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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人的内心就是神本身

(2015-08-07 12: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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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人的内心就是神本身

诗人的内心就是神本身 / 桫椤

 (此系在第四届”衡水湖诗歌节“上的发言)

 

诗歌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所以对诗歌要虔敬,要“祭神如神在”。但是诗歌不同于宗教,它反而比宗教更庄严。周作人说文学是没有目的的,宗教仪式都是怀有某种目的的,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现在看,诗歌是文学中最“无用”的文体,它不能用来挣钱,甚至也不能用来扬名,有时还会在不写诗的人眼里给你带来恶名,非诗人常常把诗人当作另外一个人种。所以,这里说到“无用”和“有用”,周作人认为这恰恰是区分文学与宗教的关键

……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到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了出来……文学和宗教两者的性质之不同,是在于其有无“目的”:宗教仪式都是有目的的,文学则没有。譬如在夏季将要下雨的时候,我们时常因天气的闷热而感到烦躁,常是禁不住地喊道:“啊,快下雨吧!”这样是艺术的态度。道士们求雨则有种种仪式,如加以击鼓表示打雷,挥黑旗表示刮风,洒水表示下雨等等。他们是想用这种仪式以促使雨的下降为目的的。”

诗歌的“无目的”,显示了它比宗教还纯粹。虽然文学已经从宗教中脱离出来,但我们常常说“诗歌有神性”,“诗歌是通神的”,诗歌的神性来自于哪里?显然来自于它所崇拜的神。可是,我们在诗歌中顶礼祭拜的神是什么。

当下的文学,走的是一条庸俗化的道路,文学的价值被以市场的标准进行重估。文学的市场未必是以金钱为表征——网络文学是一个例外,这是一种直接与商业相通的文学形式——文学的市场就是读者。自古以来,读者就是文学场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在今天,读者已经成为检验文学好坏的唯一标准,读者的地位已经超越作者成为引导文学发展的动力。

当今的文学,是娱乐的胜利,是思想、审美和教育的失败。小说的变化最为明显,网络文学是这种成功与失败的标志性结果;散文也正在向读者献媚,大量的小说情节进入散文,叙事性、传奇性成分加重,抒情成分变得日渐稀薄。庄子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想挣钱的人看不上诗歌,想扬名的人也看不上诗歌,“无用”的诗歌反倒保留了文学最后的一点尊严。

但是,诗歌的文学性也在发生瓦解,尽管不是像小说和散文那样剧烈。一方面大量的口语诗出现,二是大力强调诗歌的叙事性,三是书写感官刺激的作品在不断增加,在诗歌中描写贪欲的场景或器官。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诗人把庸俗生活和读者奉为“神”,由此而得来的“神性”非常令人怀疑。

事实上,诗歌的“无用”系“外在无用”,即它不是一种可以用来邀名揽钱的工具,它的“无用”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人的内心。话说“功夫在诗外”,其实“结果在内心”。诗歌这个庄严的“宗教仪式”所拜祭的神灵,是诗人的内心,而不是化外的读者和市场。

“宋人王安石解剖‘诗’字说:‘诗,寺人之言’。寺人就是上古祭祀的司仪”,“中国古代的祭祀经殷周、秦、魏晋有新的变化发展,但具有严肃性、崇高性、音乐性的祭词的代言性质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照这个汉文化的传统,诗歌的确带有祭拜的神性,古代祭神歌咏之后的文字沉淀,就是诗。但是启蒙运动开启理性时代,“神”没有外在的藏身之所,小说和散文已经失去了可以对神言说的语境,诗歌是唯一保持了文学宗教性的文体。在当下谈论文学的宗教性、谈论诗歌的神性,我们的话语所面对的只能是我们的内心,神只可以藏在心中,或者说,我们的内心就是神本身,内心是诗人唯一自在永在的神,正是这个内心之神让自我区别于他人。

诗歌敬重神明,实在是敬重我们的内心世界。因此,诗如果不从内心出发,写的越多,就离诗越远。

中国的诗学一直有“言志”与“载道”两个传统,即“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宋初之后,“载道”诗多起来。白话诗兴起之后,“言志派”兴旺,而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前,“载道派”发达。以“白洋淀诗群”开始的新时期诗歌创作,“言志派”又焕发青春,而如今,“载道派”又有东山再起的苗头。在这种此起彼伏的诗歌波浪中,我们记住了徐志摩、废名、卞之琳、海子,但是我们忘记了郭沫若、闻捷、公刘。内心的言志比外化的载道生命力强盛的多,这是因为神的生命比人的长的多。

因此,讨论诗歌有没有读者、有没有市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诗歌的价值从来不是以读者的多寡来判定。被读者记住的那些好诗,绝非诗人主动向读者妥协、考虑读者喜好的成果,而是因为作者深源自内心的写作读者那里产生了共鸣。或者说,好诗不是向外求来的,而拜内心之神所赐。

但是,这样的说法也带来一个问题,人的精神世界存在巨大的个性差异,如何在这个框架下让诗歌获得公共性担当?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明了文学的公共性是什么。哈贝马斯说:“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众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沿着这个意见,文学的公共性可以被定义为:“是指文学活动的这样一种性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显而易见,诗歌的公共性,完全不是与公众意见或权力媾和,而是与之抗衡!也就是说,恰恰是诗人对内心独特体验的书写,保证了诗歌的公共性。

照此看来,当下的诗歌,的确是缺乏公共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诗人没有坚守自我的内心,而采取了向现实妥协的策略。但就是这样的妥协就能保证诗歌不被“边缘化”吗?——其实,真正的诗歌从来都是边缘的,从来没有居于过中心地位。以诗词兴盛为标志的唐宋,诗歌也不是大众艺术,它是文人自己的事,诗发达是因为科举考试考诗。而那些科举诗是典型的“载道诗”,就社会的公共性来讲,这些科举诗显然更胜一筹,但历史上被人记忆和传颂的诗句恰恰不是这些试帖诗,而是诗人即兴“言志”的作品。可见,诗的公共性与诗的读者多少没有关系,也就与“被边缘化”更没有关系。这再一次证明了评价诗歌不应以读者的多寡为标准。

强调诗歌从内心出发,并非鼓励诗人自闭起来,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而是要做一个有内心的人,做一个有灵魂的人。唯有如此,才可以用心的温暖和爱关怀世界和生命,才可以用人性中的善和悲悯观照日常生活,才可以理智地辨析现实中的恶德,为个体和人类寻找价值。诗歌是形式的艺术,诗歌怎么写固然重要,但是,诗歌写什么更重要!

 

2015/4/26发言,27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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