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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丧”与“双元年”说

(2013-11-22 2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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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徐俊

 

    我最初注意“三年之丧”,是在接触了“夏商周断代”之后。在古本《纪年》和今本《纪年》中,古本明载舜之囚和禹之放,而今本却说成尧舜禹禅让和守丧三年即位,两书明显冲突,一为暴力夺权,一为和平过渡,联系到《史记.五帝本纪》等也载有三年空位的“丧期”,这让我开始对“三年之丧”关注起来。后来又看见倪德卫教授的对西周断代提出的“双元年”说,其中另一元年就是以“三年之丧”为基准的,当時便很不以为然,以“三年之丧” 来弥补王年之间的缺陷,无异于是掩耳盗铃。在今本《纪年》中,夏世各王间大多也存在一至四年以上的空位期,即所谓的“三年之丧”,我想,既然夏世有“三年之丧”这一制度,那么何故有的是三年,而有的是一、二年甚至四年,而有的又没有呢?一个制度的执行若是如此随意,也就不称其为制度了,既便是草创阶段,也不能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才是,加之古本《纪年》的记载,我开始怀疑“三年之丧”在这一時期存在的真实性来,因此开始注意“三年之丧”的起源问题。如果能将其起源问题解决,也便等于是解决了“断代”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王年间的衔接问题!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在这里讨论的“三年之丧”,是有三年斩衰、齐衰和缌麻甚至于空位三年的服丧,而不是如《晋书.傅玄传》:“世祖武皇帝虽大孝烝烝,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的“心丧”,心丧不在探讨范围之列。

    那么“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形成于何时?我看过许多莫衷一是的答案,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源于三代之時,或殷商,或周,或春秋,甚至于认为是舶来品。这些说法,大多依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我们知道,诸子時代是个学术昌明的時代,诸子们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加工和放大自己所传的学术内容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要有分析的对待诸子及其后承者们的各种说辞!

    在以上诸说中,我认为“三年之丧”是起于春秋時期。下面是我的观点:

    《左传.文元年》(前626年)载:“(冬)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文二年》又载:“(冬)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此为文公初娶,故曰“元妃”。从文公父僖公前年十二月卒,至元年冬聘齐才一年,若時有“三年之丧”,以《春秋》及《左传》的笔法是应该讥之的,而《传》反而说“礼也”“孝,礼之始也”。又《传》文公卒于二月,子宣公次年(前608年)即位,三月便逆夫人,其间也为一年,而《经》《传》也没有讥其无礼,便可知当時的丧礼并没有三年之说。而《公羊传》的“三年之内不图昏”的言论,反而引得后注者议论纷纷,皆是汉儒以后来之礼讥评前人,实不足据!《左传.隐元年》载:“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这才是当時的丧葬情况。

    但要注意的是,在前561年,即襄公十二年,其年九月吴子寿梦卒,到襄公十四年《左传》载:“(春)吴子诸樊既除丧…”,丧期跨了三个年头,可推断此時或有三年之丧。更为明确出现三年之丧是在《左传.昭公十一年》(前531年):“九月,葬齐归,(昭)公不慼…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可见这时已有了“三年之丧”的制度,但似乎并不为鲁国君臣所重视。齐归从丧至葬,仍用“诸侯五月”的旧制,而不用“三年之丧”,虽然昭公国丧而蒐受到《左传》讥评,但仍可知“三年之丧”非鲁旧制。至于周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前527年)载叔向之言:“…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可见“三年之丧”在周王室也是不实行的。《孟子.滕文公上》载滕君驳“三年之丧”時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君先君亦莫之行也”,也可知“三年之丧”非鲁旧制。周公创周礼,故鲁为礼仪之邦,如果连礼仪之邦的鲁和周王室都从未实行过的礼制,我想它必非周鲁故礼。

    那么从前608年没有三年之丧到前561年出现三年之丧,其间只有短短四十年的時间,但从其后诸侯或行或不行来看,此時的“三年之丧” 仍属草创阶段。虽在初创阶段,但要在四十年间弄出这样一项制度来,似乎只有两种合礼解释,一是舶来品,二是丧期制度逐渐完善的结果。所谓舶来品,即外来说,有学者认为“三年之丧”为东夷之俗即此,齐鲁居东夷故地,受其风俗影响是可能的。但从《左传.襄十七年》齐晏婴为父桓子弱守丧時“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粥),居倚庐,寖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可见“三年之丧”并非齐旧礼,而其内容更象外俗,因而舶来品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想不管是哪种理由,他都离不开中原故有的丧葬制这一基础。《左传.隐元年》载“天子七月而葬”, 可知周和春秋時丧期制为七月。《淮南子.齐俗》高诱注:“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礼”, 则夏时是行“三月之丧”。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起初的丧期并不一定,三月,七月…以至于到成、襄前后发展为三年(实只二十五月,《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因此把“三年之丧”说成是三代旧制当是儒家宣扬的结果。从鲁君不理叔向讥评和后来“三年之丧”的执行情况来看,似乎晋人对其宣扬和执行最卖力,因此我怀疑“三年之丧”是否为晋人引进或发明?毕竟《左传》中几条关于“三年之丧”的记载都是晋人在说在行(吴诸樊那次未明言为“三年之丧”的除外),而晋又为中原诸国之盟主,故而“三年之丧”能在中原诸国得到宣扬!

