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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室说墨盒

(2013-04-14 16:35:30)
分类: 刻铜的事
乡公按:此文草成于九十年代初,其后屡次增删改动。至2004年拙作《铜盒古韵》一书出版,事实上仍有增删余地。在这段时间中,不同含量的此稿,分别发表在《收藏》杂志、《荣宝斋》杂志、《中国收藏》杂志、台湾《大成报》、《典藏》杂志、国际民航航刊等多家报刊上。每次都有不同,但总体架构、主要论点没有改变。今贴此稿,乃2003年作之准稿。但仍有待充实之处,且待以后再说吧。

一、墨盒的起源

墨盒本是清代同光时期经民国至解放初期使用非常普及的一种文具。当各种硬笔普及以后,它就慢慢地淡出了历史舞台。沉寂了几十年后,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有收藏者注意到墨盒的工艺、文化和历史价值,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藏热潮。因为有关墨盒的史料比较少见,又有一些凭传说或想当然的说法误导,致使关于墨盒的起源众说纷纭,但谁也没有拿出强力证据,故我们不能不首先探讨一下起源这个问题。
讨论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作学问。
一是不可道听途说,把编出的故事当作史实,二不可牵强附会,如有人硬要把木工拉线用的墨斗也当作墨盒,甚至把沾上墨汁或盒子都要扯进来,似乎不把墨盒的发源抬到几千年前,不足以证明墨盒之“贵”。三是故抬自己藏品身价,目的不在探讨史实,而是热炒价格,以便卖个善价,是为恶俗。四是不懂装懂,张冠李戴,想当然。这些作法都无益于我们搞清史实,必须予以排除。
首先我们来证明明代没有墨盒。
说明代就有墨盒的人,大多凭猜测。常读《文物》杂志的人,就会例举出《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一文,因文中提到“铜墨盒1件,出于左壁龛。铜盒外加木盒。出土时盒中残存吸过墨汁的干丝绵。”但是我们只要按其“简报”所报导之物分类看,就会发现:该墓室内左壁龛内所设之物,都是修饰面容用品,右壁龛内所设均为炊饮用品。左壁龛中所谓墨盒,实应为“黛盝”,即一种装修眉染发颜料的小盒子。其盒内装之物,亦非墨汁,而应是“胶青”。《宣和遗事》载:“以胶青刷鬓”即染发也。所以,此所谓明代“墨盒”,只是现代用语中的化装盒之一种,属香奁类,与文具无关。
唐宋明清以来,文人们对身边百物,莫不观察细微,对文房用具,更是记载得滴水不漏,明清两朝尤甚。
文人的好事,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证明明代没有墨盒的信息。明人屠隆著有《文房器具笺》所记之器具达45种,唯没有墨盒。明人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了文具匣、砚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砚山、镇纸、压尺、贝光、书灯等数十种,甚至连糊斗都记录在内,唯独没有墨盒。明人文震亨著《长物志》也是人所共知的一部著作,所载文房用具甚丰,亦独无墨盒。明代其它相关的笔记类书均无墨盒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那时确实没有墨盒!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墨盒,就非要把它产生的年代往前推。正如我们收藏方便面包装袋,就非说汉代时吃面就装在口袋里,因而方便面袋发源于汉代,这是十分可笑的。
墨盒不仅明代没有,清代前期也没有。乾隆时人姚培谦历数十年功夫,编成一部《类腋》,姚自言“类腋一书,部以天、地、人、物,自始迄今,应数十年。”在他这部茫茫类词中,小至耳挖勺都有记载,唯独没有墨盒。同期的相关物类书籍、笔记小说等均未发现有记录墨盒的,因而我们说,清代前期也没有墨盒。
