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瓷器與官場灰色經濟:反腐新政下生意蕭條

 

之一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簡文超 江西報道

 

    瓷器是景德鎮的名片，是這個古城乃至古老中國一個充滿了文化想象力的符號。

 

    歷史上的瓷都景德鎮作爲歷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給地，出類拔萃地傳承和發揚了藝術陶瓷的製作水凖。青花、玲瓏、粉彩、顔色釉聲名遠揚，始終主宰著瓷藝的審美標凖。傳統的手工技藝則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紀90年代，景德鎮陶瓷因體制弊端及經營不善而日漸式微。就在景德鎮陶瓷整體跌入低谷的時候，那些老工藝人和老匠人經營的家庭作坊，以藝術陶瓷和高仿市場支撐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藝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識的匱乏，加上市場的急功近利，恰恰成爲了制約景德鎮陶瓷産業發展壯大的瓶頸。

 

近年來，關於瓷器的想象與官場的灰色經濟緊密相連。緣起於請托、招投標等名利之事，催生出來的巨大的禮品需求，支撐了景德鎮歷史上空前繁榮、興旺的藝術陶瓷市場。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範的時期，這個看似已然勃興的市場正在被異化倂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個瘋狂增長的藝術陶瓷時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贋品、劣品，批量生産了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大師及僞大師們。這一切正在導致千年瓷都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臨諸多尷尬：産業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師經濟”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臨千年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而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競爭力。

 

春節前後這段時間，因爲嚴厲的反腐倡廉新政影響，馮駿的生意顯得有些蕭條，“風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馮駿是景德鎮從事藝術陶瓷收藏的資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戶是官員和富商。往年，春節前後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到 10月份以後，市場一個月比一個月熱，熱到過完元宵爲止。”但今年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了。

 

“十八大”之後，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相繼出臺，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傳統高檔保健品和煙酒爲主的禮品市場明顯囘落。馮駿原以爲因傳統高檔煙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會轉移到藝術陶瓷市場上來，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些樂觀了。

 

雖然整個市場受到了一定影響，但像李純林這樣眞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響還是不大。

 

在過去的10年，他們親歷了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瘋狂增長。而支撐起這個興旺市場的是轉型期中國龐大的官場經濟。

 

馮駿和李純林們希望風頭趕緊過去，他們幾乎很難相信，會因爲新政的影響這個市場就此蕭條。

 

官場“雅賄”與瓷器市場

這樣一個市場是眞實存在的。例如，兒子要當兵，送一個瓷器給首長很順理成章；一家企業的項目卡在某個領導的手裡，這時候，老闆也許就需要送個百八十萬的瓶子過去。

 

馮駿說，工作陞遷、求人辦事，都有需求。“你總得送一個體現價值的禮物以示尊重。

 

送現金領導不一定敢要，但送個100萬甚至1000萬的瓷器，領導收了也不容易犯錯誤。它    只是在特定市場環境下賣到了100萬或1000萬，但按正常的生産成本或價格則遠低於此。”

 

瓷器因爲沒有明確的定價標凖，一旦東窻事發，價格的模糊也可以成爲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紀委的辦案人員就某位官員受賄的瓷器專門到景德鎮找作者本人核實。根據這位大師的市場行情，那位官員收受的瓷器價格已經飆昇到了500萬元。但那位大師囘複紀委說，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後，只能不了了之，事實也無法求證。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師作品的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小‘大師’到大‘大師’，昇值空間很大。”瓷器價值的不確定性在權錢交易的灰色空間中被充分利用了。

 

這種不確定性，打破了傳統禮尚往來中的等價交換原則，也使得瓷器成爲了“雅賄”媒介。它價格模糊、隱蔽安全，同時又附庸風雅，因而廣受灰色禮品市場的歡迎。

 

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市場就這樣慢慢壯大。根據景德鎮的官方統計，2010年景德鎮市藝術陶瓷年産值達到50.9億元，2011年達63.75億元。

 

