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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引人注目的“甲骨文”真伪之辩

(2020-01-05 1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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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淘悦刷www.m17w.com
[转载]引人注目的“甲骨文”真伪之辩
  章太炎给金祖同的书信中质疑“甲骨文”。

[转载]引人注目的“甲骨文”真伪之辩
1937年的殷墟发掘现场。

[转载]引人注目的“甲骨文”真伪之辩
  董作宾绘殷墟出土甲骨(大龟七版)手稿。



     事实上,在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之前,甲骨文的真伪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学者章太炎都对甲骨文持否定态度。从甲骨能否长期保存,到殷商时代是否有在甲骨上刻字的金属工具,都是反方质疑的焦点。那么,对甲骨文的研究是如何在争论中得到发展的?

    章太炎为何痛斥“甲骨文”?

    在“彥堂”董作宾与“鼎堂”郭沫若跻身“甲骨学”研究前沿之际,还发生过一桩影响力深远的事件,一度为“甲骨学”的发展蒙上阴影。不过,这一事件客观上激起了社会各界对“甲骨文”与“甲骨学”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辩证,成为“甲骨学”持续壮大的“催化剂”。

    1935年11、12月,上海《唯美》杂志第9、10期连载了国学大师章太炎致青年学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如果仅仅是欣赏章大师的书法也就罢了,可细读信件的内容,却不难发现,这竟是时年66岁的章大师在向年仅21岁的金小弟,长篇大论地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痛责“甲骨学”误人子弟。信中开篇即语:“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伪且勿论,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徵,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

    这一通写于1935年6月28日的回信,对矢志“甲骨学”的金氏,可谓当头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不过,金氏并不甘心,又陆续向章氏去信多封,于是又有了第二、三、四通章氏回信。其中,第二通章氏回信最为引人注目,因其将“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的个人观点全盘托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与鄙视。章氏认定,最初药铺作伪(以普通甲骨伪充药材“龙骨”贩售牟利),之后罗振玉附会(以古书穿凿附会“殷墟”为河南安阳),最后当地村民作伪(因“殷墟”之说流行而以普通甲骨伪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连环伪造,即是当时“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现并不断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甚至就连1928年中研院董作宾等在安阳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发掘工作,章氏也予以否定,认为乃是当地村民自己事先伪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预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队发掘出的。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是其回复金祖同四通回信中篇幅最长的一通,足足写满了八个页面。此信不但对“甲骨文”的来路提出了强烈质疑,还引经据典,将从汉代到清代以来伪造远古文字的案例一一罗列出来,意即“甲骨文”乃近人伪造无疑,因为这类伪造向来是有“传统”的。且信中指名道姓地痛责罗振玉,称其“伪造欺人”早有案底,称罗氏曾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汉唐人手迹及元明以来札牍以欺彼中好古之人”。

    1939年3月25日,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第五十期将这四通回信全部整理成文,冠以总名《答金祖同论甲骨文书》一并发表了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将章氏“遗书”全文刊发出来,也表达着本就是章氏阵营代言刊物的《制言》的学术立场,仍然是坚持“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这一基本观点的。

    1941年底,金祖同又将这四通回信重新整理一遍,以全文影印与释文的方式,并请“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作序,金氏自己又撰写了跋文,辑成一册《甲骨文辨证》,重新刊印了出来,在友人之间传阅。当然,郭、金二人在各自序跋文中,均针对章氏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间接向学术界传递了“甲骨学”阵营的主流声音。可惜的是,已经逝世五年之久的章太炎再也看不到,也无法回应这样的意见,而此时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期间,此书的流传范围也因之有所局限。

    章门普遍质疑“甲骨文”

    章太炎并非晚年才公开质疑与抨击“甲骨文”,其早年名著《国故论衡》(1910年)中有“理惑论”一篇,就明确表达了对“甲骨文”的质疑。章氏认为,即便古代人骨都会朽坏,龟甲如何能长久遗留至今?言下之意,这龟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伪造者的“新材料”。章氏这一质疑看似有力,实则后来也为郭沫若对龟甲在刻字前后可能经过药水浸泡、防腐处理的设想所化解。至于声称“得者非贞信之人”,乃是直指罗振玉等人的人品。因为对某位学者个人无好感,遂成了批驳其学术的理由,恐怕也是其自始至终不认可“甲骨文”的重要原因。

    不难想象,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家,都始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且对参与其中的“甲骨学”开拓者们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众多章氏门徒以及一向推崇与敬重章氏的传统学术阵营中,对此有所认同与默契者,应当不在少数。即便章氏逝世之后,这种“门户之见”上的认同与默契,仍在继续。

    章氏门下徒孙辈、黄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承续章氏观点,继续阐扬师说。书中附有一条关于“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称“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而所谓甲骨刻画宛然,刀钢之痕此亦伪,弥之彰彰者”。关于这一“新证”,后来也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几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后来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数件青铜刻刀,也证实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锋利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之说。

    不过,要推翻这一“新证”乃至这一“新证”背后的普遍质疑,还要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才能予以实现。可以想见,“甲骨四堂”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如金祖同那样的年轻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与责难,在他们的治学历程中,注定还有很多仅凭书斋研读难以确证的疑点与难点。“甲骨学”要一跃成为中国学术里的“显学”,还需要“一锤定音”式的证明——那就是持续规模的、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

    董作宾“一掘定音”

    “彥堂”董作宾,就是为“甲骨学”一掘定音的著名学者。

    1928年初,已在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的董氏,因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得不返乡在南阳第五中学任教。也正是在这一年暑假期间,他去安阳考察时,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同年10月13日,董作宾首次发掘并获得甲骨残片800余件。

    事实上,被章太炎认定“连环伪造”的这一次考古发掘,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董作宾在事前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系统科学筹划,此次在殷墟的“心脏”地带——小屯,挖掘了40个坑,面积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

    这一考古发掘的结果,以实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确证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为当时正在勃兴的“甲骨学”奠立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基础。可以说,董作宾于九十年前首掘安阳殷墟,为确立“甲骨学”的主流学术地位,有着“一掘定音”之功。傅斯年掷地有声地宣称:“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

    其实,就在此次发掘两年之前,可能是当时“最善疑古的史学家”顾颉刚,也已经公开表示确信“甲骨文”的史料价值,并且已然与其早年推崇的章太炎学说保持距离,转而追随王国维的学术路径。在其1926年撰发的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坦陈自己治学理念的转变,就曾评述过章氏学说的积弊,确认了“甲骨文”研究的价值。

    而另一位“疑古”健将,自“五四运动”以来崭露头角的著名文字学家钱玄同,本是章太炎门下得意弟子,他早年笃信师说,以篆文为宗,可也早在1923年前后转变观念,逐渐认可并接受了“甲骨文”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据其日记可知,钱玄同1923年称“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

    在首次发掘初获成功的激励之下,从1928年到1937年,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后续发掘,共计出土甲骨近两万五千片。其中,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前7次和第9次发掘)。随后,他充分吸取各次考古发掘之成果,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1931年,董作宾撰发《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次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撰发《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创立了甲骨断代学,为“甲骨学”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而董作宾也因其在“甲骨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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