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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聂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

(2016-01-11 0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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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文学》专稿,未经聂权本人许可,不可用于其他纸媒

 

聂权,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江南》《诗潮》《诗歌月刊》《中国诗歌》《延河》《读诗》《诗歌EMS周刊》《青年文摘》等刊物及《2003中国诗歌精选》《2010中国年度诗歌》《当代新现实主义年选》(201320142015卷)《2013中国诗歌精选》《2014中国诗歌精选》《2015中国诗歌精选》《2015中国年度诗歌》《2016天天诗历》《2015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朱零编诗》等选本,曾获《星星》2010年度新人奖。有诗集《一小块阳光》。开办有“诗藏阁”公微。

 

 [转载]聂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


聂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

——聂权访谈录

 

◎康宁  聂权

 

 

康宁:聂权兄好!近日做你的访谈功课,细读你的作品,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非常荣幸做你的访谈。

你的诗日常、情景、有指向、重细节,基本上都在向叙事方向发展。你是你诗中每个事件的亲历者,都是将自己置于其中。但在每次叙述中,你更多地只是像个“局外人”那样把事情说出来,把波澜留给读诗人。你自己怎么看这一效果?

聂权:康宁兄好!你说的应该是我近两年来的一个写作状态。现在颇有甚悔少作之感,前些年的写作,表达和意味都过于“满”,留给潜在读者的空间过少。近两年,渐悟在写作中放开心中手脚和“做减法”的重要。好的诗歌,都是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作者越是可以给读者介入的空间,作品的魅力就越大。这和美术中的“留白”类似,如齐白石寥寥几笔,只画了虾,观者胸中却生起了水,生起了浮萍,生起了沟壑,乃至天地。诗歌里隐而不发的、有待读者介入完成的情感,比酣畅淋漓的表达有时更有力量。我的一些习作,如《下午茶》《最后一个太监》就是在这样的体悟下写出来的。近些日子,回头读《二十四诗品》,才发现,这种写法早已被古人总结得非常透彻到位,在“含蓄”风格的解释中,司空图写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满绿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怱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康宁:刘波这样评价你:“这是聂权书写人生之诗的底色,他是在这样的底色上完成自己的创造,并赋予了诗歌以爱与痛混杂的美感和力量。”(《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你说你的诗“记录的是一个大的时代中一个普通个体生命的真切的爱、疼、痛楚和快乐,诗中的每一份情感,几乎都可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找到对应的事物或事件。”我们能看得出,你似乎拉开了一副与“宏大”对立的架式,用所有人生大悲悯的细微相加来构筑另一种宏大。如果是这样,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写作?

聂权:这个提法让我有些讶异,因为兄很准确地看到我心中构建但尚未在现实创作中完全展开的一种图景。我十一岁前在乡村生活,到城里后,母亲开一家诊所多年,因而接触到了极多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层面的人,这些人,按古代的说法,很多都属于“三教九流”,但我始终丝毫不觉得,他们,包括我的亲人,在灵魂和情感上,比其他任何人低。说得矫情一点,我对他们有发自心底的尊敬与热爱,这是一种情结。这些人,每个人都和同类型的芸芸众生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部大书,他们的细微人生,叠加起来,足以构成一种宏大。而此外,中国的诗歌少有成体系地对人性的细微处、光辉处、疼痛处的展现和挖掘。一直觉得,对普通人生的呈现和对人性的挖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想去摸索。

 

康宁:读你的《下午茶》,读得悲从中来。我宁愿相信你在用小说的手法虚构故事。你说“当我们谈及细节,非洲待了三年的张二棍/微微叹息……”而张二棍说:“聂权写出了《下午茶》,是对他善良而敏感的福报。”你怎么看待这种福报?

