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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榆生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2013-09-20 23:30:42)

 龍榆生撰  李保陽整理

 

保陽按:龍榆生,(1902——1966),譜名沐勳,以字行,又字元亮,號忍寒詞客、籜翁等。江西萬載人。以小學學歷而刻苦自學,先後師事音韻學名家黃侃、詞學名家朱祖謀等人。先後掌教廈門集美學校、上海暨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復旦大學、中央大學等校。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先後出任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汪偽新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偽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兼博物館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南京模範中學校長等職。1949年12月至1956年7月,先後出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纂、研究員、上海市博物館編纂、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主任等職,1956年8月起擔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1956年4月起,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1958年5月錯劃為右派,1961年取消右派成分。1966年11月18日病逝於上海。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龍榆生先生曾先後主編國內第一份詞學專業雜誌《詞學季刊》,後來有主編詞曲雜誌《同聲》月刊等,宣導傳統詞學與現代音樂的融合,與唐圭璋、夏承燾等現代詞學名家並稱。今人總結其對我國現代詞學研究貢獻有如下六個方面:完成近代詞學大家朱祖謀未竟之業;編刊詞選,以示學詞門徑;創辦詞學刊物,引領時代風會;箋注詞籍;校訂、匯輯詞學文獻;撰述詞學研究論著等。[1]但由於個人出處問題,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期內龍榆生先生的學術貢獻及其事蹟俱湮沒不彰。近十數年來,由於學術研究風氣的逐漸自由公開,以前許多研究禁地和敏感人物也受到學術界的重新關注,龍榆生先生的學術研究也受到了比較多的關注。

綜觀建國後版行的龍榆生先生相關著作,大致可分為三類:一、詞選類。如《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學》、《唐五代詞選注》等,這類作品當初是作為文學普及選本來印行,關乎學術研究意義其實並不很大。近年來由於龍先生本人的詞學研究活動比較多地被關注,因而這些當初被視作普及性的選本才逐漸被學術界所關注;二、學術著作類。如1980年由上海書店影印的《詞學季刊》,1997年由富壽蓀、張珍懷、陳邦炎等老一輩詞壇名宿匯選的《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這兩種著作,在禁忌時期不可能版行,但它們卻是龍榆生先生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三、他人研究著作。2001年5月,學林出版社出版了張暉的《龍榆生先生年譜》,2005年,旅台“龍門弟子”張壽平先生歷時十餘年,將當時學界名宿寫龍榆生先生來往的書劄一一彙集箋釋,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發行,書後附張壽平先生與龍榆生先生長子龍廈材先生合編之年譜等,這兩種著作是迄今對龍榆生研究的最高表現形式。從上述三類著作的時間順序來看,龍榆生先生關注度不斷地在升級。近年,甚至有學者呼籲在龍先生故鄉江西萬載縣建立紀念館,紀念這位對我國現代詞學史貢獻巨大的學者。[2]

關於龍榆生先生生平學術的關注與研究,已經取得了比較多的成果,但對於其生平資料,尤其是其本人撰寫的相關生平文字,關注的卻不多。1943年2月13日,龍榆生先生在南京完成了一篇長達24000餘字的自傳文章《苜蓿生涯過廿年》,此文後來陸續登載於《古今》半月刊第19——23期上,於1943年3月——5月刊出。龍先生這段文字則是其前半生治學和人生經歷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故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文真實地記錄了一位元在國家動亂年代,愛國知識份子飽經戰亂播遷的心靈和人生歷程。此文之價值大略申述如次:

首先,龍榆生先生從教二十餘年,除了對於現代詞學科學的建立功在不刊外,還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教育家,尤其是他對華僑教育的真知灼見,積基於自身任教華僑學校十餘年的實踐,得出的經驗和教訓彌足珍貴的。如他在集美學校任上的思考:“我常常想,從事華僑教育的人,應該這樣去領導他們,發揚滋長他們的善根,化除他們的獷悍之氣,把我們的優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體力行的灌輸到這班華僑子弟的腦子裏。等他們回到南洋,把這種子散佈開來,不怕我的大中華民族不會‘無遠弗屆’,替代了撒克遜民族,把國族飄揚到整個地球上去。”[3]文中記錄的作者二十多年間先後輾轉南北各大學,其間的人事糾紛、教授去留,都給研究那時的教育史提供了真實史料。而他對學校教育的一些看法,在今天看,就很有針砭意義,如他在集美學校時,就深深地感歎:“我在這裏,感覺到學術文化機關,是絕對的應該和政治商業的區域隔離開來,學校內部,絕對不容許有政治和商業性質的份子滲了進去,那纔真正的能夠造出有真才實學的人物來,作為改造社會建設新國家的中堅份子。”他的這個看法正可作為我們當代學校的反面現象來解讀。龍先生對於教育的理想是“學校家庭化,知識科學化,生活平民化”,並且他的一生都是在為這個理想在奮鬥。

