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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013-03-16 2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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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書法

陳淳書法

王寵書法

吳門書法鑒定

祝枝山書法鑒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以筆跡學方法鑒定祝允明書法二卷)

     林霄

此文原載於范景中、曹意強、劉赦編《美術史與觀念史》第1314


一,祝允明寫贈陳淳、王寵書法卷的發現

 

《東南文化》2001年第12期,發表袁勤《祝允明草書唐宋詞卷考述》一文,讓我們看見了一件從未見發表過的祝允明寫贈陳淳的大字草書(圖1)。此卷1988年由周培源夫婦捐贈無錫市博物館。紙本,縱37.2cm,橫675.5cm,前段有殘缺,若完整應該有七米有長,以下稱為《宋詞李調》卷(注1)。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祝允明寫贈陳淳草書《宋詞李調》卷(圖片由無錫博物院提供)

卷尾祝允明自跋:

“卅年前偶為韋富太史書宋詞,今夕白陽拈出相示,且欲更草書,遂從之,紙剩,補以李調。允明”

其上分別抄錄辛棄疾《摸魚兒》、秦觀《踏莎行》、歐陽修《蝶戀花》,見有馀紙,補寫一首李白《菩薩蠻》。由於第一首辛棄疾詞不完整,所以不能確定原來完整書卷有多少首宋詞。上款“白陽”即為陳淳。此卷無年款、無祝氏印鑒。左下方鈐有兩方陳淳藏印:“陳氏道復”、“陳淳之印”。無同時代人題跋,也未見歷代著錄。另紙有清人汪恭題跋。

文作者袁勤雖描述此卷草書之氣勢筆法之美,在是否真跡的問題上,卻未有更多論證。

另一件祝允明寫贈王寵的書法,於2010年春上海道明拍賣行出現。祝允明《述行言情詩卷》,寬23.5cm,長640cm,共一千一百三十餘字。錄祝允明《述行言情詩五十首》中的前二十首,全卷寸體草書(圖2),自跋:

“右鄙作五十首,寫似履吉先生,逼暮止此,期復盡之耳。允明頓首”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祝允明《述行言情詩》卷,香港私人藏

 

同樣,此卷無年款,無引首章,無祝氏印鑒,無收藏章和題跋。上款“履吉先生”即是王寵。顯然送拍者完全不知祖上留下的這件作品的真偽,起拍價區區人民幣8萬元。

這兩件書法的真偽亟待鑒定,因為他們關係到明代吳門三位最重要的書法家,“吳門四家”中的三位:祝允明、陳淳、王寵。

二,以筆跡學鑒定祝允明兩卷草書的真偽

“筆跡鑒定,是根據物證字跡來確定其相應的書寫動作習慣存在的,并據此判斷其是否能夠進行人身同一認定的。現有的理論認為書寫習慣總和具有特殊性,是同一認定書寫人的科學基礎。”(注2)。

筆跡學鑒定,司法實踐中是“人身同一”性認定的有效證據,因此在書法鑒定中,完全可以用於書法的“人身同一”性認定,只是具體步驟需要依據古代書法鑒定的特殊性進行調整

對於古代書法鑒定,筆者以為,筆跡學鑒定的第一步必須是建立標準,這也是最關鍵的一步。若標準不對,一切鑒定結論都是無效的。建立標準更要客觀,決不可輕易從前人說。曾見過台北黃馨儀《從筆法上看上博本祝允明草書前後赤壁賦卷之真偽》一文,將別人以為的“真跡”當做標準,以此來比對祝氏作品,可惜得出真贗顛倒的結論(注3)。

關於標準,筆者曾發表過一文:《祝允明書法真偽標準討論》(注4),文中分別建立了祝允明真偽標準各11件,論述了祝氏真跡標準的認定過程及依據,呈現了涇渭分明的祝氏書法真偽特徵。文中列舉真跡標準認定方法有四種:1,有祝允明同時代人題跋,並且還要符合書於同紙的要求,或者有同時代人的騎縫章,題跋者書法無疑義。2,祝允明的書法題寫在他人的的作品上,並且前後有同時代人題跋書於同紙,或有同時代人騎縫章,並且皆符合各人書法特徵。3,同時代人刻的碑帖。4,當發現有兩件以上作品,卻有相同的署款內容和相同的書寫時間,必有一真一偽或者皆偽。以書法水平高者,或者其內容與實際相符者為真,反之,有不符之硬傷者,或書法水平低者為偽。

以上方法123,是傅申先生在《祝允明問題》一文中提出的方法(注5),而方法4,則由筆者提出。

由於大部份待鑒定的書法作品,難符合以上“真跡標準”的苛刻條件,但是我們可以依據已建立的標準,來進行筆跡學鑒定。

兩件待鑒定作品:祝允明寫贈陳淳、王寵書卷皆為草書,故取真跡標準中相應之草書作為參照物來進行筆跡比對。

以下三件作品,可作為祝允明晚年草書真跡標準:

1,      故宮博物院藏祝允明大字草書《歌風臺》(圖3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故宮藏祝允明《歌風臺》(真跡標準)

 

此卷作於癸未年(1523年)書於明代羅紋紙(注6),此卷與黑龍江博物館藏祝允明《前後赤壁賦》(7),雙胞胎長跋,并判定後者跋文從前者抄來,而且《歌風臺》卷的書法水平遠遠高於黑博的《前後赤壁賦》,故判定《歌風臺》卷為真跡。認定依據見拙文《祝允明書法真偽標準討論》(注8)。

     2,祝允明書於1525年的小草書《古詩十九首》,寫贈文嘉,書於高麗繭,現不知下落。文徵明父子於嘉靖二十九年將此卷勒摹上石,刻於《停雲館帖》卷二(圖4),有陳淳、王寵題跋同刻於帖。此件作品作為祝允明行草標准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忽視,若熟讀此卷,面對後世在祝允明大師的種種偽作。便了然於目。它證明祝允明書法的筆法功力以及淵源皆以魏晉為宗。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4,《停雲館帖》之祝允明《古詩十九首》(真跡標準)(局部經電腦黑白反轉)

     3,上海博物館藏大草書《前後赤壁賦》卷(圖5),此卷書於金粟山藏經紙,同紙有祝氏友人黃省曾(黃姬水父親)題跋,另紙有文徵明文嘉題跋,故確認為真跡標準。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5,上博藏祝允明《前後赤壁賦》(真跡標準)

 

 

以上三件草書雖然各自書寫的狀態不同,字的大小不同。《歌風臺》為醉後所書,狂放不羈;《古詩十九首》欣喜於晚輩備好的高麗繭,精緻浪漫;《前後赤壁賦》在宋藏經紙上運筆,豪邁揮灑。然而三件作品的筆法結字完全一致,體現出同一時期標準的一致性。

