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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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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你的领导是雄才,还是垃圾?

(2019-12-13 08:39:48)

《反经》中的大智慧(理乱)篇: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领导

 

【导读】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一个国家的治乱往往有诸多表征。例如,一国之主知人疾苦、勤守事业、信赏必罚,那么这个国家多半治理得井井有条,甚至可以断言其“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假若皇帝的情形与此截然相反,贤能之士又不能“为伊尹、霍光之事”,这个国家必定动荡不安。再例如,国家的风气肃然,和睦,这个国家的机器一定运转正常,如果风俗日偷,竞相欺诈,那么这个国家便有可能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顾炎武曾经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不论是天潢贵胄还是平头百姓,应该对国家治乱的大势有敏锐的洞察力,当社稷有“倒悬之急”时,能够“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进而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使局面转危为安。本篇以明察治乱为中心论题,剖析了“六类君主的特点”以及在这“六主”主政下的国家状况,可以一读。

 

【反经原典】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

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编者按:上述为“八风”,与“九风”之数不合,或以“九”为概数。)

 

【译文】

 

 

“六主”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以统一天下,富民强国的君主;[“王主”博施济众、淑质英才,不把践行“仁慈美德”当作负担,而是自然而然的那样做]

 

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雅望和资质不及“王主”,但可以为了治理江山而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强迫自己中规中矩,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稳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萧规曹随,与民休息]

 

善恶皆为,公私并行,干起事来时好时坏,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庸德庸行”的君主;

 

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各种礼制打破了应有的界限,政治教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

 

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只顾自己纸醉金迷,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听从民意办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不想听,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杀掉,这是‘亡主’——败坏国家的君主。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懂自重,平民百姓和基层小吏对朝廷恶议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

 

君臣互抢荣誉,百官都重事功,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国家混乱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俸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话,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决策层,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当小官的争相阿谀,当大官的野心不息,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掌权者只唯情人或夫人马首是瞻,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行其是,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

 

【史海沉钩】

 

本篇是《反经》的第十二章,作者赵蕤着重引述了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荀悦的著作,但对荀悦作品中的部分精华隐而未提。要知道,荀悦不仅以 “六主”品评君主,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主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难暗矫情以从道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荀悦对君主“二难”的分析,从人之常情与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出发,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

 

此外,他还提出,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南唐三主的事例,颇可为鉴!

 

闲谈南唐三主:治主、存主、危主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徐知诰(即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江宁(今南京),一传三帝,享国三十九年,是十国当中版图最大的王朝。笔者拟对南唐祖孙三代“量功定名”,使读者明晓“六主”之间的大致界别,以就教于方家。

 

据《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李昪小名彭奴,自幼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安徽泗县)一带流浪,六岁时,父亲李荣即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895年(乾宁二年),杨行密攻打濠州,得到了彭奴,将其收为养子。但是,杨行密的儿子们却不能容纳彭奴。杨行密只得将彭奴交给部将徐温抚养,取名徐知诰。

 

徐知诰长大后,喜好读书,善于骑射,杨行密对其深加器重,经常夸赞他说:“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六》)

 

日后,杨行密果然一语成谶,他昔时的养子登位至尊,雄霸五省。

 

李昪虽然掌握了大权,却仍竭力恪循“仁厚待人”的政治套路,在他称帝之后的7年间,广行善政,体察民瘼,兴利除弊,确实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作为身世微贱的李昪,十分关心基层百姓的疾苦,为此,在他称帝的南唐,“常使人察视民间,有婚丧匮乏者,往往周给之”,不仅如此,“盛暑未常张盖”,左右劝他享受一下,李昪却回绝说:“万千黎民尚且曝露在炎炎烈日之下,我有什么资格拥有特殊待遇呢?”

 

其次,李昪还大力“劝课农桑”和“轻徭薄赋”。为此,他下诏说:“乃者干戈相寻,地茀而不艺,桑陨而弗蚕,衣食日耗,朕甚悯之。民有响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这种安抚战乱中流民的劝农政策,很快受到民众的拥戴。李昪还在昇元四年下诏“罢营造力役,毋妨农事”。同年六月,“罢宣州岁贡木瓜杂果”。与此同时,他还对形式主义和迷信做法大加挞伐,当州郡长官怂恿百姓数十人以“诞生祥瑞”为借口向李昪献媚时,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虚幻不足凭信,并说:“谴告在天,聪明自民,鲁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谨天戒,犹惧失之,符瑞何为哉。”这种“聪明自民”的民本思想正是其“性谨厚”、“天资颖悟”“勤俭宽简”的外化和注脚。

 

更为难得的是,在十国时代,战乱不已,一般割据之主,往往以邻为壑,乘隙起兵,李昪显然有异于此。史载昇元五年(941),吴越国遭遇大火灾,“群臣请乘弊可以得志,帝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厚持金帛唁之。’”(《十国春秋》)当时的大火,据《钓矶立谈》称“钱塘大火,宫室器械为之一空。宋齐丘乘间进言曰:‘夫越与我,唇齿之国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刘我边陲,污浊我原泉,股不附脾,终不我用。今天实弃之,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愿勿失机,为后世忧。’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戳,朕所弗忍。且救灾睦邻,治古之道。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于是特命行人厚遗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