其次,記錄了他本人和民國時期各界人物的交往實況,填補了許多歷史研究中缺失的細節。如和詞學名宿朱祖謀的交往,我們從現存夏承燾先生的日記中瞭解到的只是簡單的歷史事實,如1931年12月31日夏先生記載朱祖謀之逝:“聞報朱彊村先生已于昨日丑時逝世于牯嶺路南陽西裏,年七十五”;次年1月11日中又追記朱祖謀之逝雲:“接嶼生複,示彊村先生臨歿時事甚悉。卒前二日,以校定未刊成之《雲謠集》(補足三十首)、《滄海遺音》(近人曹元忠、王國維十一家詞),及詩稿一卷(不及百首,自謂不足存)、遺詞數十闋(題作《語業》卷三)、題畫詞數十闋付榆生(遺稿止此),有名心不死之歎。榆生擬輯其遺事為一卷、年譜一卷,附遺著刊行。又擬組織刊印先生遺書會,須數千金。”,[4]而在此自傳文字中龍先生記載的他與朱祖謀交往經過,更加富有現場感,其中詳細記錄的他編纂《彊村遺書》經過,更是具有史料價值,可與其《彊村晚歲詞稿》跋互相印證。文中還涉及與胡漢民的交往,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對展堂的評價。此外,該文還記錄了創辦《詞學季刊》和《同聲月刊》這民國時期兩大詞學刊物前後的詳細情況。

第三,記錄了一位元真實骨梗的知識份子的生命軌跡。龍榆生先生自稱一生不參加任何組織,滿腔愛國熱情。自謂“我最恨‘賣力不討好’這句話,認為這是中國近代政治腐敗、學術衰退的最大病根。我以為一個人既是生來有‘力’,就應該對國家社會,有一分盡一分的‘賣’去,至於討好不討好,是不應該去計較的。我雖然也做了許多‘賣力不討好’的呆事,受了許多的苦難和打擊,卻是並不後悔的,只恨‘歲不我與’的精力日衰,以至無‘力’可‘賣’,那纔是‘志士之大痛’呢。”這段話是最能表達他一顆傳統知識份子愛國心的。而說這些話的時候,他正出為汪偽立法委員。所以不能以其個人政治出處的選擇來定奪其是非觀念。許多時候,個人的抉擇往往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和個人處境在綜合起作用。社會歷史的發展常常並不簡單,個人命運出處的抉擇,也不是當事人能夠理性地把握。人常常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誰都無法預知明天是什麼樣的。尤其中國近現代的一代知識份子,能在風雨飄搖中苟活下來,已經是一種無尚的幸運了。

龍榆生先生和唐圭璋先生、夏承燾先生被尊為民國詞學“三駕馬車”,去年唐先生110周年冥誕,唐門弟子及海內外詞學專家200餘人齊集南京,共襄國際詞學研討會以紀念之;今年是夏承燾先生和龍先生110周年冥誕,前者已有今春夏先生家鄉雁蕩山地方政府為舉辦紀念會議,詞學專家雲集。唯龍先生之紀念一事,原因複雜,至今未聞各界有何動靜。本期刊出《苜蓿生涯過廿年》,以紀念這位民國詞學大家110冥誕。

此文原載《古今》半月刊,已見上文引述,題作《苜蓿生涯過廿年》,署“龍沐勳”。此次重刊,對題目和作者略作更動。這篇文章還曾被張壽平先生校讀一過,作為附錄刊入其所匯輯的《近代詞人手劄墨蹟》一書,但此書僅在臺灣發行,大陸讀者不易看到;而《古今》半月刊時至今日,其傳本更是難得一見。此外,互聯網上也有《苜蓿生涯過廿年》全文[5]。茲據《古今》原文為底本,將此文加以通行標點符號,繁體字改作通行簡化字,並更名為《龍榆生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整理出來,庶可為這位現代詞學史上卓有貢獻的學者聊盡後死者之責,也可為現代詞學史研究提供材料,以免讀者搜尋之勞。



[1] 見林玫儀《近代詞人手劄·序》,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刊印,2005年11月版。

[2] 參見劉經富《書香氤氳的鳧鴨塘——龍榆生先生的家學》,載《中華文化》第二十七期(2008年春季號)

[3]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亦對華僑青年有所論述,可參看氏著《晚清七十年》第五章《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第五節之後各篇內容。

[4] 見《夏承燾集》第五冊頁259、頁266,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筆者是2010年8月據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古今半月刊》斠讀龍文的,此後在互聯網上發現了一個由順德左偉明君製作的“龍榆生先生紀念網站”(http://longyusheng.org/),其中也收錄了《苜蓿生涯過廿年》全文。該網站資料詳備,很有特色,宣傳龍榆生先生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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