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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榆生自傳》(3)

(2013-09-24 08:33:23)

  初出茅廬的挫逆

 

民國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鬧著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時她已養了一男一女,住在鄉間有些厭煩了。她的父親陳古漁先生,是前清最末的一科進士,和我的父親,一同在湖北做知縣。這門親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說合的。我在舊曆的新年,帶著妻兒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圓的旅費,溜到上海,正式開始我那“餬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親雖然做了幾十年的清官,也曾被兩湖總督張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過,一時名輩,如吳摯甫(汝倫)、趙已山(爾巽)諸先生,都很贊許。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鯁,素來不喜應酬。尤其在歸隱以後,十幾年來,差不多與世相遺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著一個[1]和我父親有關係而在社會上有些聲望的人物來。赤手空拳的,一個初出茅廬的鄉下人,混進這個五方雜處的洋場裏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興嘆”之感,那裏還會有我這鄉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法租界一家同鄉開設的夏布莊的一間擱樓裏,僅得一榻之地,一線之光,偶然想起陶淵明先生“審容膝之易安”的句子來,不禁有些“毛骨竦然,汗流浹背”。幸虧那夏布莊主人柳餘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鄉的商人裏面,是最喜歡幫助斯文人的。我得著他的照顧,喫飯還沒有問題,可是我素來是不慣“素食”的——這是《詩經》裏面所說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館如功德林、覺園等等所辦的素食——到底怎樣去謀職業呢?我開始向報館去投稿,做了一首諷刺時事的七言古體詩,僥倖的被新聞報副刊主筆看上眼了,把它登了出來。過了些時,我的新認識的一位元漂流在外的同鄉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換姓,糊裏糊塗溜到上海灘來的,等到出了頭之後,纔恢復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時事新報館主編《學燈》,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誼,就把我介紹到北四川路橫濱橋一家神州女學裏去教書。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滿堂的“吳儂軟語”的女孩子,看學校裏請了這樣一位身穿藍布長衫——我這藍布長衫,直到現在,還是喜歡穿的。後來惹出了許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講。閱者如不相信,請到我的寓所,參觀十年前徐悲鴻先生替我畫的《受硯圖》,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畫的《彊村授硯圖》,就可恍然我是“說老實話”的人了——頭髮長得很長,不修邊幅,而帶著幾分土氣息的國文先生來,就有些“切切私語”,這個我是心裏明白的。那時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圓,每天由學校裏供一頓中飯,因為上下午都有課的,我天天都是破曉起身,吃了幾根油條,就在夏布莊走到外擺渡橋,趁三等電車到神州女校去,勉強維持了一個多月,終於學生們向當局提出抗議來了,說是龍先生的學問雖然不錯,可是我們大家聽不懂他的話——其實這一層,我到是托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雖然不能操著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門來,我的普通話就說的相當好,人家猜不著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務主任謝六逸先生,弄得沒有辦法,我也只好知難而退,讓給謝主任自己去兼了。說起這個女校,是由張默君女士創辦的,她雖然擔任著校長,我可不曾見過她一面。後來她和考試院副院長邵翼如先生結了婚,她自己仿佛也在做著立法委員,在南京玄武門內建築了一座“美輪美奐”,富麗如宮殿式的“夢筆生花館”。區區僥倖在上海做了幾年大學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訪她,承蒙她們賢伉儷殷勤招待,叨擾了幾次盛筵,我笑著對邵夫人——這是用司馬遷作《史記》的筆法,這稱呼是應該如此的——說:“張校長,我是你十年前的舊屬呢。”