 

我们从李昪的做法中既见其仁,复见其智。不肯趁火打劫、损人利己,可谓其仁;“坐三江以观天下之衅”,内修政理,外和诸侯,不给北周任何“坐收渔利”、“黄雀在后”的机会,是为其智。

 

此外,李昪非常注意招揽良才,广收人望。在其主政之时,设延宾亭,以接待天下之士,命宋齐丘为之负责,《十国春秋》称:“由是豪杰翕然归之。间因退休之暇,亲与宴饮,咨访缺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诰预使人于淮上资以厚币,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李昪不仅“招携以礼”,还“怀远以德”。昇元二年,“高丽使正朝广评侍郎柳勋律贡方物。帝御武功殿,设细仗受之,命学士承旨孙晟宴其使于崇英殿,奏龟兹乐,作番戏以为乐。”此后,新罗、于阗、契丹也先后来贺,而尤以高丽、契丹联系密切,遣使朝贡不断。

 

李昪在“兴学重教,养老尊贤”上也做得不错。他建国的第二年,南唐就设立太学,同时删定礼乐典章制度。不久,又于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至于表彰孝悌,更是他尤为致力的内容。先主昇元二年:“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陈氏以下七家,诏旌表门闾,复其家。”(《十国春秋》)所谓“复其家”,即给复其家,免征赋税,待遇极其优厚。

 

南宋史学家陆游给他的评价是这样的:“帝生长兵间,知民厌乱。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性节俭,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帷,左右宫婢裁数人,服饰朴陋。建国始,即金陵怡所为宫,惟加鸱尾,设阑槛而已,终不改作。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

 

清藏书家吴任臣对他也颇多褒奖:“烈祖茕茕一身,不阶尺土,托名徐氏,遂霸江南挟莒人灭鄠之谋,创化家为国之事,凡其巧于曲成者,皆天也。然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是很客观公允的评价。

 

然而,形格势禁,由于李昪所处的“偏隅之地”及其“英年早逝”的劣运,注定其无法“进取天下”,况且此人虽然贤明,但在其同时代中,与他不相伯仲甚至略胜半筹的人还大有人在,譬如“神武雄略”的柴荣、“性情通达”的高从诲等等,那么“王主”一词当是与其无缘了,因此综合评定的时候,我们也只好退而求其次。

 

中主李璟早在先主昇元四年(940)即被立为太子,他为人谦谨,风度高秀,擅长诗文,志在栖隐。其曾筑馆于庐山瀑布前,欲终老此地,只是迫于太子的特殊身份未得竞其隐逸之志。先主因误服丹药而驾崩,临终之际再三告诫中主“不可袭炀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为孝子,百姓谓汝为贤君矣。”

 

综观中主在位近20年中,基本上能按照先主的遗言制订国策,行政牧民。即位之后,“大赦境内,百官进位于二等,将士皆有赐。蠲民逋负租税,赐鳏寡孤独粟帛。”同时,关注民情,当保大四年(946)淮南发生虫灾之时,也能放粮赈济,并免除农民田税。“兴学重教,敬老礼贤”方面也不亚其父。并且,他也能虚怀纳谏,自我反省。保大二年,中主下诏命齐王景遂总揽国家的所有大事,其余臣等,非召对而不得见。这分明为中主奉行其父钟爱景遂之遗念,但是弊端不少,给事中肖俨和侍卫都虞侯条陈利害,李璟采纳其言,并称誉进谏者之“直言鲠议”。

 

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说:“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遽)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令中人就私第赐李建勋继和。时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勤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即时和进。仍集名手图画,书画尽一时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此言除了表明南唐上下喜好诗文的儒雅风流之外,也展示了李璟主政初期,南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物之盛。

 

本来李璟若能一直“克绍箕裘”,便不失为“治主”之亚流,但是毕竟不够老辣,犯下了两个大错——轻启边衅和用人失当。

 

在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表象之下,李璟变得不理智而忘记了其父的临终教导,竟然乘闽之乱和楚之衰先后出兵,在贪功将帅的鼓煽之下,大动干戈,并且先后灭掉了闽国的王延政和楚国的马希萼。李璟的对外用兵,看来是收到了兼并割据政权的目的,然而,“适为大盗之资”,在割据政权多个对立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南唐灭掉闽和楚,无非为强大的北宋提前作好扫平割据势力的清道夫的工作。南唐无论从政治影响,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着眼,都没有统一神州,一清海县的魄力和可能,因而,聪明的先主李昪才在临终之际谆谆告诫自己的接班人“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决不可轻启兵戎,自取灭亡。

 