標準確立後,接下的鑒定步驟是:(1),鑒定作品紙張、筆墨是否符合時代標準。(2),鑒定書寫內容是否符合文學性以及描述的真實性。(3),檢視書法作品的佈局章法、

書寫速度是否與標準符合,并檢驗是否有偽裝性筆跡。(4),以上步驟一一排除作偽後,進入關鍵性步驟:取待鑒定書法個別單字或字組,與標準件中“高價值特徵字”進行比對。所謂“高價值特徵字”是指:

“特徵在一定人群中的出現率,特徵被共同擁有的對象越少,不同對象的筆跡中重複出現率越低的特徵,特定程度越大,鑒定價值就越高。”(注9

由於每個漢字是一個複雜的習慣性書寫系統,包含了書寫軌跡、執筆方法、起伏轉折的書寫習慣總和,具有生理的唯一性。筆法的精微變化;結字的習慣性構成皆為鑒定書家的關鍵證據。因此所謂“高價值特徵字”的比較,就成為筆跡鑒定實踐中“人身同一”性認定的關鍵步驟。與標準件書寫特徵高度相符的,便可認定為“同一人身”。

此鑒定方法,對於書法鑒定一樣具有“法律學”的意義。若以上步驟(1)無條件做到,可以略去。

試以筆跡學方法鑒定這兩卷祝允明待鑒定作品:

A,祝允明寫贈陳淳大草《宋詞李調》卷的鑒定:

1,由於本人未見原跡,不能對紙張材料的時代性進行目鑒,故此步驟略去。據無錫博物院袁勤查驗,此卷為明代皮紙。筆者上手看過的陳淳書法多有用皮紙者。

2,此卷書寫文字內容為唐宋詩詞,據無錫博物院袁勤比對,雖有個別字詞與《全宋詞》不同,但屬於不同古籍版本之異,未發現不該有的錯訛(注10)。

3,此件書法佈局、書寫速度皆與兩件真跡標準《歌風臺》、《前後赤壁賦》相似,未發現偽裝性筆跡(圖6)。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6,上中下分別爲《歌風臺》、《前後赤壁賦》、《宋詞李調》卷具有一致性的佈局與書寫速度。

4,比對筆法與單字,取祝允明的真跡標準中,最具有個人特徵的單字,也就是真跡標準中的“高價值特徵字”來比對此卷,因為這些單字的筆法結字其他書家出現的幾率很低,相當於祝允明書法的“遺傳密碼”。依據筆跡學原理,若“高價值特徵字”符合,即可判定為“同一人身”。

比較真跡標準單字:

“且”、“高”兩字,在祝允明真跡中常採用減筆的寫法,异於常規,故在祝允明真跡標準中,屬於最高級別的“高價值特徵字”。這兩個單字對於鑒定祝允明草書來講,具有“遺傳密碼”似的唯一性(圖7)。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7上行“且”、“阻”取自《古詩十九首》、“且”、“且”取自《前後赤壁賦》、“但”取自《歌風臺》,“高”取自《古詩十九首》與《歌風臺》。下行取自《宋詞李調》卷。顯示相同的書寫習慣。

 

其他“高價值特徵字”的比較(圖8):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8-1,上行“見、黃”取自《歌風臺》,“橫、固、處、道”取自《前後赤壁賦》,下行“見、黃、箇、處、道”取自《宋詞李調》卷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8-2,上行“樓”取自《歌風臺》,“起”取自《前後赤壁賦》、《古詩十九首》,“紙”取自《古詩十九首》、《歌風臺》。下行取自《宋詞李調》卷

祝允明草書連筆少見,而《宋詞李調》卷有一筆長豎與下一字連筆,筆劃堅實有力,毫無孱弱牽強之狀,因為誇張而顯得特別醒目,也可在真跡標準《古詩十九首》中找到相應的筆法(圖9)。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9,左連筆取自《宋詞李調》卷,中、右取自真跡標準《古詩十九首》

 

5,      而有一點不同的是,《宋詞李調》卷使用的是軟筆,而兩件標準用的是健毫,這是筆者僅見的用軟筆書寫的祝氏草書,看似不符合祝允明的用筆習慣,但筆者以為這不僅不妨礙對其鑒定的結論。反倒支持這卷作品是在陳淳書房書寫的猜想,因為陳淳喜好用軟筆淡墨書寫。《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有一件陳淳書於1541年的《千字文》,后有文彭、彭年、文嘉的題跋,此跋對於陳淳書法用筆、用墨的揭示至關重要,彭年跋文寫道:“白陽不喜鼠須兔穎諸健毫,特取羊毛小筆最圓熟者,浪漫書之,初若率易,而然寓規矩於放逸中。”文彭跋:“今人作唯取墨,更不字之好,唯甫(淳)力排衆議人磨墨太往往擱筆不下,甫真古人哉。”

此件《千字文》為項元汴所藏,故可以採信(注11)。

 

B,祝允明寫贈王寵的《述行言情詩》的筆跡學鑒定:

1,《述行言情詩》卷所用紙張:

《述行言情詩》卷,裝池講究,上手順滑,典型的蘇州老裱工。所用紙張為灑金砑花粉箋,紙質堅密紙面光滑。紙分白、藍、黃三色,每色兩段,共六段接為長卷。而各色箋紙皆有不同圖案的呀花底紋:呀花底紋皆由回文圍欄,內有錢紋、蘭花紋、甲胄紋三種圖案(圖10)。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0,《述行言情詩》用紙為呀花粉箋,白、藍、黃三色,有三種底紋

這種花紋的紙張,筆者在明中期的以下書法作品中見過相同的紙張:

    a,台北故宮藏王寵大草《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卷(注12,卷寬25.8cm,白色灑金粉箋,呀花底紋,回文圍欄,內為錢紋,紙張與《述行言情詩》卷完全一致,唯《述行言情詩》卷寬度比《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少了2.3cm,應該是裝裱時,圍欄上下餘紙各被裁去1.15cm所致(圖11)。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1,左台北故宮藏王寵《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局部

右《述行言情詩》錢紋局部

b,張學良舊藏《明賢尺牘冊》(注13),其中一開李廷相(1485-1544)尺牘,黃色錢紋粉箋,水印花紋與《述行言情詩》卷黃色部份相同。(圖12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2,台北私人藏李廷相書劄局部

c,上海博物館藏王寵《行書詩卷》(注14),呀花粉箋,其砑花紋與《述行言情詩》卷的甲胄紋部份,完全相同。(圖13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3,左上海博物館藏王寵《行書詩卷》局部

右《述行言情詩》甲胄紋局部

結論是:這件《述行言情》詩卷紙墨年代具明代中期特徵,並且與王寵兩件作品的用紙完全相同。

  2,《述行言情詩》卷的款署

此卷署款“允明頓首”,“明”字的“月”字為草書寫法,此種款字雖不多見,但與真跡標準的《停雲館帖》祝允明《書述》的簽款,以及真跡標準故宮的《歌風臺》的簽款一致,也與另一卷貴州博物館所藏《登太白酒樓卻寄施湖州》的簽款“允明頓首”一致(圖14(注15)。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4,以上簽款從左至右依次是《述行詩》卷、《歌風臺》、《書述》帖、《登太白酒樓卻寄施湖州》