一岑見我又失了業,說我不是教小學的材料,因為上海灘上的小學生,大多數是操吳語或粵語的。後來他又把我介紹給XX高級商業學校的校長XXX博士。X博士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學校早就名符其實的有些商業化,對於聘請教員,是要先看貨色的。他向介紹人要求叫我寫一封很長的信,把我教國文的方法和主張說出來給他做參考。我也心裏明白,這明明是考試先生,便有些不耐煩,可是回頭一想,西楚霸王兵敗烏江,尚“何面目以見江東父老”的話,與其回到故鄉,受鄰里戚黨的暗嘲熱諷,到不如硬著頭皮在外面亂撞,偶然丟一兩回醜,也算不了什麼了不得的事。古人說:“富貴歸故鄉”,讀者諸君,須要切記。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樣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謀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夠揚眉吐氣的話,那你寧肯餓死在馬路上,千萬不要回到本鄉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們鄉里有句俗話,叫做“近處菩薩遠處靈”,我就抓住這句名言,做我立身處世的唯一方針呢。我那時思來想去,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信口開河的胡謅出一大篇道理來,寄給那位博士校長,僥倖他認為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後,看看是不是“生意興隆”,纔來招聘我去擔任些鐘點。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婁不食“嗟來之食”,我家裏還有老米飯,那個高興來弄這種“生意經”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煙的又離開這個滑頭社會,溯江西上。

路過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兒女,在江邊的客棧裏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輪船到了漢口。立刻過江到武昌黃土坡,去看黃先生。黃先生的脾氣,我想大家都曉得的,卻是對我這個受業不到四個月的門生,特別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鎩羽而歸”,正陷在“進退維谷”的境地,登時叫他的姪兒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黃焯,後來在中央大學做了十多年的助教,聽說現在在四川國立某大學做教授,已經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裏去住,說不久定要替我設法找個中學教員的位置。果然不到幾天,那私立中華大學的校長陳時先生,就送了一封聘書來。那聘書上載明教授附中的國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為黃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書經歷,總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計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書收下來了。到了秋季開學,我為著上課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裏去住著,但離學校還是相當的遠。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在長板橙上,買了幾根油條——那時候的大餅油條,是便宜不過的,拉黃包車的,拿了幾十文錢,要喫它一個飽。卻不料二十年之後,一個國立大學教授,兼著簡任一級的官員,每天早上要多喫幾根油條,連著兒女一道喫,就非大大的加以節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滾開水,解決了肚子裏的饑餓,挾著那討飯袋——教授皮包——翻過蛇山,走到那個學校裏上課去。那間教室,大概是向什麼古廟裏借來的,裝著幾扇木槅紙糊的門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臨時用幾條木板拼搭起來的講臺,我踏上去幾乎跌了個倒栽蔥,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視了這一班學生老爺們,他們雖不像上海那批小姐們的摩登,可是一樣的會向新來的先生搗亂,照例的說聽不懂我的話。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當時毫不客氣的“赫然震怒”,把這批學生當面教訓了一番,我說:“我從小就生長在你們湖北的,我也會講湖北話。難道你這批湖北人,都學了洋話,連本省的話都聽不慣了嗎?”刁頑的學生,只有嚴厲的對付他們,方纔會俯首貼耳來聽呼喚的,果然被我罵的一聲不響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裏,把那撈什子的聘書,叫人退回學校裏去,一面向黃先生道謝,說我是不適宜於教書的,這回決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結果陳校長屈尊跑到我的寓所來,並且帶著兩名學生代表,向我賠罪,我纔息了怒,答應著繼續教他們的書。武漢的天氣,是比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裏,一間僅容一床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爛不堪的。隔著板壁的芳鄰,據說大半是些丘九老爺,白天他們到學校上課去,到還覺得靜悄悄的,一到了上燈十分,可就“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似的,胡琴馬將的聲音,雜然並作,一直鬧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們的精神真不錯呢。那是“窮秋九月”的季節,瑟瑟的酸風,從破紙窗子不斷的侵襲近來,我的身體素來是單薄的,就有些抵擋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夠克服一切的。鬧的儘管他鬧,吹的儘管他吹,我對著一盞煤油燈,踏著窸窣作聲的地板,用那蠅頭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選》——這部書我是常常攜在身邊,作為第一年正式教書的紀念品——有時也會拍著破桌子,哼些詩詞,恰和老杜的“青燈無語伴微吟”仿佛有了相同之感。這生活過了三個多也,就到寒假了。我因為我的妻兒在娘家過年,有些不便——九江的鄉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兒在家過年的,女婿和外甥是更不消說的了——就把她們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許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懶,我的父親也叫我暫在家裏住下,犯不著這般的做,橫直家裏老米飯還有得喫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寫信給黃先生,把中華附中的教席,婉辭推卻了。



[1] 原文作“找著不一個”,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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