那么,何时才有墨盒的呢?
我们先看看现代辞书怎么说的。《现代汉语词典》“墨盒”条云:“文具,多用铜制,方形或圆形,象小盒子,内放丝绵,灌上墨汁,供毛笔沾用,可省临时研磨的麻烦。也叫墨盒子。”这里只说了什么是墨盒,但没说到它的起源。而有900万字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在序言中称:“读者可根据各自意愿,在相应的类目中预先检索到所需名物,获悉其得名渊源及其后的异名流变。”
当我们查到“墨盒”一条时,它是这样写的:“盛放墨汁的盒子,多用铜制,形状或方或圆,内放丝棉,以墨浸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拣几个墨盒笔套等件。’”这里他引用的是吴研人的小说。显然这是当时编者找到最早提到墨盒的文字,但与其序言中所称“获悉其得名渊源”不付。因为该小说之上半部是光绪33年出版的,其下半部,亦即辞书引用文字所在部,是宣统元年才出版的。显然,宣统元年的文字不能当作墨盒渊源的证明。
笔者读书不多,认为最早最详尽记载墨盒的人是谢松岱。
谢松岱生卒年不祥。清同治四年(1865年)在北京宣南琉璃厂创办“一得阁墨汁店”,其当年手书的匾额与价目表现仍保存在一得阁。光绪十年出版了《南学制墨札记》,光绪十九年出版《论墨绝句》二书均有关于墨盒的论述。
谢在《论墨绝句》中说:“古用砚,无所谓盒。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古今递变,亦其势然欤。”此说明墨盒源自砚,而非它物。接下来他说:“然求始于何时,创自何人,终无确据。”这说明在谢松岱读的书中,亦未见有载墨盒者,其所以如此,实因“此固历朝所无,独为我朝创造。”那么,“我朝”创制何时呢?请看他下面所说:“乙酉冬同学阮申重大令闲谈及此,因谓家藏墨盒,以文达重赴鹿鸣、旗匾银所制者为最先,前此盖无有也。”按阮元重赴鹿鸣为道光丙午(1846)年,此话是阮氏后人对谢所言,自然要小打折扣,不一定“前此盖无有也。”因为接下来是:“祐臣先生自谓,道光癸已(1833)入塾即见父友有墨盒,然用砚尚多。及已亥(1839)开笔作文,先中宪即赐以墨盒。”这是从有墨盒而未普及到逐步普及的一个过程。谢松岱最后的结论是:“(墨盒)是始于道光初年无疑。”
当今的墨盒研究者多持“墨盒创始于嘉道年间。”是可信的,是贴近史实的。
笔者也确实见过刻有康熙年款的铜盒,但那是砚盒而非墨盒。亦收过打有钢印“道光三年”款的墨盒,但它明白无误地是个赝品。我们目前所见到最早的、实实在在是墨盒、且有年款的真品,是同治年间的产品。
早期的(比如道光)墨盒因尚未普及,应用的人不多,所以盒面不加装饰是可以理解的。当从咸丰后期到同治光绪,墨盒大盛于天下,因此开始有人在墨盒面上作文章,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就是刻铜墨盒产生的原由。那么刻铜墨盒始自何时呢?我们还要看看谢松岱怎么说:“闻琉璃厂专业墨盒者始万丰斋。刻字于盖者,始陈寅生茂才。店与人尤在,实盛行于同治初年。”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谢松岱与陈寅生是同时代的人,陈的万丰斋与谢的一得阁都设在北京琉璃厂,万丰斋开张三年后,一得阁也开张了,所以谢的话要远比后人说三道四可靠的多,谢说刻铜墨盒“实盛行于同治初年。”没说“盛行”之前就没有刻铜墨盒,所以如果我们那天发现有咸丰年款的刻铜墨盒,当在情理之中。另外陈寅生如果在开店前没刻过墨盒,他就不知道开这么个店会不会受欢迎,能否维持生计。也就是说他在开店前肯定已刻过不少墨盒,因受到人们的喜爱,他才开了店。所以可以说刻铜墨盒始于清咸丰后期,盛行于同光及民国时期。消沉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首创在墨盒上刻铜之人就是陈寅生。

