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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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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看中美贸易战的实质

(2019-08-07 09:44:34)

 

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另外的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收10%关税,事实上已经彻底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发展进行围堵的霸凌主义野心。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对新兴经济体发起贸易战,其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一、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试图以贸易战的名义遏制中国。特朗普自启动301调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表面上来看是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制裁,但本质上是美国将双边贸易作为抓手和突破口,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遏制竞争对手经济的发展,以维护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世界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就是贸易依存度只有18%,大萧条和二战使得该比例到1950年时降到11%,而在二战后的70年里,世界贸易依存度已攀升至50%60%,经济全球化程度远超以往,各经济体关联性之高,早已不能和上世纪同日而语。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尤其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急剧增加。

然而,目前种种数据已表明,我国近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逐步威胁到美国的统治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改革开放初期尚不到5%,目前已跃升至1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出口商品和货物贸易量来看,2017年中国出口金额接近2.5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3万亿美元。根据IMF预测,中国有望在2030年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因此,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实质上是要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美国在历史上通过实施贸易战,对于新兴经济体往往造成两种遏制性的后果。一是在新兴经济体向成熟经济体转轨的过程中,美国通过关税、贸易制裁封锁,甚至断绝合理的双边贸易关系等措施,打击对美有出口依赖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遏制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衰减其经济发展。二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往往存在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体系较脆弱等特点,易滋生资产泡沫,美国发起贸易战,就会触发新兴经济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将引起资产泡沫的破裂,连锁反应包括企业破产倒闭、房地产泡沫坍塌、股票市场急剧暴跌等等,同时在美意志下进行了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国家,国际资本的大幅进出将进一步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美国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常用手段为单边主义贸易制裁和华盛顿共识。从战略方式来看,单边主义贸易制裁和华盛顿共识为美国在遏制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常用的两种手段。

第一种主要手段单边主义贸易制裁,美国利用本国法律作为国际贸易平衡的标准,一旦新兴经济体存在巨额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美国便以法案中规定的贸易不平衡条款,以单边汇率操纵的名义,通过加税等手段对其进行贸易制裁。美国国会两院最早于1988年通过了《贸易和竞争综合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每半年一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评估,判断有关贸易对象是否利用对汇率的操纵获取对美优势。根据该法案,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地区)”,美国财政部就会与该国家(地区)进行谈判,敦促其解决货币低估的问题,而且美国总统在此过程中有权采取行动,如果持续一年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地区)”,美国就会采取惩罚措施或直接提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裁决。美国现行法律为2016年实施的《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案》,其中第701条规定,当一国满足以下三个标准时会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1)存在巨额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3)在外汇市场持续进行单向干预。

韩国、中国台湾、日本都曾以“汇率操纵国”的名义被美采取贸易制裁。198810月,当时韩国和台湾出现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和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所以最先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地区)”。美国财政部将贸易严重不平衡归因于直接外汇干预或外汇交易管制所造成的货币低估,美国向他们发起了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谈判。随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相继采取了改革汇率制度(更浮动)、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从而带来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当贸易顺差出现明显改善后,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对他们的“汇率操纵”指控。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从50年代至90年代实现了从轻工业、重化工业,到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升级,冲击美国相关行业,日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美国先后在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电信和半导体六个行业挑起贸易战。日美贸易战以双边谈判为主,美国经常动用国内贸易法301条款、201条款等威胁日本,甚至为此修改《 1974 年贸易法》、通过《1988 年贸易与综合竞争法》制裁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协议。由于日美是典型的单方面、非对称的依存关系,且日本出于维护美国市场、依赖安保的需要,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日本几乎是节节让步,缺乏必要的有利的反制,美国对日措施也逐步升级,从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到要求其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取消关税、对出口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占率指标等条件。

从以上案例来看,美国国内法案“汇率操纵国”条款,实际上是美国所采取的以本国意志为转移的国际霸凌主义条款。从19881月至201610月,美国财政部共发布了49份报告,累计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被数百次警告及指称为汇率操纵,其中中国被警告的次数最多,为34次。此次美国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发起一系列加收关税的措施,也是美国根据自身意识为转移,对中国发起单边主义制裁的充分例证。

美国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第二类手段,是利用华盛顿共识推动新兴经济体进行市场化改革,鼓励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由于美国的金融实力和金融体系完善度要强于新兴经济体,因此美国金融资本的随意进出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美国精英向其他国家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每当其他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向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时,美国精英就以实施华盛顿推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为提供贷款的条件,威逼和欺骗该国实施这些政策主张。在美国精英的推动下,很多国家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政策,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印尼和泰国等新兴经济体。

以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为例,美国对其实施 “布雷迪计划”进行债务减免,得以缓解债务危机。此后执政党遵循“华盛顿共识”,实施稳健的财政、低通货膨胀率、放松管制的市场和自由贸易,1993年墨西哥吸收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外资,强势的比索降低了墨西哥的出口竞争力,且在进口壁垒撤销和信贷膨胀的双重作用下,进口飙升,1993年贸易逆差达到GDP8%的水平,但国内经济增长支撑乏力。1994年“龙舌兰”危机爆发,比索急剧贬值,造成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政府不得不将利率提高至75%以引诱投资者将资金留下。至此,墨西哥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此次金融危机引发了30年代大萧条后单一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路径,由于较多亚洲经济体在90年代开放了金融市场,当拉美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外资选择涌入亚洲这个新兴市场,导致其信用大规模扩张,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经济滋生。当经济增长放缓,投资高潮破灭,政府为增加出口竞争力开始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并造成市场恐慌,外资大量流出导致资产价格暴跌,经济危机爆发。更有甚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由于需要接受美国IMF援助贷款,不得不听命于华盛顿,在经济衰退时仍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即提高税收、削减开支,以防止财政赤字增加,然而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的经济衰退。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救助时要求过分,与美国在陷入衰退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截然相反,令人们怀疑美国从中渔利,利用金融危机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亚洲。