3,《述行言情詩》的章法佈局、書寫速度與真跡標準《古詩十九首》一致。

《述行言情詩》卷,草書略帶章草味,呈現晉人筆法。對比以上標準,《述行言情詩》卷與《停雲館帖》中的《古詩十九首》從筆法、結字、章法上最為接近,全卷書寫流利,無偽裝性筆跡(圖15)。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5,左:《述行言情詩》,右:《古詩十九首》

4,選取真跡標準中的“高價值特徵字”與《述行言情詩》比較,可以發現高度相符。

《古詩十九首》的“高”字有三種寫法,《述行言情詩》卷也有三種寫法,完全一致,第三種減筆寫法為祝氏特有,屬於最高級別的“高價值特徵字”,也見於故宮藏《歌風臺》卷(圖16: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6,上行“高123”字三種寫法取自《古詩十九首》,“高4”取自《歌風臺》

下行“高”字四種寫法取自《述行言情詩》卷

“且”字末兩筆的減筆寫法,也屬於“高價值特徵字”,從《古詩十九首》、《述行言情詩》卷的“且”字,到《前後赤壁賦》、《歌風臺》“且”字大多為這樣的寫法,此法僅見於王羲之《十七帖》,罕見於其他書家。比對其他單字,其筆法結字也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圖17):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上行左“且、阻”兩字取自《古詩十九首》,中間兩個“且”字取自《前後赤壁賦》、後“但”字取自《歌風臺》

下行“且”、但“字取自《述行言情詩》,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上排取自《古詩十九首》,下排取自《述行言情詩》卷。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上排取自《歌風臺》,下排取自《述行言情詩》卷。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上排取自《前後赤壁賦》,下排取自《述行言情詩》卷。

17,《述行言情詩》部份單字與真跡標準比較

5,將《述行言情詩》卷與嘉靖版《祝氏集略》中《述行言情詩五十首》的刊本作文字對勘,墨蹟本可以糾正刊本的幾處明顯錯誤,這對於這件書法的鑒定具有關鍵意義:

祝氏去世后29年,時任應天府巡撫都察院右僉都禦使,蜀人張景賢,收集整理祝氏詩文,於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年,1557年)刻板刊行《祝氏集略》三十卷,為祝氏文集的最早版本。乾隆年間被收錄于《四庫全書》集部,更名為《懷星堂集》,經筆者對照這兩個版本,將四庫本與嘉靖本對勘,四庫本多有訛脫,但凡四庫本有誤者,墨蹟本皆無誤。不僅如此,墨蹟本與明刊本有四處文字不同,其中墨蹟本還能糾正《祝氏集略》最早版本的三處錯誤(注16)。

1),墨蹟本第四首有句:“豐稊託厚壤,疏條鬯周通”。而《祝氏集略》、四庫本《懷星堂集》皆為:“豐稊託后穰,疏條鬯周通”。“厚壤”(指沃厚的土壤),對應“豐稊”(指豐茂的莊稼),在句中詞義通達,刻本之“后穰”則令人費解(圖18)。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18,左明刻本《祝氏集略》卷三,右《述行言情詩》局部

2),墨蹟本第十二首有句:“向來遨長衢,中路履綦錯”,意為“向來長路漫漫,總會有走錯路的時候”。而《祝氏集略》、四庫本《懷星堂集》皆為:“向未遨長衢,中路履綦錯”。兩個版本的“未”字明顯為刻工所誤,墨蹟本“來”字明顯是其原意(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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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左:明刻本《祝氏集略》卷三,右:《述行言情詩》局部

   3),墨蹟本第四首有句:“信括爛材器,閩建扇遐風”。“信括”對應“閩建”皆指古時的“信州”、“括州”、“閩州”、“建州”地名。而《祝氏集略》及《懷星堂集》皆將從手的“括”字誤為從木的“栝”,也明顯為刻工所誤(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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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左:明刻本《祝氏集略》卷三,右:《述行言情詩》局部,

 

4),墨蹟本第十八首有句:“皇王極丕訓,子氏張萬術”,意為先人留下的書籍中有歷代聖王的教訓,諸子百家的學術。而刊本為“皇王植丕訓”,“極丕”比“植丕”更有來自皇王“最高指示”的意思。應該說更為達意(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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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左:明刊本《祝氏集略》卷三,右:《述行言情詩》局部

全卷其餘字句與嘉靖三十六年刻本《祝氏集略》皆無出入。

以上依據筆跡鑒定方法,可以得出結論:這兩卷分別寫贈陳淳、王寵的祝允明大小草書卷,與祝允明真跡標準《歌風臺》、《前後赤壁賦》、《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為“同一人身”。

三,祝允明書法對陳淳、王寵的影響    

   1,祝允明小草書《古詩十九首》對王寵的影響:

王世懋評:“祝京兆書當以‘十九首’為第一”(注17),據王世懋議論此卷的來歷有:

“昔聞祝京兆欲有所貸,文休承故置繭紙室中,京兆喜,為書古詩十九首,大獲聲價。世以休承譎得此書為藝苑一謔”

意指祝允明欲向文嘉借錢,文嘉特意在書房備佳紙好筆,誘枝山先生留下《古詩十九首》墨蹟卷。據《明史·文苑傳》,記祝允明:

“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注18)。

文徵明曾孫文震孟撰《姑蘇名賢小記》有記:

“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注19)。可見祝允明晚年窘迫如此,印證了王世懋的傳言。

看祝氏《古詩十九首》自跋:

“暇日過休承(文嘉)讀書房,案上墨和筆精粘,紙得高麗繭,漫寫十九首,遂能終之,以恐不免傷蠶之誚也,乙酉九月枝山希哲甫”

寫畢,見尚有餘紙,再用歐體楷書、章草各書一詩,再跋:

“作行草後餘一紙,因為此二章,聊試筆耳,不足存也,枝山附記”

休承得此書後,友人多有羡者:顧璘、陳淳、王守、王寵分別題跋於卷後。一年後,祝允明去世。又二十二年,嘉靖26年,文氏父子將此卷刻于《停雲館帖》,並將顧璘、陳淳、王守、王寵題跋一併刊出。(圖22)。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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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祝允明書《古詩十九首》及尾跋

由於《停雲館帖》的刻帖刊行,祝書《古詩十九首》成為傳世名件,若干年後,王世貞聽說此卷被徽人買去,大呼可惜。王世貞評曰:

“京兆此書清圓秀媚而風骨不乏,在大令下,李懷琳、孫過庭上,十九首是千載之標,公書亦一時之英,可謂合作,真跡在休承(文嘉)所,近聞以桂玉故鬻之徽人,便是明妃嫁呼韓,可歎可歎!”(注20)。

最後見到此卷的是明末清初的吳中鑒賞家顧復,所著《平生壯觀》卷五,記錄了他在“季銓部”家看到這卷《古詩十九首》:

