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我是带着自愧的心情写下这个题目的。因为这好像我就是个读书治学的人了，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而来访的问学之士每每以此为题而下问，以为我可以谈些心得经验，这就使我深感惭愧。我若和真正读书治学的前辈相比，那就简直差得太远、太不够格了。这读书治学得讲真的，怎么冒充得了呢？只有不知愧怍为何物者才敢冒充什么学者。

　　然而又因我常问而不答，人又说是“谦虚”，甚则疑为不肯待人以诚。这么一来，只好姑且就我们一辈人的水准来“卑之无甚高论”一回，聊备参采吧。

　　理一理平生的“脾性”，也有几个特点，或许能从中看到一些问题与得失利弊。第一是我读大学时所走的路子。大学时我读的是西语系（今日外文系），因此强烈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使我明白：了解与研究自己的（即中华的）一切，必须尊重自己的特点、特色，而绝不可以盲目地引用一些洋的模式来硬套，否则，那将会是一个极危险的歪曲或消灭自己的做法。外来的、新鲜的、好的（正确的），应该借鉴，而借鉴绝不能与硬搬划上等号，不然，“借鉴”就变成了“取代”，那么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

　　第二是我喜欢用广角度、大视野来观照事物。当然，那所谓“广”与“大”，也还只能是个人一己之学力识力所能达到的（自以为的）“广”与“大”，这种“广”与“大”实际是要随着自己的学识水平而不断向高处逐步提升拓展的。这就是说，我并非不注重把具体的事物本身弄个清楚（哪怕一个字义，一个典故……），而是注意不要停留在这个“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应当进而寻究它的更深远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我觉得只有这样，读书治学，才有真意味，否则就是支离破碎，一堆“破烂儿”，好像很渊博，可实际上难成气候。

　　这样，我就总爱把主题放到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了解它——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而不是聋人叩槃，瞎子摸象，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是我总对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天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自足”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与三亲六故，对这些都需要了解，而绝不是什么枝蔓、累赘和繁琐考证。把主题孤立起来，拒绝和嘲讽人家仔细寻察各种关系，这样的“批评家”的意见，总是令我感到他可能是太浅太简太“显”了些，缺乏足够的必需营养。

　　由于以上三点，我读书就犯一个“杂”字的毛病。

　　这个“杂”，真是杂乱无章，遇上什么读什么，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自己一生清寒，没钱买那成帮大套的必备之典籍，只是凭机会拣些零本，带着极大的偶然性。这样，手边的书少得可怜，也就杂得可笑起来。这样居然也有些好处，就是原来以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无”关的书，却发现并非无关，甚至大大有关。从此，大致悟及一个道理：读书给自己画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是良策。

来源：《我的书斋生活：文化名家谈读书录》杨耀文选编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