聂权:31届青春诗会时,又遇到二棍,他说有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发信息问他《下午茶》里的故事是否真实。我也宁愿相信,这个已经高度文明化的社会,这种事早已没有了。可惜,人吃人的事件,在非洲有些地区是仍然甚至可能普遍存在的,当地人相信,吃掉一个人的身体,会获得这个人的力量,前些日子看到资料,有的酋长竟然有食人肉的嗜好。二棍讲非洲的一些故事时,刘年、彭敏也在场。《下午茶》的初稿,是在二棍离开十分钟后写下来,在QQ上发给他,他又转发到仲诗文、陵少、陈润生所在的“‘光头强’来了”群里的。写了这首诗后,自己的身体发凉、瘫软,直到下班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公交回到家,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的。我曾设想过,这首诗被别人看到,会不会使人对我产生误解,认为我是一个冷血的人;严彬在明天诗歌群讨论这首诗时提到了因它和 凯文·卡特的摄影作品《秃鹫与小孩》类似而为我自身生起的担忧,这种担忧我也曾经隐约有过。但还好,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到我在这首诗后的真实情感和意图。二棍说的是对的,写出《下午茶》,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种正确地对待生命态度的福报。但是,像有次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这首诗时说的“宁愿世上无此诗,愿世上无此事。”之所以还希望这首诗流传,是希望它或者能起到实际性的作用,引起一些对恶劣环境中的生命的重视,减少一些对与我们没有二致的珍贵生命的践踏和戕害。

 

康宁:好像是从2014年末开始,你开了一个叫“诗藏阁”的公共微信平台,以个人力量着手中国当代诗歌的推介,这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在“诗藏阁”里,我读到宜昌兄弟彭君昶的一首《在阿拉伯清真寺外》:“在阿联酋,我遇到的男人是虔诚的/我见过的女人,是神秘的/我眼中的孩子,象天使一样美丽/他们或着白衣,或披黑袍/全民缟素。这固定千年的衣着/让人想起一些盛大的祭祀或葬礼/在周末,我遭遇他们的礼拜/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肃穆的音乐中/匍匐跪拜,泪流满面。所有人/都在感谢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真主/是他在冥冥中保佑着芸芸众生/礼拜完毕,我在犹豫中拉住一个信徒问他/“真主在哪里?”/“在前生,在来世,在此刻。”/他闭上眼睛,点划着自己的胸怀,念念有辞”。能谈说这首诗进入你的视野的理由吗?

聂权:以个人力量着手中国当代诗歌的推介,这个评价是不敢当的。我的原意,是尝试用新的媒体,发送自己认可的诗人的作品,构建一个可以让写作者经常去翻阅的资料库,同时也为更好地开展编辑工作做一种辅助。彭君昶的诗,是毛子兄推荐给我的,发在我做的“每月诗选”里。他的几首诗歌是我喜欢的,一方面,是因他的表述方式和气息比较特别,另一方面,是他的诗歌里闪耀着人性的真实的细微的光辉,有着自己比较深入的思考。这首诗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康宁:你在《旧诗重提:<</span>诗刊>“诗九家”栏目发过的几首战争诗》一文中说:“《诗刊》情结一直是我心中难舍的一个情结。除了《诗刊》,我几乎没投稿给其他的诗刊,似乎是觉得《诗刊》是自己诗歌的最好的一个归宿,所以,在《诗刊》之外的诗刊都没有发表过诗歌。”这种情节是你进入《诗刊》编辑部的际遇与理由吗?

聂权:在博客上查了一下,《旧诗重提》是20099月写的一些感受。它是真实的感受,《诗刊》在我心中的位置很高,对于它,我是有情结的,这种情结,实质上也是对诗歌的情结。它是我进入诗刊社的一个理由,如果有很多种工作的选择,而其中有一份是《诗刊》的,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它。但是能到《诗刊》工作,是机缘巧合,研究生毕业时,不想再做近乎全封闭管理环境里的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我甚至曾应聘汾酒厂、煤炭国企,给《诗刊》投递简历时,甚至有过退缩。后来到诗刊社工作,使自己的一种情结找到归宿,从事与自己爱好相投的工作,为诗歌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尽力而为的事,这是一种幸福,对这样的际遇,我充满感恩。

 

康宁:我们注意到,近几年《诗刊》选稿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不再是那种一成不变风格单一的“高大上”,特别是下半月刊,多样性、包容性更加明显。作为《诗刊》的年轻编辑,能否谈谈你的工作?能否谈谈你工作的意义?