日本的经验进一步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观点。由于日美贸易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日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强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竞争力,并且强行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和政策。1985年在美国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广场协议”,日元被迫短期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幅大幅下降,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银行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升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浪潮及泡沫。当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895月开始连续五次过快过急的加息,以及实施的地价抑制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机产生。此后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自杀率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上升等问题,令日本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

三、中美贸易关系并非是不平衡、不对等的,美中贸易逆差的背后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充分利用中国人口红利获得“福利性补贴”的体现,中美贸易战将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可节省双方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近些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表面上看是存在贸易失衡,但实际上是美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和人口红利,降低国内消费成本,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由于具有较强的制造业工业基础和人口优势,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替代了其他亚洲国家,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更是美国的制造业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约为480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40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11%。这些进口的产品价值不仅金额庞大,而且中国在许多类别中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也很高。某些消费品行业,如玩具和雨伞,中国占所有美国进口的80%-90%。由于中美劳工薪资完全不对等,美国工人平均时薪要22美元,而中国工人时薪仅为1美元,因此中国对美国出口大量消费品形成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美国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降低人工成本,从中国身上获取对美国消费的“福利性补贴”。

此外,在理解中美贸易关系时,我们应充分意识到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实际利差在美国的事实。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都是外资为主。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出口美国贸易的很大部分利润,实际上都归属于美国公司。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使美国得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可以更专注于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并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

若从以上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一是美国消费者利益将受损。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Roger Altman分析称,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税,实际上是将进口商品加价转嫁于美国消费者身上,将抑制消费者对美国国内服务和商品的需求,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如美国对中国进口汽车加收25%的关税,最终会使国内汽车价格提高约25%,导致销量下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则称,由于美国汽车制造严重依赖中国进口配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进口替代,因此关税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据其预测,对中国进口车型加税将导致美国销量最好的车型加价1400美元至7000美元不等。

二是贸易战将对在华投资美国企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做法,指责白宫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商贸联系,贸易战会严重削弱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我们来看下几组数据:目前中国出口贸易中有四成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对美出口的100强企业榜单中,外资企业占据7成;80%以上的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英特尔和戴尔等美国顶级硬件制造商也十分依赖中国制造业;2016年,中国消费者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510万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品牌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33%。这些数据均表明,从生产制造,到终端销售,美跨国企业目前非常依赖中国市场,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将对其业务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是贸易战将影响美国就业机会并阻碍国内经济发展。从就业角度来看,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1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涨了500%,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关税战,将造成报复性关税打击行业的劳动者失业,特朗普的贸易战最终买单的却是普通美国工人。根据美国商会预测,受制于中美贸易战,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从经济总量上看,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预测,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10年损失3320亿美元。同时穆迪公司‘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由3%降至2.5%,减少0.5个百分点,这将导致70万个就业岗位的丧失。

四、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坚定发展内需型经济,加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理,采取更具协调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充分借鉴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一是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转向内需型经济结构,减少对美贸易的依赖。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均是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出口,因此当美国提出要求这些国家扩大进口、取消关税、甚至改革汇率管制、放松资本管制等要求时,它们只能节节退让,经济依赖使其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和政策回旋的空间。2007年对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比例约8%,该比例在近几年已经下降至2%左右,这说明中国对美贸易依赖程度已经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十年地产和金融的发展实际引导资源进入内部非贸易品需求,而不是出口贸易;其次,人口红利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导致出口增速有所下降。从今后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应继续充分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目前我国已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且存在很强的人口优势,规模效应使我国在很多产业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优势,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有7.3亿人,是美国的3倍,这使我国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领域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而且在一些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已经逐步给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带来比较强的竞争压力。此外,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在向信贷密度较低的服务部门调整,信息技术、医疗和制药等“新经济”企业的信贷密度进一步提高,这都表明中国已经走在向内需型经济结构转型的路上。

二是加强对国际资本及金融市场的管理。日本在80年代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导致热钱大进大出,成为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过早的对外开放便利短期资金进出的资本账户,容易引发金融债务风险,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 1990 日本金融危机、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等均与此有关。我们应充分吸取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坚定推进金融市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始终围绕服务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功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以我为主、循序渐进、监管适应”的原则推进各项开放工作,加强外资大规模进出资本市场的风险统计和监测监控,确保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与我国市场实际、投资者承受能力和监管水平相适应,避免境外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对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采取更加具有协调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开发银行和IMF要求亚洲经济体进行金融紧缩,完成自由化,结果在危机期间雪上加霜。上世纪70-90年代很多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拉美国家,基本上都遭遇了通货膨胀、外债大增、产出下降等严重经济问题,各国停止实施这些政策,才逐渐摆脱经济困境。反观美国在历次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中,经常采取对与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市场经济”著称的美政府也进行政府干预,通过政府收购危机资产来化解金融风险,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可见,我们在处理自身经济及金融风险问题时,应采取更加具有协调性的、能够积极化解风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切忌重蹈拉美和日本等国的覆辙。

(聂庆平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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