没有等闲之心,没有闲情逸致,就进入不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读者读小说时,也要有一颗闲心。

  我重视小说的结尾,结尾是小说演进的方向,也是目标所在。一篇小说是否完整,是否完美,是否有所升华,往往在结尾体现出来。李敬泽说他在《哑炮》小说的结尾处看到生命的软弱,灵魂的软弱,我认同他的看法。我在别的地方说过,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从来都不是喜悦的表现,而是痛心的表现。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心里为人类痛哭,也为自己痛哭。他想通过写作安慰一下自己,减少一点疼痛。谁知相反,越写越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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