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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再谈车辆挂靠,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2017-12-07 2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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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再谈车辆挂靠,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张隽

    《中国保险报》2012年2月6日刊登《车辆挂靠经营,谁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一文。原文案情为:实际车主将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机动车辆,登记在某运输公司名下,并以该运输公司名义向保险公司投保。后实际车主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故此直接向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原文作者从物权归属、保险金请求权及合同相对性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该案的观点,并得出该案原告,即涉案标的车辆实际所有人秦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结论。鉴于此类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为此笔者也对原文所论观点,简单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某运输公司是否是涉案车辆的法定车主。
     笔者对原文中将某运输公司定义为涉案标的车辆的“法定车主”,原告秦某为“实际车主”的观点,不予认可。
     公安部在2000年6月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中均指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亦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答复》((2000)执他字第25号)中认为:“如果能够证明车辆实际购买人与登记名义人不一致,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为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2000)法研字第121号)指出:“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通过上述复函及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机动车登记仅是对车辆上路许可的登记,不涉及机动车所有权的设立;2、根据我国现行物权理论,物权的实现主要包括登记生效与交付生效两种。登记生效,主要是针对不动产,如土地使用权、房屋买卖等。其含义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都应当依法到相关部门登记确认,物权方可生效确认归属。交付生效,主要指动产物权,其设立、转让与归属,以动产交付时即生效。3、我国现行物权理论中的登记亦主要包含两种效力,一种是针对不动产物权的登记生效效力,一种是针对诸如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定动产的登记对抗效力。登记生效效力,就是前面所述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而登记对抗效力,则是指其仅具有公示效应,以此对抗物权转让中的善意第三人。而该登记本身,并不影响物权的成立与否及物权的归属。
    回到原文案例,该案并不存在所谓“法定车主”与“实际车主”之分。原告秦某在庭审中,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供了《汽车挂靠合同》,以此证明自己是涉案标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尽管机动车行驶证登记人为某运输公司,但由于该案不涉及涉案标的车辆转让的事实行为,更不存在所谓善意第三人,所以该案标的车辆的归属本无异议。换句话说,秦某本人既是涉案车辆的“法定车主”,也是“实际车主”。原文作者仅以登记对抗效力的机动车行驶证就认定“案外人运输公司系上述车辆的法定车主”,并以此作为拒赔的理由,显然与法无据。

    二、秦某是否是具有保险金请求权。
    笔者对原文认定秦某不具备保险金请求权的观点,不予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通过上述法条可知,保险金请求权的具备与否,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请求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认可的保险利益;2、该保险标的受保险合同的保障。
    同时,法条中还规定“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仔细研读该条款可知,首先,在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不同时为一人。其次,通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全文,该法除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外,并无对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有何限制性的规定。
    回到原文案例,尽管原告秦某并非涉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鉴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其具备法定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要件,故理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利。

    三、合同相对性是否可以突破。
    原文对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做了较大篇幅的阐述。在此,笔者也对该理论提出不同见解。
    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历来都是各国合同法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商业贸易空前繁荣起来,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理论界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具体到现行法律,我国立法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也有所体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在“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上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1、第七十三条,代位权制度; 2、第七十四条,撤销权制度;3、第八十条,债权转让制度;4、第八十四条,债务转让制度;5、第二百二十九条,租赁权的物权化;6、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分包人责任制度;7、第三百一十三条,单式联运合同的区段承运人制度;8、第四百零二条,隐名代理制度;9、第四百零三条,披露制度的确认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亦有体现,如该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的规定等。而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可以不是被保险人的规定及保险利益的自然继承原则等,也能看见“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这一法学原理在现行法律中的踪影。
    当然,“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并不等于无视合同相对性原理。事实上,合同相对性原理仍然是当前支撑我国合同法立法与司法的理论基础。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仅适用于例外原则,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应遵从合同相对性原理。
    回到原文案例,通过前文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原告秦某虽然不是涉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根据法定的“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规则,其亦理应享有诉讼主体资格。而原文作者狭义的理解合同相对性原理,并主张绝对的“合同相对性的不可突破性”观点,显然也不符合法学原理。
    四、结语
    原文作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出于保险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应诉方案的本意无可厚非。但原文中“原告秦某不具备涉案标的车辆法定物权”、“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而无保险金请求权”,并由此推定原告秦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观点,显然与现行法律、合同法与保险法理论不符。如果依照原文思路,那对于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被保险人因驾车身亡,保险公司是否也可以以“继承人不是标的车辆法定车主,且不是合同相对人”为由,而做出拒赔处理?作为以赔偿第三人损失为目的的责任类保险是否也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原文案例中作为原告的秦某具备该案诉讼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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