聂权:你的观察是对的。近几年,从社领导到我们普通编辑,都在工作中强调呈现中国当下诗歌的整体面貌,尽可能地把当下诗歌的多样性、实绩立体地、及时地呈现在刊物里,每一种方向的有成就的写作我们都尊重。《诗刊》是中国诗歌的重要阵地,对推动诗歌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我们普通编辑,肩头也有很重的责任。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及时传递名家或已展露实力的诗人的新作和挖掘大家不太熟悉的实力诗人,其中,发现、推出优秀作者是最有成就感的,因为自己从前是《诗刊》的一个作者,知道《诗刊》对青年作者的重要性,所以,很希望能随时挖掘出一直在默默努力的实力作者。如在今年,我在重点栏目推荐过王小妮、翟永明、灰娃、陈先发、余怒、余笑忠、黑陶、韩文戈、车前子、代薇、杨森君、田禾、树才、杨炼、伊沙、西娃、谷禾、沈杰、扎西才让、谭克修、仲诗文、白月、这样、郑兴明、沈木槿、广子、王彦山、灯灯、舒丹丹、懒懒、唐果、毛子、施茂盛、胭痕、张首滨、朱绍章、沈建基、张灿枫、杨康、国志峰、翩然落梅、寿州高峰、杜绿绿、轩辕轼轲、山西北野、路亚、罗霄山、张建新、梅依然、金黄的老虎、弥赛亚、杨红旗、汪子恒、衣米一、魔头贝贝、一度、小布头、郑茂明、西娃、蓝紫、黄权林、红娃、王更登加等人的作品,他们普遍有着良好的创作势头,不少诗人后来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武强华、白月参加了31届青春诗会,西娃获得诗刊社首届“中国好诗歌奖”,毛子兄获得《中国诗歌》2015年度“闻一多诗歌奖”,老井因矿工身份和诗歌实绩受到凤凰卫视等媒体关注,看到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自己是开心的,这印证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康宁:“好的编辑首先得是一个知识丰沛、品位独特、直觉敏锐的好诗人。”(黄弢语)你能以诗人和《诗刊》编辑的双重身份,谈谈汉语诗歌的当下与走向吗?

聂权:现在的汉语诗歌,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过后,二十来年之间,中国的诗歌貌似处于一种荒芜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这种荒芜事实上是一种积蓄大力量的沉寂。近几年,诗歌发展非常快,现在,不仅有大解、雷平阳、西川等一些成体系的大家的引领,而且,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几乎随时都能发现一位写作了很多年、有着很强实力却无名的诗人,他们向前掘进的坚定、不求闻达的状态和诗歌成果经常令我感觉惊讶。我觉得,在未来一二十年之内,诗歌完全有可能达成一种让我们意外的复兴;走向这个命题有点大,感觉不是我能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今后的一二十年间,诗歌的美学体系会更丰富、完善,理论和创作都成体系的具有开拓性的诗人会成批地涌现,关注人性、人类命运的写作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诗歌的精神和理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普通人群会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到诗歌上来。

 

康宁:能谈谈你的诗写作历程吗?

聂权:我是从1994年开始接触诗歌的,到现在,21年了。其间有过两次断续,一次间断比较长,是从2003年底到2008年,期间虽然也有写作,但未能有突破,这虽然和本科毕业后在高中教学的封闭环境、繁忙的工作节奏有关,但是归根结底,跟不够成熟的诗歌理念和自我积淀是有关的。

 

康宁:诗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游历,许多诗是在行走中完成的。你的诗看不出游历的痕迹,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发你的身边。张二棍说:“苦难和穷困不分人种,不分地域。我一直觉得,那里的山水之间,无非是住着无数更黑,更穷的乡亲们。所以,无所谓亚非拉美。也许有一天,我写那么一组非洲,你会惊诧地感觉到的,这特么真像俺老家某个山区的情形。”你也是这样吗?

聂权:缺少游历性的呈现,是我写作的一个遗憾所在,这可能跟游历写作的精神和我一直关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方向隐约冲突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去过不少地方,但没能把见闻和感受写到自己的诗歌里。我期待有个突破点,让我很自然地把游历生活也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来,让它们也成为自己诗歌生活的一部分。

二棍的话是有道理的,人类的命运是相同的、相通的,虽然环境不同,心理、习俗、习惯不同,仍然会形成差异,但是情感和感受是大同小异的。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一定是写出了广泛群体共同感觉、感受、情感或命运,引起群体共鸣的。写个人的命运,有时,就是在写全人类的命运。

 

康宁:“切入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用最大程度的真实临摹,将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心灵中的阳光呈现出来。”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你的创作理念,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小块阳光》《梅梅》《十四岁的弃儿》《星光菩萨》等作品找到佐证。特别是 “十四岁的弃儿”被问及“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是谁”时,你给出了一个让人讶异的回答:没有!这时,我们真的看到了苦难现实的一隅阳光。能谈谈这一小片一小片阳光的重要性吗?

