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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榆生自傳》(2)

(2013-09-21 23:53:34)

 一  教書習慣的養成

我是命中註定做教書匠的。自從二十歲那一年,由我那僻處湘贛交界的故鄉——萬載株潭——糊裏糊塗的跑了出來,當初做著一名小學教師,漸漸升教中學,以至大學,整整二十二年,除了寒暑假之外,是不曾離開過教書生活的。國府還都的那年春季,我還在上海,擔任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和私立光華大學等處的教席。那時我的腸胃病害的不能起床,為著汪先生的特殊知遇,勉強扶病到了南京。中間隔了四五個月,不曾拈著粉筆,便有些“皇皇然若有所失”,好象老於兵間的宿將,驟然離開了那隊伍,便有些不很自在似的。

說來慚愧!我雖然教書二十多年,好象小學生升學似的,一步一步的由小學升上去,忝做大學教授,不知不覺間也就十五年了!然而每一次學校裏叫我填起履歷來,我總是把出身一欄空著的。有許多朋友,看見我在學術界的交遊方面,大多數是北大出身,或者是北大的老教授,如張孟劬、吳瞿安諸先生之類,硬派我做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在國府還都的那年,有一次汪先生約我去吃飯,同席的有一位原在北京女子師範學院做教務長的王廈材先生,汪先生給我介紹,說王先生對他講,和我是北大老同學,所以特地約到一塊兒來談談。我當時怪難為情的,又不敢冒充,只得低聲的向汪先生解釋,大約是因為我有三個哥哥,叫做沐光、沐棠、沐仁的,都曾肄業北大,時間過得長遠了,廈材先生或者記錯了吧!區區原來自十四歲在故鄉龍氏私立集義高等小學畢業之後,就不曾升過學的!

我現在還時常感覺到,我們的吃飯本領,那根基還是在那十三四歲時候打定的,而我的教書匠生涯,也就同時開始了。我的父親,是寒苦出身的。中了光緒庚寅科的進士,和文芸閣、蔡孑民、董綬金諸先生同榜,後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清風兩袖。現在雖然事隔四十餘年之久,而我在外面偶然遇著桐城人士,不拘老少,談起來,差不多沒有不知道“龍青天”的。我父親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退居鄉里,除了奉養我的八十多歲的老祖母外,就在離家二三裏地的一座龍氏宗祠裏,創辦了那一所集義小學,所收的學生,大都是族人子弟,而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就做了那學校裏的基本隊伍。那時同學們也有四五十個,除了另請一位教英算的先生外,其餘國文和歷史等等,都是由我父親教的。他老人家是最服膺孔子老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那兩句名言的。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的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沒有不能成誦的方才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鑒》。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個星期之內,定要做兩次文章。學生們做好之後,交給我父親,詳加批改,再叫學生站到案傍,當面解釋一遍,又要學生拿去另謄清本,交出重閱。單說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後,便可洋洋灑灑的,提起筆來,寫上一篇一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叫同學們做一篇《蘇武牧羊賦》,以“海上看羊十九年”為韻。我居然做一篇仿佛“六朝唐賦”體格六七百字的東西,現在還記得“髮餘幾何,齒落八九”那麼兩個警句。後來我在各級學校裏混了二十幾年,雖然因為經驗關係,或從時髦人物得了些新的教授方法。可是要求國文的進步,還是免不掉這句“熟則生巧”的老話,心手相應,意到筆隨,我父親當年教我們的法門,總是終身吃著不盡的呢。

我生來就有一種自尊心,而且勇於負責的。自從五歲喪母之後,就跟著父親。尤其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裏,從事小學教育之後,更是朝夕不離。我父親對兒子,是有些溺愛的,常愛向親戚朋友們誇獎我,打是更談不上的了。我卻並不因為父親的溺愛,便放肆或偷懶起來,反而加倍努力,比人家進步的特別快些。有時候,我父親因為有特別的事情,不能夠到學校裏來,我便招集同學們,圍坐在一塊,溫起書來,背的背,講的講,儼然代表執行著我父親的職務。同學們過慣了這種生活,也就不以為忤,反而樂受我這“小先生”的督導。後來我父親索性叫我幫著改文,事實上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儼然做起助教來了。

我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抱著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黃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黃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廣韻學、文心雕龍劄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的,這是無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黃先生看,黃先生加了一些獎誘的好評,寄還給我,並且答應幫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後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我另有一個堂兄名叫沐仁的,就靠黃先生的介紹,不曾經過預科的階段,直接進了北大國文系。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黃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脫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為供給三個子侄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到了將近二十歲的時候,我的胞兄沐棠,在北京教育部死了!我也結婚多年了——我的家鄉是喜歡替兒女早完婚嫁的,我也不能例外——覺著躲在鄉間不是道理,而那時的國立大學,漸漸對於審查資格嚴格起來,“只看衣衫不看人”,也只好隨他去了。後來終於得了父親的允許,勉強湊了些費用,由堂兄沐光的介紹,到了武昌,拜在黃先生的門下,學些音韻學。那時黃先生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來改稱武昌師範大學,再改武漢大學——教書,我也偶然跟了他去旁聽,一方面教他的第二個兒子名叫念田的讀《論語》。黃先生除聲訓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於做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後來到上海,得著朱彊村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黃先生觸發的。我在黃先生家裏住不到半年,一面做學生,一面做先生,也頗覺著稱心如意。我還記得,我在過二十歲生日那一天,正是暮春天氣,悄悄的一個人跑到黃鶴樓上,泡了一壺清茶,望著黃流滾滾的長江,隔著人口稠密的漢陽漢口,風帆如織,煙樹低迷,不覺胸襟為之開展,慨然有澄清之志。照了一張紀念相,做了幾首歪詩,現在早已不知散在那裏去了。過了不久,不幸王占元的部下,在武昌鬧起兵變來,我跟著黃先生和高師的同學們,逃奔到城外的長春觀,再轉到漢口。道次兵變平息,恰好我家僅餘的些小資本,做點夏布生意,又被駐在漢口的經理耗蝕完了。那時恰值暑假,黃先生帶著我到蘇、揚各地玩了一番,我就卷了鋪蓋,挾著幾本用過苦功的書籍,回到家鄉喫老米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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