“丁未(1667年,康熙六年)正月,余與季弟同在先生所,適溧陽史氏以真本來易之季氏,得快觀焉”。

之後,此卷再不知所蹤。

以上是祝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的故事,已成書史佳話,如今已雖已看不到原作,尚幸有《停雲館帖》的刻本傳世,今人仍可窺視祝允明的最後書風。

看《古詩十九首》卷末的陳淳、王寵跋:

陳淳跋:“余嘗觀諸家書法,知古人用心於字學者亦多矣,余雖愚陋,受教於吾師衡山先生之門,間語筆意,恨莫能從也。今吳中名書家輒稱枝山衡山二公,其抗衡者歟,休承出示此卷,不能不興仰止之嘆。嘉靖丙戌春日陳淳堇識”。

王寵跋:“祝京兆書,落筆輒好,此卷尤為精絕,翩翩然與大令抗衡矣,寵從休承處持歸,臨摹數過,留案上三月,幾欲奪之,以義自止。休承其再勿假人哉。丙戌夏五端陽日王寵識(1526年)”

可見陳淳、王寵對祝書《古詩十九首》的仰慕。王寵尤其酷愛,反復臨摹學習三月,幾乎不想還給文嘉了。王寵寫下此跋時,祝允明尚在人間,半年後,十二月二十七日,允明歿。

允明逝世次年,丁亥(1527年)四月,王寵倣祝氏體例,書寫《古詩十九首》於宋金粟山藏經紙(注21)。陳淳也倣祝氏體例,書《古詩十九首》於宋金粟山藏經紙(圖23(注22。王寵、陳淳書《古詩十九首》雖倣祝氏,然已形成自家成熟面貌,皆一流書法,可見祝允明《古詩十九首》不僅是陳淳、王寵的學習對象,一直到晚明的張瑞圖,書《古詩十九首》後,自題曾見文彭倣祝氏的《古詩十九首》為祝氏所壓,自己這卷才可免效顰之誚(圖24),張瑞圖是卷現藏台北何創時書法基金會。目前所知祝氏之後仿此體例書《古詩十九首》者有:陳淳、王寵、文彭、豐坊等人,可想《古詩十九首》在後世書家中的影響力和地位。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3,《古詩十九首》,左陳淳書,右王寵書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4,張瑞圖書《古詩十九首》局部,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

  2,祝允明《宋詞李調卷》對陳淳書法的影響:

在出現祝允明《述行言情詩》卷的同一場拍賣會上,另有一卷祝允明《海外西經卷》,出自同一藏家,相似的裱工,卷后有陳淳跋,紙寬24.5cm,但奇怪的是,陳淳跋與《海外西經卷》的寬度19cm完全不相匹配(圖25)。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5,同場拍賣會《海外西經卷》實物照片,可見陳淳跋與《海外西經卷》寬度的差異。

因此筆者懷疑陳淳此跋是從別處移來,如果《述行言情詩》卷寬度若沒有被裱工割去,應該與台北故宮藏《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的寬度一致25.8cm,也與陳淳跋寬度24.5cm相若。所以陳淳跋很有可能為同一藏家割裂,從《述行言情詩》尾部移接於《海外西經卷》後(圖26)。當然這只是一種合理的猜測。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6,陳淳跋,疑被移於《海外西經卷》之後

 

再看陳淳跋語:

“枝山先生余少時常伺筆研,有師道焉,往往見其書札如接其談論,今逝去已久,無復領其教益,每觀人間翰墨,輒興歎不已,此卷乃天若近得,超逸不類平日書,天若可謂深於賞識矣,閱畢漫志。壬寅冬日(1542年),道復”。

作此跋時王寵已逝世九年。不論此跋是否原屬於《述行言情詩》,卻已經說明祝允明對陳淳“有師道焉”,雖然不一定就是正式拜祝允明為師,但起碼說明書法上得到了祝枝山的點撥。此師承關係因草書《宋詞李調》卷的發現,更有了明確的物證。

祝允明寫《宋詞李調》卷是應陳淳索書,此卷祝氏未鈐印章,說明書寫地點不在祝家。最可能的情形是,陳淳效仿文嘉索書,拿出自己喜用的皮紙和羊毫軟筆,請枝山在自己書房寫字,陳淳出示祝氏卅年前的寫卷,要祝允明再寫。“且欲更草書”,便是陳淳豪縱性格的要求了。

此卷上鈐有陳淳二方印章(圖27),第二方“陳淳之印”與文物出版社《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P1061頁,第3號章為同一方,取自沈周《湖山春曉圖卷》陳淳題跋(1526年)。故可信度高。這兩方章也與北京故宮藏陳淳1528年《合歡葵卷》、上海博物館藏陳淳1530年楷書《千字文》卷上的用印一致。這兩卷《合歡葵卷》後有同時代人文徵明、王守、王寵、黃省曾等人題跋,而楷書《千字文》為項元汴收藏,皆可視為陳淳作品標準。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7,左1本卷陳淳藏章。左2沈周《湖山春曉圖卷》陳淳題跋,左3陳淳《合歡葵卷》,右楷書《千字文》用章比較

分析祝允明為陳淳作大草《宋詞李調》卷的時間,當在陳淳1523年北游太學回蘇洲,至祝允明1526年冬去世的這三年間(注23),山谷筆意的大草在祝枝山1520年致仕回鄉後才出現,辛巳年(1521年)祝允明北京述職途中,辭官歸隱之際寫下:

“予舊草書不甚慕山谷,比入廣,諸書帖皆不絜,獨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略不曾舉筆效之也,昨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即謂近之,亦大可笑也。此為抑菴寫,寫過自視殊不佳,然而抑菴亦且以為好也,知如之何。時為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官舟雨中”(注24

可見在此之前,祝允明“不甚慕山谷”。

此卷《宋詞李調》卷應該比《歌風臺》(1523年)、《前後赤壁賦》書寫時間更晚,因為此卷草書已減少了《歌風臺》中左右撐槳似的山谷筆畫。已然化黃庭堅于無形,更向張芝、二王回歸,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祝允明去世后不數年,陳淳出現大草書,目前筆者見到最早的一件書於辛卯年(1531年)(香港私人藏),這時距離枝山逝世五年。這卷《自書詩卷》筆法與章法皆模仿祝氏而且用的是硬筆,前文所述硬筆濃墨非陳淳喜好,若非仿祝氏書,難見他如此用筆。若進一步然觀察後面書於1537年的兩卷大草,則在學習祝氏章法中融入了米芾筆法,形成了陳淳獨特的書法面貌(圖28)。而且后兩件陳淳大草皆書於明代皮紙,皆以羊毫軟筆淡墨書之,其欹側反正的章法以及占滿整行的大字,皆有幾分與祝氏相像。正合彭年所評“初若率易,而然寓規矩於放逸中”(圖29)。筆者所見晚年的多件陳淳大草,這個特點保持到最後。張寰(1486-1581)《白陽先生墓志銘》這樣描寫陳淳:“益事詩酒為樂,興酣則做大草數紙,或云山花鳥,兼張長史、郭恕先之奇,君自視以為入神也”(注25)。此種才情,不也是祝允明的寫照嗎?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香港私人藏陳淳1531年大草《自書詩卷》,絹本。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香港私人藏陳淳1537年大草《李青蓮問月歌》,紙本。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香港私人藏陳淳1537年大草《題花詩》,紙本。