聂权:一位诗评家兄长曾说我写的尘世生活色调是灰暗的,当时曾让我很讶异,因为这种判断与我的写作初衷正好是背离的。我曾反思过一段时间,是否没有把这于我很重要的阳光性的存在或者想唤醒它们的意图很好地呈现出来。我想描摹的,是一个和现实世界等同比例的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可能艰难、有挫折,但时刻有自然、人情、人心、人性、信念的温暖,我更想呈现或唤醒的,是这些远重于现实苦难、逼仄的阳光性的存在。遍地阳光,或者一小块一小块阳光,对现实生活无比重要,对我理想的诗歌里的世界也无比重要。

 

康宁:“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文启蒙,聂权这一代人的诗歌启蒙意识更为开阔……聂权的诗歌正是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建构个人的元诗样本,以及关注人类幽暗的地方主义精神部分。”(周瑟瑟语)你的《下午茶》《崩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一种更为具体的诗歌人文启蒙精神使我们共同意识巨大的罪与耻。你怎么看待 “人文启蒙”?

聂权:关注人性的写作,和人文启蒙是相通的。人文启蒙很重要的理念是维护人性尊严,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关注人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这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佛教的精神里,人文主义关怀本就是核心之一,它们的内涵可能比西方的人文启蒙还要丰富。

 

康宁:你在《皇木厂初冬笔记》中说:“一切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音乐、绘画、摄影、舞蹈、电影、书法、戏曲、雕塑乃至建筑等种类的作品中汲取到属于诗歌的养分。”你的诗歌养分更多地来自哪里?能谈谈你的阅读吗?

聂权:“身之所历,眼之所见,是铁门限。”和其他的写作者一样,我的诗歌养分来自于阅读,对自然、他人的观摹和对生活、生命的体悟。感觉袁宏道说的“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是很有道理的,自然万物、人文、社科、艺术等等,时时处处都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领会诗歌写作的一些规律;阅读方面,我读得比较杂,感兴趣的,或多或少都会看一点,其中偏古典文学、史学方面的作品,最喜欢的是先秦歌谣、《诗经》、汉魏六朝诗歌和杜甫后期的诗作,感觉先秦汉魏诗歌更接近诗歌的本真。最近这两年,有在读《二十四史》。当前的小说和外国小说读得很少,有计划慢慢补上。

 

康宁:有一类诗人喜欢对自我诗人身份作标榜,也有一类对这一身份只字不提,似乎一提及大概就会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在宜昌,众兄弟似乎不存在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做一些身份摇摆。无论怎样,因为屈原,诗人身份的起源在这片土地上。你焦虑过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吗?

聂权:没有焦虑过。我对自己现在身份的认可,只是诗歌写作者。一直认为,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必须有足够大的人格力量、精神力量和写作实绩,有开拓性的贡献,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呼。

 

康宁:你在一首《三峡大坝旁》的诗中开篇说,“屈原祠不再”!康宁屈子故里人氏,这是兄弟的揪心。“它们(江猪子),前仆后继地撞死在/突然矗立无法逾越的水泥上”。虽然可以通过这首诗揣摸到你的心情,但还是想请你谈下你屈原故里之行的感受。

聂权:屈原故里一行,是开心的,因为有毛子兄、刘波兄同行,同时,也有些痛心,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人文景观消失了,像我们三人去过的对诗歌写作者有源头意义的屈原祠,是后来重新修建的,而对自然不尊重导致的生态破坏,如“江猪子”一类的鱼类灭绝,下游干涸,气候变化等,也有不断的听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自然的规律。

 

康宁: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宜昌兄弟欢迎你再来宜昌,三五人,一二杯,说人话,说酒话。

聂权:谢谢兄的访谈。期待宜昌的相聚,像你说的,三五人一杯两杯,说人话和酒话,会自在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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