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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奇术:让高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策!

(2019-08-08 23: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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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鬼谷奇术:让高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策!

 

【导读】

 

本篇是《捭阖策》中的“”篇。决,在本篇中取“决断”之意。《淮南子·时则训》有言:“(立秋之日)命有司脩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由于年代久远,本篇之中的部分要谛已经散佚,从现存的文字来看,主要是讲针对各种犹疑不定的事情如何作出决断。面临纷繁复杂的情况,怎样才能迅速的进行判断并采取有效的行动?篇中提出“善诱”的办法。只有深刻了解各方面的情形,才能“断其可否”。可见“决”篇与“揣”篇、“摩”篇互为佐使。

 

【原文】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1】;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罹害者,此事之失【2】。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3】。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4】。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5】。

 

【注释】

 

1】笔者注曰:蒯彻语云:“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又有《国语》曰:“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又引《管子·禁藏》篇曰:“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又曰:“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就福避患,即决之果也。

 

2】笔者注曰:《荀子》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其语与本篇互相发明。

 

3】笔者注曰:《淮南子》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云:“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此之谓阳德、阴贼。又云:“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之谓信诚。

 

4】笔者注曰:《韩非子》云:“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又云:“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又云:“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此皆为息患定乱之义也。

 

5】笔者注曰:《尚书·洪范》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卜筮之说本源也。

 

 

【译文】

 

鬼谷子之所以发明“决”篇,是因为世间的事情千头万绪,让人犹豫难定。善于决断就会得到福报,不善于决断就会招来祸患。善于决断的人,一定先诱得实情,然后其决断就不会有迷惑和偏失。决断要带来利益,决断不能带来利益,人们就不会接受它,而每次决断都要带来利益,就必须寄托于决断的变幻莫测,做到出人意外。如果所做决断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有利的,但其中蕴藏着不利的一面,那么这个决断就不会被人们接受,反而导致关系疏远。如果决断招来败绩,或者遭受灾害,这是决断中的不当。

 

圣人之所以能办成事的原因和方法有五种:一是“阳德”,二是“阴贼”,三是“信诚”,四是“蔽匿”,五是“平素”。以上五种分为“阴”和“阳”两类:使用“阳”一类的方法时,要讲究言辞如一,前后一致;使用“阴”一类的方法时,说的话要真假难辨。“阳”的一类手法和“阴”的一类手法,加上“平常”使用的手法和“关键”时刻使用的手法,这四者要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能做到上述要求,再以历史为参,以未来为验,以平常为度,就可以决断了。给王公大人做事,有以下五种情况可以帮其决断:王公大人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事情做成之后能够获得好名声的,可以给他决断;不用费多少力,事情就能办成功的,可以给他决断;虽然此事做起来费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做,也可以给他决断;能够为对方去除祸患的,可以给他决断;能够替对方招来福祉的,可以给他决断。

 

总之,决断事情与消除疑虑,是办好各种事务的关窍,关系到社稷的治乱兴亡,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利钝,是非常难办的,要认真对待。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先王,也要用蓍草和龟甲占卜,从而使自己的决断正确无误。


 

 鬼谷奇术:让高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策!

 

 

【案例分析】



决篇:审情察势,当机立断

 

本篇着重论述的是如何使游说对象依照我方意图作出决断,其方法有五种:“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但总的来说,分为“阴”、“阳”两类,且“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使用“阳”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言辞如一、前后不悖;使用“阴”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旁引博征、真假难辨。

 

在《战国策-卷四》当中,甘茂游说秦武王所用之法就是“以信诚之”,属于“阳略”;《战国策-卷七》当中,姚贾答对秦始皇所用之法就是“以蔽匿之”,属于“阴谋”。

 

当初,秦武王对甘茂说:“我想出兵向东进攻三川(韩国一地名),取周室而代之,如果能实现这一夙愿,我即便死了,也会永垂不朽。希望先生替我谋划!”甘茂说:“我要求去魏国与他们缔结盟约,共同攻打韩国。”于是,武王派亲信向寿和甘茂一同出使魏国。

 

甘茂来到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的约定。但我希望大王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韩国。’当大事成功之后,一切功劳归于您。”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武王,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武王责问说:“先前我已经告知您了,攻克三川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您现在却让我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什么意思?”

 

甘茂闻言,故作为难道:“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之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

 

武王说:“再难我也要攻打!”

 

武王虽已再三明志,然而“览闻辩见,目达耳通”的甘茂深知“宜阳难下”,在攻战期间,必然会招致国内亲韩势力的非议和打击,届时不仅前功尽弃,自己也有可能遭受谗害,朝不保夕,于是研精殚思,巧构说辞,以成“有言在先”之效:“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能耐,却称颂先王(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不到三年就凯旋得胜。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接受了文侯的批评,心悦诚服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寄居在秦国的人,而秦国权臣樗里疾、公孙衍倚仗和韩国的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又会白白招致韩国相国公仲侈的怨恨。

 

从前曾参在费地,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遁逃而去。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对我的感情和信任也远不及骨肉至亲那样‘盘石桑苞’,如果将来非议我的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有所动摇!”

