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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泽刚发于2012年6期《中国作家》

(2012-09-13 2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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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黑雪

 

有关生态和资源的课题资料,我已经收集齐全,按理说,应该返校,而看到脚下越来越荒芜的大地,我向学校请了假,忍不住继续前行。当翻过一个山梁,我惊奇地发现,原本茂密的山林,渐渐变成矮小的灌木丛,最后连灌木丛也从原野上消失,本该红色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灰色,甚至黑色,我极想弄清其中缘由,所以决定前往乌岭。

去乌岭煤村,四十多公里路程,我实在走不动了,搭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轮下的路不像路,一地乌黑的泥灰和石子,鸡抓狗扒,没个正形,远处望去,绕山绕水的路,像截烂了的鸡肠子,手扶拖拉机在上面不像行驶,轰隆隆的硬着劲,像个撕啃大地的怪兽。

拖拉机手是个毛头小伙。我问起乌岭的种种情况,他却天上地下一扯,没一句完整的回答,并且说话时,总爱抓抓脑袋,揉揉鼻子,然后笑笑。沟通不畅,硬是窝气。看到他说话时,手离拖拉机扶把,我不放心,就没再问。

过一道坎时,拖拉机喘着粗气,突然往前窜了一下,拖拉机手的包就甩到地上。翻过坎后,拖拉机停下,他赶紧拾起包,边拍灰边认真检查里面的东西,再用方巾包好,生怕再掉,所以绑到了自己身上,看他那贼精样,我由此断定,包里一定有贵重之物。

翻上一个山梁时,他停下车,并息了火,他没说停车的理由,我也没问,但我想,拖拉机是该喘口气了,一路摸爬滚打,即使是钢筋铁骨,也会散架的。

我不抽烟,拖拉机手就自己点了一根,他贪婪的吸了一口,烟雾在风中悠悠荡荡,他背对我,两腿人字形叉开,叉得很有气势,然后,对着雄伟壮丽的山河撒了一泡尿,当最后一滴尿掉下,他打了一个冷激,身子一阵抖动,手在腿根部摇晃了几下,然后边扣扭扣边对我说,有时候,人站在这里会被风吹跑的,今天运气好,风小。

他的手处理好下面,又忙着上面,从嘴上取下烟,抖掉烟灰又塞进嘴里,然后抹了一把鼻涕,粘粘的沾了一手,最后两手一搓,好了。他领我走到一个高处,指着山梁下方说,那就是乌岭。他的动作像在指点江山。

顺他手势看过去,乌岭不卑不亢的站在天地间,岭的左面是一个省,右面是另一个省,此面是本省,一眼过去,不多不少,三个省的风景,一个近似完整的中国大西南。

乌岭赤胸裸臂,没了植被,没了遮拦,一副乌黑的身坯,只有头上的云雾,棉被一样。山脚下有一条乌亮的河流,平静而深沉的穿过大地,穿过时空岁月,流淌出无限苍茫和辽阔,一种心情显得更加沉郁和忧伤。

拖拉机手说,乌岭脚下就是煤村,我看过去,远处的山脚下,一块赤裸的黑色硅地上,有一片黑灰色的土堆和隆包,七跷八拱的竹竿上花花绿绿,像纸钱和坟飘,一看就是个巨大的坟场,仔细一看,像与不像,惊魂的一幕,让人始料不及。

“怎么会是个坟场呢”我问。

“那不是坟场,但等于是坟场”拖拉机手说。

什么意思。我皱起眉头。

“那里的人全是埋了还没死的”拖拉机手语出惊人。

“什么意思”。我再次追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拖拉机手卖了关子。

他撂下两句莫明其妙的话头,嘴里斜刁着烟,忙着去查看他的拖拉机了。

“埋了还没死的?”这话阴森森的撂在我心里,看着那片坟场,想着这句话,心里不免毛骨悚然,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四处奔来的乌云,汇聚乌岭,一次隆重的聚会。乌岭头被云抹去,天地在风中开始模糊,并且突然暗下来,像一幅墨色深浓的泼墨山水,风想怎么泼就怎么泼。只有一束阳光箭一样,从云缝中射下来,刚好落到坟场上,使本来灰黑色的坟场异常明亮清晰,闪动着金,天地间唯一的亮色,就像近在咫尺、伸手可触。