    既然“三年之丧”不是三代旧制,那么我们怎样理解《史记》中关于尧舜禹時期的“三年之丧”呢?我们知道,《史记》中所载尧舜禹的事迹多采自《尚书》,但我们查《尚书》有关章节却发现,其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三年之丧”,只是在《舜典》中提到:“二十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这里的“如丧考妣”及“遏密八音”,并非制度,更象是百姓的自发行为,不能以之比拟为“三年之丧”,且这里的“三载”也不一定为实指,因此司马迁在此可能是受了《孟子》的影响,《孟子.万章上》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孟子其人,是托古改制的积极推行者,所以他所提倡的“三年之丧”,也当是他托古的结果,不然《尚书》怎么不载?!

    《万章》中还有一条记载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之中国,践天子位”,这表明了舜并非“中国”人,如果尧代表“中国”,那么舜即为“外国人”了,舜以一个“外国人”接“中国人”的班,是否正好说明了这种接班所藏有玄机呢?

    至于说殷商已有三年丧制,这一误会恐怕要归功于孔子对《书.无逸》的解释。《礼记》载:《书》曰:“高宗(武丁)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谅闇”的本字作“亮闇”,又写作“亮阴”,“凉阴”,“梁闇”。其意思本就隐涩,孔子的弟子子张(颛孙师)不明白,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何必高宗?古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个故事郭老曾当笑话讲过。孔子在此只解释了“三年不言”,即是君王为先王守丧三年,而“谅阴”何指,孔子并没有说明白,只圆滑的说“古人皆然”,直接以问题作了结论,也真难为了这位“知之为知之”的孔先生了!更糟糕的是后儒们竟以“古人皆然”为至理名言,排生出了殷時便有“守丧三年”的礼制,且将“谅闇”解释为丧居,如郑玄注:“闇,谓庐也”,李善注:“谅闇,今谓凶庐里寒凉幽闇之处,故曰谅闇”。 孔先生这一答不要紧,竟至误会两千四百余年!!

    郭老释“谅闇”本意为不能够说话的瘖哑症,是正确的。据《说文》释“亮”作“事有不善言”,释“闇”为“闭门也”。那么亮闇合起来可理解为:“声音闭塞”。 这便是武丁为何“三年不言”了!既然“谅闇”不成立,那么“三年之丧”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在所有关于“三年之丧”的说辞中,《淮南子.齐俗》中的一条似乎“很给力”,其为:“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这条似乎很能解释“三年之丧”为什么周前有,而后没有。但不管这条记载解释周時没有“三年之丧”的原因是否正确,他都能够否认倪德卫教授及其跟随者们对西周断代提出的“双元年”说!

    关于伐纣年代,汉儒大多认为在文王受命后的十一年,文王是在受命七年死的,这个无可置疑,那么从七年到十一年是五个年头,不管当時丧制是否为三年,都已超出了“三年之丧”的年限,所以说武王为伐纣而不行“三年之丧”是根本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在有许多资料显示伐纣为武王继位后十一年呢!所以不管《淮南子》的说法是否正确,都表明西周時期没有此制。这一点也可得到其他佐证,如《康王之诰》明载成王死后才九天,康王便即位,令诰诸侯。

    从以上各种情况的分析,都可表明“三年之丧”并非“三代共之”的古制,因此在断代時凡是以其来说事的,并以之得出的王年,都是值得怀疑的!

    结语:

    丧制是自古就有的制度,但从服丧无期到有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至于“三年之丧”的出现年代,则正是诸侯相伐,礼崩乐坏的春秋時代,它的出现,无疑是当時的统治阶层想恢复秩序,重现“盛世”的结果。“三年之丧”的出现年代,也正是春秋時期短暂的平和、风雅的時代,晋国执政大夫赵武曾感叹“吾不复此矣”,反映了赵武及其同時代的士大夫们对这一時代的留恋!

    然而“三年之丧”以及其后来丧服制度的兴旺发展,又无疑是儒家学派推波助澜的结果,甚至到后来成了一种社会负担。孔子的弟子宰予(子我)便说过:“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墨子》也说:“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正因为“厚葬久丧”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所以到了晋時杜预提出“三年之丧”以“心丧”替代“服丧”,虽然响应寥寥,但毕竟是当時社会不认同的一种声音!

    我们在探讨“三年之丧”時,不能以后来之礼度前事,这样不免会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后人不能全解前人,便如前人不能全测后人一样。古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吃水都要钱的,而我们又怎么推测后人呼吸空气会不要钱呢?

                                      

                                       2010.11.25稿

                                       2013.11.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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