 

(《战国策-卷四》原文: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

 

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订立盟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订立盟约,并任其为帅。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五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甘茂到后对武王说:“息壤的盟誓还算数吗?”武王不得不说:“算数的”。于是又坚定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终于攻克了宜阳。

 

后世司马贞赞其事曰:“甘茂并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寿,乃攻宜阳。”


 

鬼谷奇术:让高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策!


 

 

其实,除了甘茂之外,姚贾也算得上是深通《决篇》的高手,他面对同僚斥责、主上见罪的危境,不仅安之若素,反以唇舌之利倒转乾坤,最终令秦王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当初,燕、赵、越、楚想要结成联盟,一致对抗秦国,秦王召集大臣和宾客共六十多人商议对策。秦王问道:“当下四国准备联合攻秦,而我国正当财力衰竭、战事失利之时,应该如何对敌?”大臣们不知怎样回答。这时姚贾站出来自告奋勇说:“臣愿意为大王出使四国,一定破坏他们的阴谋,阻止战事的发生。”秦王觉得可行,便拨给他战车百辆,黄金千斤,并让他穿戴起自已的衣冠,佩上自己的宝剑。于是姚贾辞别秦王,遍访幽、冀,深结其君。四国素来知道秦国不好招惹,此次又得到钱帛无数,便决定暂时罢兵言和。秦王知道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姚贾的功劳,马上封给他千户城邑,并任命他为上卿。

 

韩非却认为秦王对姚贾嘉奖太过,其因有三,首先,姚贾不过是魏都一个守门之人的儿子,他曾在魏国当过盗贼,后来侍奉赵王,也因谋事不利被驱逐出境,对于这样一个“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不可过于抬举。其次,诸侯的合纵战略早在苏氏兄弟相继逝去后便已失效,各国之间离心离德,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燕、赵、越、楚虽号称“和衷共济”,然而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图自保。类似这种乌合之众,只需稍加点播,间以利害,久必自散,完全不用派姚贾“重金以结”。此外,姚贾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耗去秦国财货无数,不仅没有换来敌国“割地纳贡”之实,而且就连资金去向也没有明确记录。如此看来,他若非“中饱私囊”,就一定是“结外邦以自重”。

 

于是秦王召来姚贾问道:“你有没有把寡人给你的钱挪作私用,抑或用之结交诸侯?”

 

未料此时姚贾竟然毫不隐瞒,直言坦陈道:“有这回事。”

 

秦王变了脸色说道:“那么你还有什么面目再与寡人相见?”

 

姚贾说:“我如果不把这些钱其中的一部分挪作私用,我周游列国又靠什么生活呢?我如果不把这些钱用来结交诸侯,他们凭什么答应我罢兵言和呢?”

 

秦王不语。

 

姚贾趁机煽情道:“虽然如此,我对大王的忠心天地可鉴!昔日曾参孝顺父母,天下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伍胥尽忠报主,天下诸侯都愿以之为臣;贞女擅长女工,天下男人都愿以之为妻。大王试想,假如我不忠于大王,四国之君凭什么信任臣呢?夏桀听信谗言杀了良将关龙逢,纣王听信谗言杀了皇叔比干,以至于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为国出力了。”

 

秦王又说道:“寡人听说你是世监之子、魏之盗贼、赵之逐臣,可有此事?”

 

姚贾见招拆招,并没有游斗闪避,而是使出“托于似类”的伎俩,正面回答秦王的问询,说道:“姜尚在齐国时是妻子所弃的庸夫,在朝歌时是血本无归的贱屠,在庙堂上是权贵摒斥的家臣!他在棘津时降格以求,情愿充当苦力,聊以为生,却都无人雇佣。但文王慧眼独具,以之为佐,最终击败纣王,取得天下。管仲不过是齐国边邑的商贩,在南阳穷困潦倒,在鲁国时曾被囚禁,齐桓公不计前事,以之为佐,其后九合诸侯,一匡华夏。百里奚当初不过是虞国的一个乞丐,身价只有五张羊皮,可是秦穆公任用他为相后竟能无敌于西戎,还有,过去晋文公倚仗中山国的盗贼,却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这些人,出身无不卑贱,身负恶名,甚至为人所不齿,而明主加以重用,是因为知道他们能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假如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古代隐士)那样,只注重奇节异行,而不讲究实际,危难之时又有谁能为国效命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对臣下吹毛求疵,而是将他们去芜存菁的加以利用。古来能够安邦定国的雄才,不听信外面的毁谤,不封赏空有清高之名、没有尺寸之功的人。这样一来,所有为臣的就不敢用虚无缥缈、无法定量的东西向国君邀宠了!”

 

(《战国策-卷七》原文: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工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立革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于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姚贾复道:“我听说韩非子在文章里口口声声叫嚷着‘应以事功评价一个人’。然而入秦多时,并没有见他为秦国建立任何事功!”

 

秦王道:“爱卿说的在理。”于是仍让姚贾出使列国而责罚了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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