趙樹新在景德鎮經營一家官窯。

一位來自西北的客戶向他定製了幾套茶具：9個小杯、1個茶壺。“畫都沒有，就是白胎，一套50萬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藝和用料在市場上已經很罕見，純手工製作，已經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歷代官窯本來就很貴，從生意角度沒法規模化經營。趙樹新說，他做官窯主要是爲了交朋友，交那種“跟錢過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來找他做官窯，他都會勸說，你跟錢過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錢過不去。送領導的，買官窯的居多。”

 

這是中國式的消費，與其他高端藝術品類似，正常渠道根本無法消化景德鎮龐大的高端藝術陶瓷産量，雖然私人收藏這些年漸漸興起，但官場裡的生意仍然是這部分市場消費的主流。不同級別的官員分別對應著一個與之官銜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禮價位。

 

高端藝術陶瓷的送禮人多是這十幾年富起來的商人，他們的業務往往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例如房地産商、承包工程和爭取項目的老闆們。這些人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居多。

 

當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曾有一個開發商一次性買了一個億的瓷器。來找李純林的買家有很多也是房地産開發商。“這些人需要銀行的貸款，也需要與政府打交道，他們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産商或類似的大富豪轉型做瓷器收藏，當然，這多帶有玩票性質。他們會以瓷器爲媒介，建立一個官商密切互動的高級社交平台，轉而又爲主業建立更加牢固和廣泛的官商關係。

 

    馮駿將來找他的人總結分類爲這麽兩種：手裡有權的和口袋裡有錢的，一個是買家，一個是付錢的人。“大部分情況下，官員帶著買單的人一起來，而買單的人一般是企業老闆。” 領導帶著隨從，若看上某個瓷器便會詢問價格。“我經歷了這麽多，學都學會了，趕緊報個價給他，如果他說，這個不錯。也不現場買，第二天，那個買單的會囘來找我想辦法搞定。”

 

外省的官員則會通過本地的官員朋友介紹給當地的大師和藏家們。

 

接受採訪的大師和藏家們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他們常常接待數百公里以外的某幹部學院的學員，這些學員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轉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現在了景德鎮藏家們的藏館裡或大師們的工作室中。

 

馮駿說，那些從他手裡買了東西的官員都很感謝他，因爲那些東西後來可不只是漲了一點點而已。“8年前，廣東省一位官員從我手裡買了一塊瓷板，當時的價格是13萬，現在238萬都不止。買對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簽一樣，一直往上飆，漲得比房價還要快得多。”

 

不少官員會拿一些別人送來的瓷器，請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幫忙鑒定。行家們發現，不少眞正的好東西在官員手中，“尤其是熱門領導手中。”

 

而幫忙轉手兌現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馮駿說：“一般會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給我，這些東西放在他們手裡也沒用，還不如變現。”

 

但急於出手賣掉的畢竟是少數。李純林分析：“一方面，知道賣不了預期的高價；另一方面，事情總會敗露出去的，怕傳出去人家說這個人全賣掉了。”

 

官員是大師們的上帝

經常會有官員找馮駿、李純林這樣的藏家，打聽某位大師作品的價格。官員也喜歡借藏家的眼光幫他們推薦一些好東西。

 

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現在送給領導的東西必須遵循兩個原則：第一，講名氣，大師名氣越大越好；第二，講價格，價格越高越好。“因爲領導們之間也愛比較，自己擁有哪位大師的作品。”

 

事實上，沒有一定的鑒賞水凖，一般人很難判斷一件瓷器的價值，因此，大師效應成爲簡單迅速的衡量標凖，大師的名氣而非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成爲了市場的定價標凖。國家級大師的作品動輒幾十萬、上百萬，職稱成爲了瓷器價格的放大器。這也使得景德鎮的藝術家對評職稱趨之若鶩。

 

大師們很樂意與官員們交往。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吸引官員到來，因爲這些人會帶來買單的人。

 

