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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下)

(2019-10-30 23:31:50)

                               四、部队南下

   1947年12月至1952年7月,父亲随军南下到湖北军区恩施军分区所辖地方工作。

   

我的父亲(下)

               

  《中共随州市组织史资料》中记载着:“随南县爱国民主政府均川区区长徐彬1947.12~1948.3”、“随枣县中共安居区区委书记徐彬1948.2~1948.4”、“中共随县县委委员徐彬1948.1~1948.5”。

  《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战斗序列》里记载着:“恩施军分区司令: 王定烈,政治委员: 李人林,副司令: 江贤玉 ,参谋长: 熊光武 ,政治部主任: 徐彬 ”。

  《一九四九年(四)——阎峻》里记载着“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命令将湖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部改恩施军分区机构,独立第二师番号撤消。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政委李人林、副司令员江贤玉、参谋长熊光武、政治部主任徐彬”。

  《恩施州志》里记载着“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共恩施地委组成,8月30日,中共华中局批准李人林为中共恩施地委书记,王定烈、曾广泰(未到职)、史占道为委员。9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转发华中局通知,中共恩施地委由9名成员组成,李人林任书记,李蔺田任组织部长,密加凡任宣传部长,徐达三任社会部长。地委成员还包括恩施行政区专员周敬学、副专员史占道、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副司令员江贤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徐彬。随后,中共恩施地委从武汉迁至宜昌,恩施地区行政工作大队400余人亦移迁宜昌,为接管恩施、建立新政权做准备。30日,地委发出《目前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为配合大军西进,解放恩施,要求地方作好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随州市组织史资料》中记载着:“随县人民民主政府税务局局长1950.5~1950.11”。

  《中共天门市组织史资料》中记载着:“天门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徐彬1951.12~1952.3”。

  《天门县志》中记载着:“天门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52.3~1952.7”。

     

我的父亲(下)

                           

                                 五、中华全国总工会

   1952年10月至1958年10月,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在父亲《转业军人证明书》里“批准转业机关和时间”一栏中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部一九五二年十月”,落款盖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在“级别”一栏中写着“准团”。而我母亲《转业军人证明书》里“批准转业机关和时间”一栏中却注明“由军委干部部批准一九五二年七月”,落款盖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部”。

   父亲的这段时间的经历一直没有查到具体的文字记载,据母亲回忆,当1952年7月被军区领导通知到北京中央军委待命,准备去海南海军部队任职,家里一直保存着海军尼子大衣,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中央军委安排父亲转业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父亲在全总的工作痕迹只停留在三张照片上:

   第一张是由父亲当年的同事也是好友程相武叔叔保存的全总大楼前的集体合影(二排右3);

     

我的父亲(下)

               

      第二张是家里保存的在全总干校大门口的集体合影(二排右2);

     

我的父亲(下)

               

      第三张是全总干校第七期毕业生和教职工与中央领导的集体合影(一排左11)。

我的父亲(下)

 

     

我的父亲(下)

                     

                              六、核武器研制基地

    1958年10月,父亲被中央组织部抽调到二机部九局工作,父亲的这段历史没有查到官方的文字记载,父亲也从来没有与我们聊过,从此以后父亲工作经历成为我们心中的“迷”。

   在“1号命令”备战疏散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1971年底我随母亲投奔父亲工作的地方,我们只知道要去地方的叫青海矿区221厂,到了221后我们的家安置在一栋坡屋顶三层砖混结构的简易“筒子楼”一层,当时仍处于“二赵”残酷迫害221职工时期,我们住在一层,整个楼道被木板隔断用作“牛棚”。我的记忆中,在221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似乎只是我一人过着独立生活,一天三顿饭都自己是去职工食堂打饭,由于那时我才10岁对父亲的工作和生活并没留下什么印象,唯一没有忘记的是,一次看守“牛棚”的工人叔叔对我说:“你父亲也是老牛”,这句话一直是我不解的心结,但父亲在世时我又没敢张嘴去问父亲。最近才找到父亲曾经工作单位的同事询问了具体情况,原来那是1958年底父亲被调到221职工医院干起了行政院长的差事,当时正值核武器基地大会战初期,中央原规划基地人口将达10万人,职工医院也按10万人的医疗服务设施做筹备,其中采购住院医护人员和病号使用的拖鞋时,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各种商品紧缺,市场上价廉的普通样式拖鞋很难买到,医院为了做好基地充足的医疗保障准备,只好一次性大量购买了市场上尚能采购到的“高档”拖鞋,这件事却在那个闹革命混乱时期让当时行政院长的父亲不可避免被造反派抓出来游街批斗,据老同事说我父亲当时被造反派押着脖子上挂着一双拖鞋沿着221总厂主要大街游街,从此我父亲被戴上“老牛”的帽子。可是父亲从来没有与我们聊起过这段他自己很委屈的往事。

   父亲是行武出身,性格倔强,特殊事业要求职业保密,父亲就闭口不说自己,以至于父亲自从走进大西北核武研制基地,从此对外就封闭自己与外界隔绝,甚至与曾经并肩战斗过的首长、战友切断了联系,真所谓“隐姓埋名”了。记得母亲说过,一次父亲曾经战斗过的部队编写军史,经老家打听到我家地址,部队派人来家里向我母亲询问父亲的下落,却没有得到父亲工作单位的任何信息。我现在想可能是我母亲确实不清楚父亲的工作情况,也可能是我父亲交待过对外不能讲任何情况。

  1984年3月父亲离开国营九零三厂职工医院院长岗位回到北京0二九所离休养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文件(院委发[1993]38号)》明确父亲为当正局级干部。父亲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光荣历史看的很淡薄,在1986年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国防大学专为当年抗大学员和职员的父亲发来纪念活动的请柬,父亲淡淡地对我母亲说:“我们这把年纪了,就不参加了”。

 

我的父亲(下)

我的父亲(下)

                 

                                 二0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整理于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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