二、墨盒的发展

墨盒的历史不长,如果我们从清道光元年算起,到现在只有180余年历史。刻铜墨盒从清同治元年算起,至今只有140年历史,其中,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墨盒已经消沉。那么刻铜墨盒的真正繁荣期只有90年。在这90年中,有二次前后衔接的刻铜艺术昌盛期,那就是以陈寅生为代表的清同光时期,时间长达约50年。其后为张氏同古堂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时间几达40年之久。
刻铜源自錾花,錾刻之艺早已有之,西周“三年疒壶”上錾刻有精致线条,战国之“    圆壶”的腹部两道弦纹间刻有五十九行一百八十二字铭文,錾刻技艺已相当成熟。唐宋时代的金银器皿上錾花更趋于精细,以上种种均系铸造、碾拓工艺之辅助工艺,錾刻未成为独立艺术品种,至明而清,錾刻日臻成熟,刀刻如写,始独立成为刻铜艺术。至陈寅生首次将此艺施于墨盒,其“盖上或镌篆楷,或镂花木,字有作蝇头楷者,如兰亭叙,如柏庐家训。”(引《光绪顺天府志》)方寸之间,无不精妙。
余旧藏“戊子”款(光绪十四年)楷书墨盒一件,底打有“万丰”钢印。此件作品,可作鉴定真赝寅生墨盒之依据。陈寅生当时不仅为自己的万丰斋刻墨盒,亦代松竹斋(包括之后的荣宝斋)、清秘阁等南纸店、墨盒店刻铜。熟知陈之书法刀法,则无须凭其姓名款认定真伪,无款者不一定不是陈的作品,有款者未必是陈的作品(时人多有仿冒寅生款者)。
陈寅生所以成为清代刻铜代表人物,盛极同光时代,是因其自身文化素养较高,使刀如笔,明书之法理,锋回转折一如纸上挥酒,行云流水,无一丝勉强之处,他刻的几百字长文,从头至尾,无一字用巧处,其艺之高,声播海内外,凡知刻铜者,必知陈寅生,致使后人称“他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陈曼生壶并传”、“成为清代刻铜艺术珍品,亦属珍贵文物”。《北京繁昌记》把北京刻铜墨盒、南昌象眼竹细工、湖南刺绣,并称为“中国之三大名物”。
同光时期著名刻铜者还有韩子固、竹庵、濮又翎、陆子康等人,吾旧藏韩刻之《兰亭修禊图》、竹庵所刻人物等墨盒可见一斑。
应提及的是,在刻铜实践中,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逐步参予,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艺术修养,也使刻铜墨盒提高了表现力与声誉。笔者旧藏的同治状元书法家陆润庠亲笔书赠友人的白铜墨盒,便是书家与刻家共同完成的佳作。这点在其后的民国时期有更好的发展。
民国初期产生了以张樾丞张寿臣(臣亦作丞)为代表的一代刻铜大家。
据现仍健在的樾丞之子幼丞先生见告,其父生于一八八三年,殁于一九六一年。先生系河北新河县人,十四岁晋京,曾就艺于益元斋、来薰阁、明远阁等,民国元年独资在琉璃厂西街路南开设了同古堂。张寿臣系樾丞之堂弟,刻铜技艺二人难分仲伯。张氏刻铜在技法上创造了如同竹刻的沙底留青阳刻法,又因与时贤如严复、杨守敬、傅增湘、陈师曾、姚华、吴湖帆、金北楼、袁寒云、齐白石、张伯英、陈半丁等先生多有交谊,故其墨盒大量采用这些名家画稿,艺术品位之高,使当时的文人墨客即视为文房雅品而珍爱之。余旧藏一件行书墨盒,上刻二十字,刀法遒劲,每笔每画交待极为清晰,刀功之力度、之美感一直反映到字画的深处。张氏作品或署名款,或不署名款,大多在盒底打有“北京同古堂”钢印。
张樾丞尤善治印,曾有《士一居印存》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孙殿起称张氏一门篆刻“钝刀浅刻轻轻拓,铁线文成细细栏”。伦哲如将张氏与明人米紫来并称“那知麟凤希为贵,三百年来两紫来”。张寿臣则更多精力放在刻铜上,《湖社月刊》、《旧都文物略》等书刊上多印有张寿臣刻铜作品。
吾友遗箴堂王氏藏张氏刻铜作品旧拓片一册,其中有墨盒三十七方,镇尺二对,书画稿均出自袁寒云,陈师曾、姚华、章浩如之手。袁书法苍劲,陈画小品淡远,寿臣刻来一一能表达出原作风格,是为《北平旅行指南》称其“仿名人书画精妙入神”。
双影楼主李颖霖兄赠余金禹民先生的旧拓墨盒一册,均陈师曾手绘张寿臣所刻,枝枝叶叶无不传神。
清代同光时代是第一个刻铜墨盒的辉煌期,民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二个辉煌期,此后墨盒实用价值日渐被新型文具取代,刻铜墨盒几近消亡。
民国时除张氏外,尚有不少刻铜高手,如姚钖九、孙华堂、石父、松泉、魏长青、徐焕荣、李文新及王景华等人。惜少有留下详细事迹者,还有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收藏者手中实物却留下了他们精美的作品。如吾旧藏周肇祥家人鹤侣所用墨盒,上刻苏东坡“前赤壁赋”全文,连上下款共五百五十八个蝇头小字,精工可爱。又云南王竹村(九龄,曾任全国教育总长)之“朱子家训”墨盒,亦刻工楷五百余字,盒底为“宝源”印记,十分精彩。又荣宝斋所制“爱莲说”白铜圆墨盒,面刻花卉一圈,中刻爱莲说全文,字画均精,如此等等,诸多实物留下了一时盛况鸿爪。
退出历史舞台的刻铜墨盒,近十年来被一些收藏人青睐,这不仅因为它曾经造就过许多刻铜高手,还因为墨盒与身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墨盒存在同样长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要用它,人因物用,物因人贵。遗留下来的墨盒可发掘出许多故事、人情、友谊、艺文、政治、爱情等等,包涵内容广泛。
刻铜墨盒除其本身的工艺美之外,还因为在它普及的年代里与众多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之间的不解之缘。这又不仅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他们参予墨盒的设计、书画之作用,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人物的置办、互赠、使用之中渗入了深厚的人文内容。在各类金属质藏品中(如青铜器、铜镜、手炉、各种古今金属币等),没有一种如刻铜墨盒那样,常常带有明确的上下款、纪年款,因而在刻铜墨盒的收藏中常会发现名人遗物。这也是为什么刻铜墨盒在沉寂了半年世纪后,又被人们重新重视起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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