景德鎮瓷器的興旺與龐大的官場需求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微妙。“沒有官場生意，怎麽養得起這麽多大師?某種程度上，盛世的大師們就是由整個官場裡的生意滋養起來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級大師向《中國經濟週刊》坦言。

 

如果說顧客是上帝，那麽，官員群體便是大師們的上帝。大師們很喜歡說，哪位大領導或大領導的老婆喜歡他們的作品。

 

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高級別官員，尤其是處於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員的興趣喜好，對該區域的官場興趣喜好風潮，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官銜從低往高，紛紛效仿跟隨，以求跟上級領導産生共同的話題，甚至“情感上的親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獲得某位高級別領導的中意，那麽這位大師的其他作品很快也會水漲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師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鎮的某位局長看中之後才開始走俏的。“剛開始來景德鎮那幾年確實很難，局長來了之後好多了。”

 

官員們因此往往能以低於市場價位很多的價格拿到大師的作品，半賣半送已經是常態。

 

稍上檔次的藏家或大師的宴客廳，牆壁上懸挂滿了與高級別領導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純林的宴客廳也不例外，挂滿了從江西省內的高級別官員到國家部委的高級別官員的留影，或與他的合影。他樂於逐一向客人介紹來訪過的貴客。

 

李純林手裡有一個本子，詳細記錄了哪個領導喜歡什麽樣的東西，他因此很清楚領導們的喜好，領導們也喜歡找他。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一些所謂大師到了一個地方就想辦法將他的瓷器送到什麽地方去，送過去了以後，就說某個領導喜歡他的東西，或哪個部門放了他的東西。”李純林承認，那確實會有很好的廣告效應。

 

李純林也曾經因此獲利。某部委的新辦公大樓落成，地方各省廳都贈送禮物以示祝賀。江西省廳從李純林這裡訂了一個瓶子送去北京，擺在新大樓裡。結果不到一個月，一個與該部委有項目往來的商人便找過來向他訂了20件瓷器送給領導，總價100萬。

 

景德鎮的官員不只是熱衷於瓷器收藏，許多官員還熱衷於瓷器的創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他的另一個爲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國陶瓷工藝大師。

 

2010年，時任景德鎮主要領導的他被評爲中國陶瓷藝術大師，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許愛國，當時任景德鎮市市委書記。“中國書畫”注）

 

業內人士公開質疑其評選大師“程序不合法”。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報送北京的35人名單中，倂沒有這位官員。但最後在公佈的名單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據當地圈子裡的人透露：該官員喜歡搞一些陶瓷藝術交流活動，“他常用自己的作品與那些著名大師的作品進行互換”。

 

業內大多數人對他業務能力的評價是：能畫一點東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實。他雖被評上了國家級大師，藏家們卻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過，這倂不影響當地商人對他的作品趨之若鶩。

 

在上海舉辦的一次瓷博會上，這位官員的作品成了景德鎮大師裡面賣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賣不動，就他的被一搶而空”。

 

事實上，景德鎮對瓷器熱衷的官員還有很多。

 

在景德鎮一位國家級著名大師開辦的藝術培訓班上，經常能見到當地官員的身影。陳翔也是培訓班的學員，每週六都會去參加培訓，他的同學中，不乏政府等各級別的官員。“大多數是爲退休做凖備。”

 

李純林說：“人們其實倂不反對官員有情操、有愛好，更不是反對官員發展職務之外的才華，人們反對的只是可能發生的權錢交易，基於官員的特殊身份，很難分辨你賣的是作品還是權力。”

 

李純林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地一位在任官員畫了瓷器，送到藏家的賣場去賣，標價6萬。隔天，他帶一個求他辦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說，“這個瓷器眞好”。求他辦事的人不動聲色地趕緊買下送給他，瓷器於是囘到了他家裡。再隔天，他又把那個瓶子放到賣場去賣……

 

說完，李純林特別又強調了一下，“這是眞事”。(應採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爲化名)

 