28,陳淳1531年至1537年間的大草書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29,左,祝允明《宋詞李調》卷,中、右陳淳《題花詩》、《李青蓮問月歌》

   3,祝允明寫贈王寵《述行言情詩》的由來:

《祝氏集略》卷三,錄《述行言情詩五十首》,古體五言詩,敘述祖德家風以及自身生平遭際感懷,詩風欲追魏晉古意,然古奧難讀。以《述行言情詩》寫贈王寵,說明祝氏以生平託付知己,視王寵為衣缽傳人

《述行言情詩》有五十首,此卷僅書寫前二十首,根據祝允明自跋,“逼暮止此,期復盡之耳”,寫到天黑只得停筆,冀日後有機會續寫。寫到此處停下,筆者以為或許另有原因,後面第二十一首有句:“安知臨牢豕,終為祝宗縶”。枝山第五次會試不第,遂產生了消極的思想,意思說:“怎知當官不是圈中的豬,最終難逃被祭獻的命運”。但此時,他仍鼓勵王寵進取功名,這或許是他寫到第二十首不再往下寫的另一層原因。

還可以作這樣的猜想:王寵將祝書《古詩十九首》還給文嘉之後,也向祝允明乞書。於是祝允明便為王寵書寫舊作《述行言情詩》卷,此卷足以與《古詩十九首》媲美。

之所以未鈐印章,說明書寫的地點不在祝家。由於王寵不止一次用此同樣的箋紙書寫,最大的可能是王寵仿效文嘉備齊佳紙好筆,請祝允明在自家書房當面落墨,傳授筆法。於是枝山翁將自述生平的《述行言情詩》寫給了最摯愛的晚輩知交,直寫到天黑才收筆。祝允明書法作品中,只有落款沒有鈐印章的真跡,除了這兩卷,筆者還見過的不少:《歸田賦》、台北故宮藏《鍾山》、《登太白樓卻寄施湖州》等詩卷。可見祝允明除了好豪飲、攜妓,不理錢財,出門還常忘帶印章。

王寵一生拮据為負債所困,而陳淳家中富有收藏,學書可據自家中收藏法書中臨寫。王寵學書多臨自《閣帖》,所以後世有人說王寵書法有“棗木版味”。可想王寵得到所崇敬的祝允明手書,視若珍寶,秘不示人,成為他的刻苦學習的枕中秘笈,恐怕就是此卷在吳門後輩中不為人所知的原因。

   4,祝允明對王寵書法成熟的決定性影響:

王寵早年的行草,可信的作品有:上博藏王寵書《送孫太初卜隱苕溪》戊寅年(1518年)(注26。上博藏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卷》(注27),其中王寵詩跋皆書於早年王寵早年字體較長,筆法平拖,出鋒長,與成熟時期比,缺乏彈性轉折之線條及收筆,章法筆法,略乏“晉韻”。故王寵早年雖以晉人為師,臨寫古帖,實未得古法(圖30)。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0,上博藏王寵早年書法《送孫太初卜隱苕溪》

筆者意外發現,丙戌年(1526年)王寵有一件書法冊《掛冠還山十首》,現藏於台北故宮(注28,自署:“嘉靖丙戌夏六月十九日,雅宜山人王寵頓首具槀”(圖31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1,台北故宮藏王寵書《掛冠還山十首》

 

此冊書法略异於任何時期的王寵,卻具有典型的祝書《述行言情詩》的書風,如“遙”“逸”、的走之底寫法,“明”字,“九”字,皆絕似祝允明《述行言情詩》卷的寫法(圖32)。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2,上排取自祝允明《述行言情詩》,下排取自王寵《掛冠還山十首》

“遙”字短促的走之底,以及“九”“明”字的筆法,與王寵早年書法不同,也與丁亥年(1527年)後的的王寵書寫習慣不同。特別是“九”字與祝允明相比較,與《古詩十九首》的寫法不同,卻最接近《述行言情詩》卷的筆法,從中可以看出,祝允明以古法下筆,轉動筆桿,王寵仿之,這種晉人筆法,唐宋以來漸漸失傳,到明代只有少數的書家口口相傳,祝允明在這裡將晉人筆法傳給了王寵,這件王寵册頁與其早年相比明顯多了轉筆的痕跡,而丁亥年之後,王寵筆法的已經成熟,不再如此顯露轉筆痕跡。關於晉人執筆轉筆的研究,孫曉雲女士有專門論述,讀過孫曉雲的文章,再看《述行言情詩》、《唐宋詩詞卷》,方才明白祝氏用筆皆合古法(注29)。

若沒有對比祝允明書法,初看此冊的人,難以相信是王寵真跡,但比較祝氏《古詩十九首》、《述行言情詩》,就會發現,此冊王寵更多留下學習《述行言情詩》卷的痕跡。王寵此冊,明顯具有實驗性的書法嘗試,這對於一個處在轉變期的書法家來說,是完全可能的。以祝氏傳授的古法反復臨寫祝書,以致寫出這樣特別的面貌。

可以判斷,丙戌年(1526年)左右,是王寵學習祝書最勤的時期,對於丁亥年(1527年)後開始成熟的個性書風,祝書必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筆者以為,這時期的王寵正處於從學習到成熟轉變的過渡期,但這種轉變時間很短,只有一年左右。

王世貞將王寵書法分為三個時期:以丁亥(1527年)、庚寅(1530年)為兩個時間點,丁亥年以前為早期,庚寅年之後是晚期,中間是成熟期。王世貞題王寵詩稿:

“蓋丁亥筆也,時書道已成。故雖不經意,而自然精整”(注30)。

以王世貞的看法,丁亥開始“書道已成”、“自然精整”。另王世貞題‘王履吉贈何氏詩跋’:

“蓋先生庚辛以前筆,豐潤秀美,字字取姿態,而不能無肉勝。至其末年,則風骨遒逸,天真爛漫,交錯掩映,有不可形容之妙”(注31)

王世貞以為王寵庚寅、辛卯年(1530-1531年)以後又是一變。其“豐潤秀美,字字取姿態”指的是丁亥(1527年)到庚寅、辛卯年間的書法。而“風骨遒逸,天真爛漫,交錯掩映,有不可形容之妙”指的是庚寅(1530年)到其去世前(1533年)之間的書法,此時

“晚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遒逸,為時所趣,幾奪京兆價”(注32)。

以筆者觀點,王寵丁亥年之前書法以學帖為主,略顯刻板,用筆未得古法。丁亥(1527年)開始,筆法生動富有彈性,使轉自如,始得祝氏真傳晉人筆法。更明顯的是,成熟期的王寵還融入了章草筆意,而這正是祝允明的行草典型特徵。

