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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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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看人切忌先入为主

(2019-02-22 08:37:17)

《反经》中的大智慧(臣行)篇:不要用第一印象揣测人

 

【导读】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心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本章名曰“臣行”,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人臣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反经:看人切忌先入为主


 

【反经原典】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性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

 

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反经:看人切忌先入为主

 

 

【史海沉钩】


本篇是《反经》中的第十章,作者参鉴管仲、桓范等多位名家的言论,又综合己见,将数十种官员的为政套路加以汇总,内容比诸《群书治要》中的“六正六邪”还要全面!鉴于篇幅,在此仅以杨阜、开济两位历史人物为例,对赵蕤先生引据于《世要论》的精华部分加以论述。


曹叡的明察与朱元璋的失误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三国时期曹魏名臣。原甘谷县文昌宫西侧尚有杨氏家祠,内悬“两代尚书”匾额,即指杨阜和杨豹而言。


相传有一次明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臣以前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


见此,不少御史言官均要弹劾杨阜僭越无礼、志欲不纯。


但人主曹叡却对杨阜未加丝毫责备,反而愈加礼敬。因为统观全局、通鉴以往的他,深知杨阜有“公辅之节”,是位骨鲠之臣。


的确如此,杨阜对于大魏朝廷的贡献,可以用“毁家纾难”这一成语来形容,关于这一点,从其“力敌马超”一例中便可得见。初入庙堂、不谙旧事的官员当然难以尽知。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边塞胡人那里,曹操追剿到安定,苏伯又在河间反叛,曹操要率军东还。这时,杨阜正作为使节在曹营,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的勇猛,极得羌、胡等民族的拥戴,西部边境的人都敬畏他。如果您的大军回师后,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曹操深表赞同,但军队撤离得仓猝,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布置。马超便率各部胡人首领带兵攻击陇上诸郡,各郡纷纷响应,只有冀城一郡坚持固守。马超集中陇右的全部兵力,张鲁又派大将杨昂协助马超,大约万余人攻城。杨阜率领官员和宗族子弟中能打仗的千余人,又让从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与马超苦战。从正月到八月,死守城关,救兵不至。州里派别驾阎温沿水路逃出求援,结果被马超所谋。刺史、太守大惊失色,开始考虑向马超投降。杨阜流泪劝谏说:“我率父兄子弟以节义相鼓励,死守不降,田单死守,还没有如此坚固呢!而今放弃马上就要建立的功名,给自己蒙上不义的罪名,我愿以死相守。”于是号啕大哭。刺史、太守最终还是派人求降,打开城门让马超进来。


马超进城,把杨岳抓起来,又让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杨阜不为暴力所屈,向屯兵历城的外兄姜叙求援。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他见到姜叙和叙母之后,叙说了冀城陷落的经过,悲泣不已。姜叙说:“何以如此悲恸?”杨阜说:“守城却又守不住,君长已死而不能同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马超背叛父辈,背叛国家,烧杀将士。这何止是我个人怕受人指责,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耻辱。您带兵专管一方却没有讨杀贼逆之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马超虽强,却无视信义,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败他并非很困难。”姜叙的母亲很感慨,敦促姜叙听从杨阜的劝说。定下计谋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联络结盟,共同讨伐马超。又派从弟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内情,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盟誓以后,于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闻讯后亲自率兵出击。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妻儿。马超袭击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姜叙母亲骂道:“你是个背叛父亲的逆子,你是杀害君长的叛贼,天地不容,还不早死,还有什么脸见人!”马超大怒,杀死姜叙母亲。杨阜与马超作战,五处受伤,宗族兄弟死了七人,终于将其击退。


后人有诗为赞:“包胥向日哭秦庭,杨阜今朝恸历城。欲报冤仇流血泪,千年万载仰高清。”


故而对于杨阜这样表面上“鲁莽粗率”、“不重小节”而实际“公尔忘私”的官员,我们是否应该如同曹叡,多念叨几句“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比对之下,洪武时期的刑部尚书开济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开济初任刑部尚书,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载其:“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军民以细故犯罪者,宜即决遣。数月间,滞牍一清。”


看似的确“不负众望”!


事实上,他还有更为令人称道的“英雄事迹”:开济主审过当朝驸马在四川横征暴敛、走私茶盐、越境贸易的大案,最后宰杀了欧阳伦。


当地百姓无不言其“秉公任直”、“不吐不茹”。


不单是“施恩于下”,开济对上面更会迎合。一日,开济跟从太祖朱元璋游金水桥,太祖忽然堕泪,问开济曰:“朕为何如此?”开济赶忙奏道:“过金桥,倚金栏,看金鱼,忆金妃,随金泪。”太祖握着开济的手云:“绾手过金桥,有事不相饶”。凡国家经制、田赋、狱讼、工役、河渠等诸事,许多大臣未必能裁定的,经开济一算画,就形成了条理品式,并且可为世代沿守。朱元璋给开济的父亲开蒙发了一道表彰信《谕刑部尚书开济父》,还特意赏了他一幢非常宏丽大宅第,明朝皇帝赏赐宅第给臣子就是从他开始的。可见朱元璋对开济的信任和器重。


《晏子春秋》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开济身上,朱元璋似乎暂时忘却了“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的法家要谛。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开济是个城府极深的伪君子。


洪武十六年,开济收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明史》中说他密令郎中仇衍开脱了一个死囚,为狱官所揭发。开济与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一起杀死了狱官。更有都察院监察御史陶垕仲呈奏弹章,揭发开济的妹妹早年守寡,开济就役甥女闫氏为婢,赶走妹妹的小姑,并夺其家财。


经过大理寺多番查验,罪证确凿。朱元璋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憾,怒而杀之。


开济死后,其妻郭氏对儿子朝夕训诫,责令他俭以养德,切莫重蹈覆辙。其后,他们母子俩在昌国以纺纱织布为生,甘于清贫,以赎前罪。清朱绪曾对开夫人郭氏之墓,留有诗作:


“织室余生赖子贤,荒坟花落听啼鹃。内庭彤管谁征信,零落班昭女戒篇。”


人心叵测,险于山川!故而对于开济这样表面上“大义凛然”、“办事周到”而实际“阴险狡猾”的官员,我们是否应该详加思忖,多问几句“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微信公号:wuleihuaji 个人微信号:zhaodanyang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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