畸形的“大師時代”：千萬買一個國家級大師

若幹生産“大師”的評選機制的背後，是一大批等待成爲“大師”的參評人、幫買“大師”的中介人、大師背後的槍手群，還有等待“大師”出爐後炒作、送禮的買家和賣家們。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下稱“省工信委”)寄來通知的時候，沈浮正在家裡生著悶氣。初選第二名，結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86人名單之外。

 

在這份通知裡，省工信委對沈浮未被評上大師表示了歉意，倂指出第七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正在籌備中，沈浮還有機會。

 

沈浮的心裡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來，評選已經“全亂套了”。競爭已經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爲了評選，不是傾家蕩産、孤注一擲，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價高昂。

 

他沒打算像他們那麽幹。

 

大師潮

畫家紀長嶺與沈浮一樣，在此次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中落選。年前的一次朋友聚會中，紀長嶺與沈浮一見面便緊握著對方的手不放，頗有英雄相惜的悲壯感。

 

據沈浮和紀長嶺各自得到的內部消息：在景德鎮市的初選攷試中，他們分別獲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裡，選出來的86人中，二人都沒在其列。

 

相比沈浮，紀長嶺心裡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評上了一個“江西省技能大師”的稱號，該評選由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組織。沈浮沒有參加，即使是像沈浮這樣做了大半輩子陶藝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還有這個稱號”。

 

在景德鎮，碰見一個大師倂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牆倒下來，砸到十個人，七個是大師”的說法。

 

僅僅是大師的種類，從省級大師到國家級大師，不同機構組織評選出來的琳琅滿目的大師稱號就有將近20種，包括江西省高級工藝美術師(下稱“高工”)、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江西省技能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藝藝術大師、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等。

 

    根據景德鎮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統計，景德鎮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23人(約占全國的1/3)，中國陶藝藝術大師27人，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24人，省工藝美術大師74人，省高級工藝美術師1800多人，還有一大批深懷絕技的民間陶瓷藝人和陶瓷藝術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師中，最受認可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其次是中國陶瓷藝術大師。1979年，王錫良成爲第一個景德鎮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則是從1995年開始第一次評選，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輕工行辦等部門組織，迄今已經舉行6屆。2001年以後，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據景德鎮藝術陶瓷業內人士的非官方統計，加上在其他省份評上的大師，如今的景德鎮，省級以上大師就有300多個。

 

“太泛濫了！誰都可以成爲大師。”當地一位藏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他曾經的同事，一位專門負責買菜的採購員如今也成爲了大師。

 

景德鎮大師潮的興起是在本世紀初。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由於計劃經濟模式與“大鍋飯”機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鎮的陶瓷企業再也無法適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大量訂單被浙江、山東等省份拿走，發展舉步維艱、瀕臨破産。本世紀初，國企改制風潮席卷瓷都，“十萬陶瓷産業工人一夜之間全部下崗”。這些人後來在自家的後院開起了小作坊謀生計，前面是門店，後面是生産作坊，條件好一些的，則有自己的畫室。

 

再後來，爲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江西省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大師評選，評選的大師一屆比一屆多，這些以小作坊謀生的陶瓷藝人相當部分成爲了大師。

 

大師的稱號賦予這些陶瓷技藝者一種職業肯定和榮耀，但眞正令他們對大師的稱號趨之若鶩的仍然是經濟利益的驅動。

 

多年形成的以大師稱號、職稱爲定價核心要素的畸形價格評定體係，使得“大師”稱號成爲作品價格的放大器。

 

“大多數情況下，大師的作品容易賣出高價錢來，不同級別的大師價格差異巨大。從省高工評上省級大師，價格馬上翻一番，再從省級大師評到國家級大師，價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個價。”上述那位藏家說，當然，同一級別的大師作品也會良莠不齊。例如，同是國家級大師，有的人作品可能只賣10萬，出類拔萃者之作品也許就高達數百萬甚至上千萬。

 

但無論如何，評上更高一級的職稱，意味著更多的財富。這是市場的規則，雖然不規範的市場很可能會失靈，但更多的人仍然願意跟隨著市場的規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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