王寵受祝允明傳授筆法,其書道始成。所見成熟期王寵書法,大多是我們較常看到的寸體行草,皆以《古詩十九首》和《述行言情詩》為範本。庚寅年(1530年)後,王寵開始擺脫前人的影響,“稍稍出己意”(王世貞語),卻可惜英年早逝,否則,以其超逸的藝術感悟,還不知會到何等之境界。

我們還可以發現,從丁亥年(1527年)起,王寵存世的行草,突然增多,呈現出我們熟知的王寵行草的典型面貌。祝允明反復強調的“晉韻”,以及章草味,都在王寵這時期的書法中呈現。王寵行草書法的成熟,在時間上、書體上,與祝允明《古詩十九首》、《述行言情詩》卷有著明顯的聯繫:

乙酉年(1525年)枝山書《古詩十九首》,丙戌(1526年)年底,祝允明去世,次年,丁亥(1527年)王寵“書道已成”。毫無疑問,促成王寵書法決定性轉變的人,正是祝允明。

再看王寵各時期的個別單字演變,可以看到如何從早年的寫法,過渡到學習祝允明,再到成熟書風的變化:

比較“風”、“明”字的變化與祝允明的關係(圖33):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取自1518年王寵書取自1526年王寵書取自1527年王寵書取自祝允明《述行詩》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取自1518年王寵書取自1526年王寵書取自1527年王寵書取自祝允明《述行詩》

33,王寵各時期單字與祝允明《述行言情詩》比較

王寵丁亥年書法中,偶有“英”字的特殊寫法,這種結字為祝書《古詩十九首》所未見,卻與《述行言情詩》的寫法一致。由於此種寫法極為罕見,或可說明王寵直接學自《述行言情詩》卷(圖34):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4,左取自王寵書於丁亥四月《古詩十九首》上海博物館藏,右取自祝氏《述行言情詩》卷。

確定王寵與祝允明的師承關係的最後證據是,王世貞評《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臥,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注33)。

可知祝允明曾期許王寵成為未來的書壇“狎主齊盟”,若非親授筆法,王寵不會出此言。然而四十歲的王寵,自知將不久於人世,歎書法未入理想境界,無顏見先生於地下!

王元肅為王寵最晚年交往的朋友,重慶博物館現藏有王寵絕筆大草《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詩卷(注34),此卷後有王世貞跋:

“王履吉先生養疴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拏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橫滿卷為贈,雖結法小疏而天骨爛然,姿態橫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蓋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絕筆也。又二十餘歲,而元肅雙鉤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歲,元肅亦歿。又二歲,而有此卷質者,詰之,知非王氏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它所,流落宛轉,真如傳舍,失弓得弓,何必在我。因為題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庚午之夏伏日也。”(注35)。王世貞自稱王元肅曾向他乞跋,故前文關於王元肅描述王寵病重時遺言,應為王元肅對王世貞親口所說,應當可信。

以祝允明對王寵書法“狎主齊盟”的期許,王寵擁有祝允明用心書寫的一份遺物,也最合乎情理。

王寵的學生朱曰藩(1544年進士),最知道恩師與祝氏的關係,他曾在王寵的一件作品之後題跋:

“國朝書家譜系,枝山之後,其在伊人”(注36)。

而祝允明在人世的最後的半年間,回顧一生知交,寫下了《懷知詩》十九首(注37)。

題曰:“臥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為一詩,少長、隱顯、遠近、存沒,皆非所計,祗以心腑之真,凡十有八人,共十九首”(注38

      而王寵獨得兩首:

                     其一

             七十看花歲已殘   始憐梅蕊照衰顏

河清可道遭逢易   駕俗深慚會合難

             錦繡段閒藏黼黻驪龍珠抱媚江山

             欲留光彩無窮事   心緒悠悠竹素間

                     其二

             我居廛陌子滄州   望隔江城各倚樓

共惜賈生違漢室   豈知王粲重荊州

             青雲尚恐終難附   白璧空懷未盡投

             十載三都牆壁滿   不堪玄晏思悠悠

詩中,將漢代的賈誼、王粲,西晉的左思、皇甫謐與祝、王自比,感歎懷才不遇,自己已近七十老殘,早已心灰意懶,卻鼓勵王寵再求功名,將平步青雲。對於忘年知交王寵,惺惺相惜。其讚賞期許甚殷,盡出真誠,愛才憐才,自嗟與隱痛,含蓄而深沉,皆於詩中。王世貞題稱“蓋獨王履吉得二章,以孔禰忘年之契深耳”(注39)。

允明歿後,枝山兒子祝續請王寵撰《明故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公行狀》。王寵稱其書法

“晚歲益出入變化,莫可端倪,酒酣縱筆,神鬼怪幻,墨客填門,購之厚直。”“寵不吝,辱公知愛最深”(注40

對這位師長的敬愛之情,文字難表。

王寵與祝允明的這段感人的師承關係,由於《述行言情詩》卷的發現,終於有了明確的物證。

祝允明書法曾被譽為“明朝第一”,而祝書《古詩十九首》曾被譽為“祝書第一”,而今《古詩十九首》已不見原跡,此卷《述行言情詩》的發現,是否可以填補“第一”不見後的遺憾呢?

四,吳門四書家關係的進一步討論

祝允明在吳門發揮最大影響力的時間,當在祝允明1521年致仕回鄉,到去世的五六年間,也是祝允明與吳門後學交往最頻繁的時期,這期間正值文徵明1523年北上做官,等到致仕回鄉的1527年,祝允明已經去世。這期間祝允明創作了大量的書法與詩文。晚年的他,不守禮法,不計錢財,縱情于山水美酒和風月場所,終於貧病交加中死去。

相反,文徵明一生,是個忠厚的正人君子,克守禮法,一生筆耕不綴,晚年名聲日隆,長壽至九十歲。卻不免有些刻板。

在文徵明、祝允明兩位吳門前輩面前,作為後學的陳淳、王寵,雖然對文徵明敬重有加,但在藝術上皆選擇了祝允明,回想陳淳跋祝允明《古詩十九首》提及文徵明的一句話:

余雖愚陋,受教於吾師衡山先生之門,間語筆意,恨莫能從也。”

對文徵明“恨莫能從也”,實際上就是“不從”也。然而對於祝允明卻是,“常伺筆研,有師道焉”。說明陳淳在藝術上的選擇的是與自己性情相近的祝允明,而非文徵明

我們知道,陳淳自幼年即從父命,從文徵明游,稱入室弟子,修舉子業。文徵明視陳淳為晚輩知己,經常聚會,唱和不絕,感情至深。陳淳三十二歲之前,陳淳對文徵明亦步亦趨,書法繪畫受文氏影響甚大。然而,自從陳淳父親陳鈅於1516年去世后,陳淳性情變化極大,或引起文徵明的不滿,因此兩人漸行漸遠(注41。陳淳1519年三十五歲左右北游太學,1523年回鄉時正值文徵明北上京師(注42),之間有八年左右的時空隔離。直至文徵明致仕歸來的1527年,兩人再次相遇,陳淳留下一詩《新秋扣玉罄山房獲觀秘笈書畫》有句:

