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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决非“猜笨谜”

(2019-04-17 07: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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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索隐

历史

文化

分类: 红楼十五钗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决非“猜笨谜”

             2019-4-17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适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适先生所考证者惟南巡一事。对此,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反问胡适先生:胡先生这作为,是否“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胡适先生在其《红楼梦考证》中,将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列为“附会的红学”,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

  蔡元培先生(1868-1940)何等人物?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18岁设馆教书,26岁中进士、点翰林,29岁授编修。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12 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主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长。这样一个人物,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索隐》开宗明义:“《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先生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是分层次的,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中对此之来龙去脉说得十分清楚:“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

  时至今日,《红楼梦》里的反满思想,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承认。

  那么,《红楼梦》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或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反清呢?

  中华民族是个民族大家庭。但是,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战争逐步形成的。从炎黄族与九黎族的战争到西周的灭亡,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到清兵入关,汉族与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

  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无论是北宋亡于金,还是南宋亡于元,在当时人们看来都是亡国。虞集在《挽文山丞相》中写道: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林景熙在《题陆放翁诗卷后》写道:

  “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这两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说:宋时还有半壁江山。南宋一亡,一寸土地都没有了。所以产生了“大不如前洒泪时”和“家祭如何告乃翁”的悲叹。

  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将领和诗人,如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他们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岳飞的《满江红》:“这是民族英雄岳飞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首爱国壮词……几百年来,每逢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岳飞及其《满江红》词总是成为坚持民族救气节的人们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

  明亡于清,与宋亡于金、元没有什么区别。“大不如前洒泪时”和“家祭如何告乃翁”的悲叹同样适合清朝的情形。雍正帝自己也说: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明确地把清兵入关看作外国入侵。

  明朝的灭亡在当时就是亡国。亡国就有救亡。顾炎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就毫不奇怪了。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红楼梦》的诞生,据明亡已有百年,那时的人们还会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吗?其实,爱国主义经久不衰。亡国悲痛不仅存在于亡国之初,而且贯穿于整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时期。如陆游的《示儿》一诗就作于北宋灭亡八十年之后。元朝统治中原一个半世纪,但汉族人民恢复中原的愿望也从未泯灭过。朱元璋在告北方官员、人民的檄文中就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

  此文一出,朱元璋的北伐军所向披靡,山东河南州县望风而降,北伐取得巨大胜利。可见当时的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终清一朝,汉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没有泯灭过。清初有史可法、顾炎武等代表人物,诞生了《杨家将》、《说岳全传》、《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而在清中晚期,洪秀全提出了“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的口号;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可见在整个清代,民族主义从没泯灭过。因此,说《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是毫不奇怪的。《红楼梦》第一回有一脂批曰:“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介乎?”“武穆之二帝”就是北宋的亡国之恨。“武侯之三分”即抗清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恨。这段批语清楚反映了红楼梦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因此,理解时代背景,从而理解作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红学的重要任务,也是红学的出路。

  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相反是把它提高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品的高度,使它与岳飞、陆游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研究《红楼梦》的民族主义思想,弘扬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先生为了民族振兴,把改造国民性思想看作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屡受外族的侵略,是形成民族精神锢弊的重要原因。他说道:中华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只有在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经受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彻底克服自身的弱点,迎得民族的新生。“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因此,《红楼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把《红楼梦》看作曹雪芹家事,或清宫廷秘史,是对《红楼梦》的亵渎,是不能原谅的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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