让人感到幼稚的是,李璟在开疆拓土方面稍见成效之际,竟然突发奇想,要北征中原。也许人会说,哪位有雄心壮志的皇帝不希望廓清寰宇,怎么偏就李璟不能有此念头?其实,念头可以有,但是要转换成实际行动就必须“度德量力”。他自己就始终没弄清楚,后周太祖郭威那是何等人物?是一个连他老子都忌惮三分的权诈之徒!韩熙载曾多次上书指出:“郭氏奸雄,虽有国日浅,而为理已固。兵若轻举,非独无成,亦且有害。”但是,李璟听不进去。结果是北周闻风而动,先下手为强,派军进击南唐,并很快夺取了南唐长江以北的十四州六十个县的大片土地。最后,李璟惟有割地纳贡,上表称臣。

 

李璟的另一失误是用人失察,他以冯延已、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常梦锡值班宣政殿,专门掌管密令,而冯延已等人都以奸佞专权,南唐人称之为“五鬼”。这“五鬼”与宋朝的五鬼(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不同,宋朝之丁谓等徒,虽然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但是能力非凡,亦有治术,南唐“五鬼”则不仅没有实际本领,而且人品极差,“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开了滥赏滥罚的恶例!

 

所幸李璟在迭遭败绩之后,有所觉悟。他在重用“五鬼”的同时,还能兼纳韩熙载、孙晟、常梦锡、萧俨、江文蔚、李德明等国士的意见,使得忠奸两方大体处于“均势”。

 

观其一生,功过交织。南唐在其手中,虽衰疲之象已现,惟仍能守土安民,南面称孤,延其国祚,当为“存主”。

 

后主李煜就是在南唐去帝号,岁岁纳贡的危难之际即南唐位的。李煜是一个“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的风流才子,潜心于典籍,擅长书法绘画的多才多艺的诗人词客。但在为政方面,实在乏善可陈,一直为后人诟病。吴任臣先生倒是曾经说过类似“替李后主正名”的话,诸如“后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乡使国事无虞,中怀兢业,抑亦守邦之主也”,可惜今人不太买账。

 

之所以不太买账,大抵与李煜“尊释重佛”、“骄奢声色”、“不纳忠言”这三件事情有关。

 

据《十国春秋》记载,李煜酷嗜浮屠,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在林苑建静德僧寺;又在钟山设寺,并亲笔题词“报慈道场”,每日供应近千名僧侣,所需费用皆由朝廷所出。李煜曾于开宝二年(969年)普度僧侣,又于次年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可见,即使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之际,李煜仍不遗余力地建寺尊佛。

 

李煜信奉佛法,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颇废政事。坊间的杂记还记录了一件事,当时北朝(宋)曾暗中选拔能言善辩之人前往南唐,蛊惑后主。李煜不知,以为有佛出世,称其为“小长老”,朝夕与之谈论六根、四谛、因果报应之事。“小长老”劝说李煜广建佛塔,又聚众千人讲佛论道,吃穿用度极为奢侈。宋军兵围金陵,李煜诏“小长老”商议据守之事,“小长老”遂“摇旗退敌”,宋兵竟果然退却,后主大喜,命兵士诵《救苦观音菩萨经》以解围。至南唐将亡,李煜又诏“小长老”退敌,“小长老”托病不出。等到皇甫继勋死后,李煜才明白被骗,就鸩杀了“小长老”。

 

李煜骄奢淫逸也是出了名的,曾用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以玳瑁为钉;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以红罗朱纱糊在窗上;屋外则广植梅花,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仅容二座,李煜就和爱姬赏花对饮。 每逢春盛花开,就以隔筒为花器插花,置于梁栋、窗户、墙壁和台阶上,号为“锦洞天”。每年七夕生日时,李煜必命人用红、白色丝罗百余匹,作月宫天河之状,整夜吟唱作乐,天明才撤去。

 

此外,他对大、小周后过于痴迷,心思全都用在了记述香闺韵事以及怎么用文学作品讨女人欢心上,政绩没见多少,像《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这样的作品倒是汗牛充栋。

 

最让后世知识分子,尤其是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无法谅解的,恐怕还是他冤杀了潘佑、李平等人。

 

开宝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并建议借鉴《周礼》古经实行变法。然而,徐铉、张洎却趁机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不问青红皂白,马上遣人问罪。

 

潘佑激言抗辩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不久后,潘佑与李平接连自尽,以死明志。

 

对于李煜之不谙国事、胸无大志、碌碌无为,想来并无太多争议,但是对于潘佑给李煜“亡主”的定性,他的老属下认为太重。史载,赵光义曾问南唐旧臣潘慎修:“李煜果真是一个暗懦无能之辈吗?”潘慎修答道:“假如他真是无能无识之辈,何以能守国十余年?”徐铉在《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也写到:李煜敦厚善良,在兵戈之世,而有厌战之心,虽孔明在世,也难保社稷;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可见李煜比起夏桀、厉王等等臭名昭著的皇帝来,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他本身并不是“亡主”,在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催压下,亡国也是“势之所迫”。

 

但综合《宋史新编》、《五国故事》、《南唐近事》、《新五代史》等等典籍的陈述,李煜主政期间,“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的现象的确存在,其本人“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欧阳修语)也是事实,因此,“危主”这两个字怕是不能不承担!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  作者微信:zhaodanyang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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