           “秋暑殊未解,言向城北隅,

               爰登君子堂,如坐冰玉壺,

               縱觀循吏傳,載展醉仙圖,

               如恐褦襶譏,此意真成孤。”(注43),

吳人自喻笨人為褦襶,難以猜測陳淳詩中表達的真實感受,但已沒有了往日的親近。自此之後,再沒有發現二人之間的詩文唱和甚至陳淳於1544年死後,也不見文征明任何哀悼的詩文。二人關係從感情篤深到不相往來,變化之大令人詫異。其中原因,學者們多引用陳淳玄孫陳仁錫之說:

“公事文衡山先生,衡山性惡妓,公嘗有‘有癖惟攜妓’之句,一日延衡山於家,歌舞畢集,衡山正色欲罷席,公曰‘文先生以某門下士,故禮法苦我耶?’,自此絕不作細楷字,亦不作小山水圖,筆下浩然,自詫以為神,旬日後,衡山見之大驚。”(注44)。

王世貞在其《藝苑卮言》中記下這樣一段對話,一日其弟王世懋問文徵明:

“道復嘗從翁學書畫耶?待詔微笑,謂:吾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道,非吾徒也。意有不滿”(注45)。

 其實兩人隔陌究竟是何原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陳淳書畫風格的形成,卻源於對文徵明藝術的反叛。雖然陳淳一生尊崇文師,然而在藝術上,卻師承沈周寫意花鳥、祝允明的豪縱書風,并上追米南宮、楊凝式、林藻、二王,形成自己個性書風。以往學者只知道陳淳的“書畫自有門徑”與其豐厚的家藏有關:《林藻深慰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米元章臨爭座位貼》、《米元暉大姚村圖卷》、《趙孟頫文賦》、《趙孟頫書道德經》都曾藏于陳淳或其祖父陳璚(注46),此卷的發現,使我們相信陳淳大草另有師承於祝氏。

陳淳是文氏弟子中唯一能夠跳出師門藝術風格,成為大師的藝術家,其藝術風格的形成,緣於對文徵明刻板嚴謹拘於禮法的反叛。故不像文徵明其他弟子們對文氏亦步亦趨,或成為文氏的代筆者,或成為靠偽作文氏討生活者,皆為吳門書派的末流。

另一位晚輩王寵小文徵明24歲,一生受到文徵明的關愛。并對他寄予厚望,自少年即折輩與交,王寵四十歲早逝,文徵明為其作墓誌銘,交往期間二者常有詩作贈畫往來,文徵明在《王履吉墓誌銘》中寫道:

“君自丱角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輒有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注47)。

雖然王寵自少年自早即與文徵明游,卻非文氏的入室弟子,而是蔡羽的入室弟子。王寵十七歲起與其兄弟王守入洞庭林屋從蔡羽學習,凡三年。蔡羽自視甚高,“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注48),致仕後,歸隱山林,以讀書修行為樂。王寵從蔡羽讀書三年,朝夕相處,對王寵的影響最大王寵一生敬重蔡師。王寵從蔡羽身上繼承的不僅是詩文書法,更繼承了蔡羽高曠清真的性情蔡羽書法筆筆二王,意志高古,而王寵追隨之,終生不愈。故我們看到的王寵書法,從未曾走文徵明一路,卻始終有蔡羽格調,直到遇見回鄉的祝允明,才發生了成熟轉變。以此看來,說是祝允明傳授筆法與王寵,不如說也是王寵選擇了祝允明,而且尋求的是晉人韵致一路。

薛龍春先生對王寵師承也有相似觀點:“文徵明一生對他(王寵)厚遇有加,然其書法復無一筆形似”(注49)。

結論是:兩位天才後學,從祝允明這位大師身上,各自繼承了不同的東西:一韵致,一豪縱,各領一將令去也,並且完成了從學習者向大師的蛻變。可惜三者皆不長壽,王寵四十而亡,陳淳六十二亡,祝允明六十七亡。三人故後,吳門書家只剩下文徵明繼續照耀四方,然而活到九十歲的文徵明,身後卻沒有培養出一位書法大師。吳門書派自文徵明歿后,已成頹勢。

或許莫是龍跋陳淳草書卷后,可以為我們揭示其中答案:

“吳中自祝京兆王貢士二先生而下,輒首舉澂君,即文太史當居北面,非過論也,蓋太史法度有餘而天趣不足……”(注50)。

莫是龍將文徵明書法成就排在了祝允明、王寵、陳淳之後,不是沒有道理

 

附文:

以《述行言情詩》糾正劉九庵先生的一個誤判

 

劉九庵先生是令人尊敬的鑒定大家,所作《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51),發現了祝允明的作偽者:吳應卯、文葆光,并得到了學界的公認。但是劉九庵先生也在文中指認王寵為祝允明的作偽者之一,筆者卻以為絕不成立。

劉先生發現故宮藏有文嘉致門人浮玉信札一通:

“枝山文乃區區求送酉室者,真跡寫得極精,至今為酉室寶藏。此紙乃雅宜手摹,非元賓也。《五憶歌》乃吳祈甫所書,寫得亦好,近人不能為。”

劉先生認為,此札明確指出王寵曾作過祝允明的偽作。並由此推論王寵乃祝允明偽作的作者之一。並進一步指出上海博物館藏祝允明《曹子建詩冊》(注52)(圖35)為王寵所作的偽祝書,理由是:此冊“無祝氏草書豪縱逸氣,而具遒婉灑落之態,因此,此冊當非祝氏所書,而為王寵所臨仿”(注53)。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5,上博藏祝允明《曹子建詩冊》局部

劉先生顯然沒有見過《停雲館帖》中的祝氏《古詩十九首》,以為“遒婉灑落之態”的就不是祝允明。劉先生這樣得出鑒定結論顯得相當隨意,也不合邏輯。針對這一論點,薛龍春先生已經有文章反駁,指出“手摹”不等於是“作偽”(注54),以王寵的高曠清純人格,絕不會以作偽射利,更不會對一生敬仰的祝允明作偽。文徵明撰《王履吉墓誌銘》言其:

“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

是王寵人格的寫照。而且薛龍春先生還發現,《曹子建詩冊》與祝允明倣李懷琳《草書琴賦卷》(注55筆法結字相似(圖36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6,祝允明倣李懷琳《草書琴賦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故薛先生的結論是:

“將《曹子建詩冊》當做王寵的仿本或者臨本的說法證據不足,王寵更不能遽定為祝書的作偽人之一”。

而薛先生在得出此結論後,卻在備注中特別寫道:

“祝允明書法之真偽鑒定情況十分複雜,本文只認為《曹子建詩冊》為王寵所書證據不足,並不代表筆者認為其為祝氏真跡”(注56)。

也就是說,薛先生對於《曹子建詩冊》是否祝允明真跡,未敢肯定。

    王寵摹寫祝允明書法本是學習祝書的明證,怎變成了作偽的證據?若反過來思維,與王寵有幾分相似的祝允明書法,不正就是祝允明的真跡嗎?

