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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是游戏规则出了问题

(2017-10-10 11:48:16)

随想录(之三)

有一则社会新闻值得回味。中越边境流动着一支跨国上班族,早上到中国上班,晚上回越南。中国老板说,喜欢雇用越南工人,是因为他们可信。由此反照中国的社会病——诚信缺失。

因诚信而来一个话题,社会运行遵循何种规则,或何为主动力。是真理的照耀?科学理论的指引?或者冥冥之中的上帝召唤?其中都会有认同者,但又都无法解释所有社会问题,比如,我们并没有那么理性和智慧,同时我们也未必有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信仰也未必那么虔诚。

追根究底,似乎有一种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这就是游戏规则,及其背后的社会契约。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或商业领域,等等,其实都在进行着游戏活动,要想让游戏得以展开,并进行下去,必须设置一些规则,运用学术语言,就是社会契约。

不管是基于心灵栖息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人类总在设置一个个乌托邦,比如,设计一种美好到伊甸园层级的美好社会,再比如,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等等。其实,美好到超越人性后的所有设计,都是宗教理想或社会理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存在。

人类走在无限的对真理的追寻过程中,但我们接触到的只有相对真理,而没有绝对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意味着把某些教条教义视作真理后,其注定走向僵化,走向没落。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和规律,也便可以说,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是按照真理行事,而是遵循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形成,又是通过“妥协、平衡、最大公约数”而来。这其中包含着成文和不成文契约。

所以,在人类文明程度与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尚未实现突破前,只能遵循游戏规则,恪守契约,这比理想化的设计更符合实际,更有效力。

遵循契约深刻关照了人的天性和社会性特点。因为,契约既有社会契约,也有政府契约。

社会契约理论在西方各种学说和理论中起步较早。古希腊智者学派的重要人物伊壁鸠鲁,运用原子理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分析了自由的本质和国家的起源,进而生成契约关系。

把契约理论推向前进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他分析了君主专制国家的契约特点,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比如“授权不悔”原则。他认为君主专制国家的君主权力至高无上,掌握着法律制定和仲裁权,并且是不可转让的权力。这就决定了,只要民众通过契约把权力交给君主,就无权收回,如果违反,就违反正义原则。问题在于,这种契约只是民众与民众订立,君主不参加订约,故不受契约限制。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

真正将社会契约理论推向现代,成为奠基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者,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观点,或者主要内容和原则,比如“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未必不是这些思想理论或学说,直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构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内核和基础。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从众心理或大众心理。他认为,单个的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就会被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或氛围所左右。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证,认为包括那些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一旦进入了一种意识形态,就会蜕变为低辨别能力者,也就是成为乌合之众之一员。

这种现象并不是阶段性特点和特征,而是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即,集体潜意识可以遗传,个体潜意识后天而成。我们经常讲的民族人文性格,就产生于此。那么,从众心理就是各种元素作用于人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特点和特征。这些特点和特征会渗入人类的血脉,代代传承,反复强化。

理想化的状态是人人都理性而有智慧,不轻易被蛊惑和策动,避免随波逐流,但那应当是人类进一步减少人性弱点后的事情,而当下更多的是考虑现实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所谓两害权衡取其轻,两利权衡取其重。

从众心理存在两面性,如果有得到正确引导,会迅速生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能,但从世界范围内的动乱,中国社会上的网络暴力看,人性中存在着恶,也就是负面走向往往成为主色调。所以,我们游戏规则就应当突出契约,或者说法。这就是法治社会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不二法门。

既然社会是否和谐运行在于游戏规则的设定,那么,构建何种游戏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游戏规则多种多样,“胜王败寇”、“赢家通吃”是游戏规则,围绕公平正义而来的法治也是游戏规则,如果能够创造出更为先进的制度规范,更属于人类文明最新成果。

所以,我们创设新的游戏规则时,要充分借助既有的优秀成果,要发现和剔除那些羁绊前行的规则,还要实现新的创造和突破。

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自由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如此阐明自由的内在特质,是这一概念和思想产生时的立意,但自由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走到今天,至少在有的国家已经走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给社会管理上带来难题,这是需要化解的矛盾。

谁来创设新规则?离不开人民群众,所谓智慧在民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制度和规则许多起步于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即便有这样的实践成果,我们还是要承认,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当社会走到当下,多元存在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这时已经不再是普通群众所能够把握了的事情,只能靠集纳群众智慧的政治家与更具创造能力的思想家或专门家来完成。

政治家的作用无可置疑,我们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争论不休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达成共识,人民群众奠定历史大变革的基础,而英雄在关节点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从古希腊的梭伦改革,到当下中国的深刻变化,无不看到杰出政治家的作用与魅力。

至于思想家、专门家的重要作用,更不存在异议,上面提到的霍布斯与卢梭的思想贡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中国没有思想家,真正的专门家也不多,原因之一在于体制机制上的限制,既然是体制内,自然难以对体制机制作出深入剖析,拿出鞭辟入里的见识。

正是这样的原因,有西方学者强调,真正的思想家一定要与政党和政府拉开距离,这个距离并不意味着走向反对派,但却是保持洞察力和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保证思想的怀疑和置疑能力的客观条件。因为,当过度接近甚至融入政党,那么就会出现古斯塔夫所指出的,为集体意识所左右,而参与到政治利益中,则失去了公允与客观。

其实,完全脱离开某种意识形态的专家学者少之又少,即便形式上脱离,本质上和内在的也是存在关联。在中国,独立的知识阶层更不存在,现实不存在,历史上也不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改变体制,而应当在现有体制下为知识阶层提供创设制度的能力。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讨论的空间十分宽广,涉及的问题十分深刻。所以,这里只能是提出问题,而不会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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