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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预留空间内含新政治观

(2017-10-26 14:27:22)

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之四

十九大报告表明了党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同时显现出新政治观。正是缘于此,澄清了许多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产生了统一思想,化解“左”右之争的效能。

政治观彰显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宣誓。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一点在报告中表达清楚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反映在,“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报告还进一步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既然我们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境地走出,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合逻辑的事情。当然,这里的关键上,“再宣誓”就是政治宣誓,就是政治观的具体化、载体化。

政治观彰显于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创造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在于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下的发展成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会有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所谓意料之外,在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有些方面甚至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深入于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属于根本性矛盾和问题,能够有如此大的创新和突破,是可以产生独立表述的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

既然最后仍然形成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认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凸显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最新指导思想的定位,即以此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肯定,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坚持,是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的回应,因此具有极强的政治观意义。

政治观彰显于党的历史任务和努力方向的规划与拓展中。报告明确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纳入到党着力探索的“三大规律”中,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既不局限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也不限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是承担起探索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上来,这显然是一次重大政治突破,所带来的一定是党和民族的跃升。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是,因此而来的一定是世界观和价值系统逐步调整,因为阶级和制度对抗与命运共同体并不重合,要化解之间的矛盾,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必定涉及到政治观或者政治路线的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与此同时,报告还将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重点突出和强调。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一个先进社会制度,并且有“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政治标准和文明尺度,必然地开创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在“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等等。这些都将在政治范畴内开展,因而有着很强的政治观的意蕴。

除了上述表现标明政治观的若干方面,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和思考的是,新时代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或者说新的指导思想及其改革设想,抑或预留的改革空间,都反映出一些新政治观正在生成。

新的奋斗目标本身就富含着新政治观的元素。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基本规划,区分了“两个阶段”,其中都涉及的一些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内容和要素。包括,使“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五大文明”不是新提法,但着力于提升,并且两个阶段是递进和深化,这就反映出我们党执著于一些价值目标或价值追求,如此,必涉及政治观与政治评价,也就是走向哪里和走多远,程度不同注定超越既的政治观,而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判断内含新政治观。报告作出一个与“新时代”并行不悖的重要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内含着许多具体内容,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等。这些内容落实下来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带有根本性,它既反映着执政理念,更反映着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先富带后富”是这样。当下确立的 “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分享,也涉及到制度安排。这显然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比如,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有一个如何调节的问题,今天的再分配显然不能再采取革命阶段的直接剥夺方式,即便是通过政策制度和税收等方式,也需要观念突破,特别是政治观的突破。

“合署办公”的体制机制设想有赖于新政治观的支撑。报告指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应当承认,这仍然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但深层的意蕴恐怕不止于减员增效,优化体制机构这么简单,而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或者说,这涉及到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

任何重大体制制度设计和改革,最后涉及的是政治范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步伐没有预想的那么快?其实合逻辑。“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不能搬用别人的,只能探索自己的,这就需要实践经验和政治基础两大支持。这决定了,“合署办公”内含着执政成本的考量。如果再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分开”的讨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解决好该问题,必须依靠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撑。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离不可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持。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表面看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村整个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看一下近年来舆论场上关于小岗村与南街村的对比和争论,说明土地问题不简单地反映在利益分配,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想一想中国共产党开启革命道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激发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都与土地有关,也就是土地革命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也就是“新土地革命”开始。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的富裕道路与土地拴在一起,但由土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却是难以抹去的。所以,要搞好土地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发展了的政治观,抑或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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