故顧復在《平生壯觀》中觀王寵《白雀寺詩》書法後言:“開卷時以其為枝山,卷末款識則雅宜也”(注57),可見自古已有共識。

其實,以筆跡學的方法,將上文已被鑒定為真跡的《述行言情詩》卷與《曹子建詩冊》對比,其筆意、結法相似,特別是“高價值特徵字”的“從”、“但”、”眾”等字皆高度相符(圖37):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7,上行取自《述行言情詩》,下行取自《曹子建詩冊》

若將《曹子建詩冊》與真跡標準《古詩十九首帖》比較,也有大量的特徵字體筆法結字高度相似(圖38):

 陳淳王寵師承祝允明的新證據

38,上行取自《古詩十九首帖》,下行取自《曹子建詩冊》

由於筆者未見《曹子建詩冊》原作,對此作的紙張、墨色、印章未加詳查,故僅在假設這些皆無疑問的前提下,可以進一步得出判定結論:上海博物館藏《曹子建詩冊》為祝允明真跡。劉九庵先生將《曹子建詩冊》鑒定為王寵的作偽,當是一次誤判。

拙文《祝允明書法真偽標準討論》將一些著名博物館中的祝允明“傳世名作”判定為偽跡,已令我惶恐不安。大量傳世祝允明法書中,傳為“其典型書風”者,卻每與偽跡標準相符,反而是傳世極少的,與真跡標準相符的祝氏法書,又往往被人質疑。這不僅是祝允明的悲哀,更是中國書法藝術史的悲劇。區區拙文,要想糾正四百年來祝允明被人的誤識,談何容易。企予望之,還求高明。

 

林霄於香港“小小脈望館”

                              201227


此文獲吾師范景中先生審稿,糾正不少錯訛;福建省博物院陳叔侗老先生幫助釋讀疑難古文,特此鳴謝!

 

1,袁勤《祝允明草書唐宋詩卷考述》,見《東南文化》2001,12

2,賈治輝主編《筆跡學》第二章‘筆跡鑒定的科學基礎’,P21,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黃馨儀《從筆法上看上博本祝允明草書前後赤壁賦卷之真偽》載於《遼寧博物館館刊》,第三輯,200812

4林霄《祝允明書法真偽標準討論》,載於范景中、曹意強、劉赦主編的《藝術史與觀念史》第十二輯,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5傅申《祝允明問題》,見傅申《海外書跡研究》,葛鴻楨譯,紫禁城出版社

6,見《古代書畫圖目》卷二十,京1-1233,或見《故宮珍藏曆代名家墨蹟·明》,“祝允明草書自書詩”,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7,見《古代書畫圖目》卷十六,黑1-08

8,同注4P139

9,賈治輝《筆跡學》P76頁,法律出版社

10,袁勤《祝允明草書唐宋詩卷考述》,見《東南文化》2001,12

11《石渠寶笈續編》陳淳《千字文》嘉靖辛丑(1541年,58嵗)春孟書

文彭跋於乙巳年(1545年),即陳淳去世後一年。彭年跋隨文彭後,文嘉跋於己酉年(1549年),現原作散佚。北京出版社《石渠寶笈彙編》第3-419

12台北故宮版《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卷七,或《王寵書法特展圖錄》台北故宮1992年版

13,中國嘉德拍賣2010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圖錄》

14,上海辭書出版社《館藏國寶墨蹟·王寵行書詩》,2010年版

15,《古代書畫圖目》卷十八,黔1-03

16,嘉靖三十六年版《祝氏集略》,“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藏本

17,見王世懋《王奉常詩文集》卷五十,祝京兆卷跋

18,,《明史》列傳174《文苑二》

19,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祝京兆先生》,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20,王世貞《兗州山人四部稿》卷136

21,現藏上海博物館,《古代書畫圖目》卷二,滬1-0854

22,現藏故宮博物院,項元汴舊藏,見商務印書館《故宮博物院珍品全集-明代書法卷》

23,關於陳淳北游年份,從陳葆真之說,見陳葆真《陳淳研究》P24頁,台北故宮1978年版,

24,見《祝氏集略》卷二十六,【題草書後】

25見《陳白陽集》附錄

26《古代書畫圖目》卷二,滬1-0849,後有文彭、文嘉、朱曰藩、黃姬水跋,可確信為真跡

27,《古代書畫圖目》二,滬1-0591,此卷北京故宮有一雙胞胎,其中王寵楷書疑偽

28,台北故宮版《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卷二十P90

29,孫曉雲《書法有法》,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

30,王世貞《兗州山人續稿》卷164"題王雅宜詩稿"

31,王世貞《兗州山人續稿》卷164,“題王履吉贈何氏詩跋”

32,王世貞《兗州山人四部稿》卷149

33,王世貞《兗州山人四部稿》卷132

34,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卷十七,渝1-036

35,另見王世貞《兗州山人四部稿》卷132

36,朱曰藩《山帶閣集》卷三十三,跋雅宜行書

37,據陳麥青《祝允明年譜》考證,祝允明《懷知詩》作於1626年去世前的六個月範圍內,陳麥青《祝允明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8,祝允明《懷知詩》,見《祝氏集略》卷四

39,王世貞《兗州山人四部稿》卷164,《祝京兆感知詩墨蹟》

40,《明故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公行狀》,見《雅宜山人集》卷十

41,關於兩人關係變化,見陳葆真《陳淳研究》之第二章第二節,台北故宮1978年版;以及朱愛娣《陳淳書法研究》之有關論述,載於《書法研究》2003年第四期

42,關於陳淳北游年份,從陳葆真之說,見陳葆真《陳淳研究》P24頁,台北故宮1978年版

43《陳白陽集》卷三,據周道振《文徵明年譜》考證,文徵明筑玉磬山房於1527

44,《陳太史無夢園初集·駐四·白陽公小記》,載於《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六十冊》

45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55,【藝苑卮言附錄四】

46見《石渠寶笈初編、續編》各以上各件之陳淳題跋,以及《石渠寶笈初編》“元趙孟頫書朱子感興詩卷”題跋;《停雲館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之陳淳藏印

47,文徵明《王履吉墓誌銘》,載於《雅宜山人集》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七十九冊》

48,文徵明《翰林蔡先生墓誌》,載於周道振編《文徵明集》卷第三十二

49,薛龍春《中國書法家全集·王寵》P7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50莫氏此跋書於陳淳1544年詩卷後,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古代書畫圖目》卷九,津7-0148;或見《歷代書法選集·明陳道復自書詩》單行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51,見《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

52,見《古代書畫圖目》卷二,滬1-0481

53,劉九庵《王寵書法作品辯偽》見《劉九庵畫畫鑒定文集》P246頁,香港翰墨軒出版社

54,《中國書畫》200710期,薛龍春《王寵的作偽與偽作》

55,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代書法》P54,商務印書館

56,《中國書畫》200710期,薛龍春《王寵的作偽與偽作》,‘注32

57,題王寵《白雀寺詩》,顧復《平生壯觀》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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