天暗下来之后就更冷了。我双手凑到嘴上,呼着热气,跳着脚取暖,拖拉机突突的响,像个呕唠气喘的老人,时不时吐出黑烟,吐出一肚子的怨气,但再怨也起不了火,拖拉机手要我扒紧风门,他用摇柄竿摇,拖拉机仍然咚咚的,像喉咙里卡着痰,气上不来,我在后面推,也没起作用,拖拉机手急得车前车后的转。

天地越来越暗,远处的景物渐渐消隐,只有面前的草地,灰色一片。我焦急的看着天空,希望老天爷别黑嘴黑脸。那已经不再是天,我看到一口大黑锅盖下来。当一朵乌云就要砸到我头上时,我扬起的脸上突然冰凉一下,接着有水化开的感觉,我还以为下雨了,结果眼前开始雪花点点。三月雪就在此刻到来。

在冬天渐行渐远的三月,雪又调头回来,不仅仅是我,整个天地都一脸惊喜。沉郁的大地变得轻灵通透起来。自古以来,雪者,白也,之所以是雪,就应该是白色的,白是世人对雪恒定的认知。没想到的是,在那天奇异的天空中,这个天降之物,开始还是洁的白的,后来就呈了灰色。借你十个脑袋,你也想不到,雪,这个本应是白色的精灵,最后竟然成了黑色。我用经验推测眼前的飞降物,最后也不得而知,只能承认现实,那是雪。黑的雪。让人始料不及,防不胜防,遮天避日,一个末日的来临。

那天一切都很诡异。

我忙着寻找拖拉机手,他在不远处若隐若现,他没看我,屁事没有的样子,他抹了一把鼻涕,再抹了一把鼻涕,然后专心的发动拖拉机,而拖拉机死活不听话,弄得他恶恨恨的吐了一口痰。

拖拉机的异常,黑雪的到来,一种恐惧,在山野疯狂地蔓延。

山野昏沉迷乱,着魔一般。拖拉机时不时的轰响声,像怪兽吼叫。拖拉机手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屁股坐到地上,他认真的看了一眼天地,就像看一张风水先生做过道场的符章。突然空中传来一声啼鸣,但又看不到飞鸟,只有厚厚的云。他凑近我,小声的对我说,“今天遇到鬼了”。

从他这句话里,我听出了恐惧,说明他也感到了意外。我看看四周,说,再试试吧。他没回答。我说不然我们就冻死在山上了。他仍没回答。

天地再一次死去。

至到他再一次抹一把鼻涕,从雪地上站起来,往自己手上吐了一泡口沫,那泡口水不是吐上去的,是砸上去的,口水砸到手上,他搓了搓手,对着拖拉机骂了一声“妈的”,然后塞进摇柄,一把摇下去。拖拉机一声轰鸣之后,就再没停下,看到他恶恨恨的样子,我心想,俗话说鬼怕恶人,拖拉机也不例外。

拖拉机的轰鸣声荡开,天地间有了一点生气,黑雪也在这一刻停止。看到雪停了,拖拉机也发动起来,年轻的拖拉机手胆子又大了起来,他狠狠的骂了句,妈的,跟老子玩什么阴的。

终于发动起来,不然就当山大王了。

地上已经堆起了雪,黑的。就像老天爷倒下的垃圾。弯下腰来,我想认真看看这诡异的雪,让我心存疑虑,让我不得其解的雪。还没等我看清楚,拖拉机手就催我了:你还没呆够,真想当山大王啊。

这是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下午四点五十二分。我必需用文字记录下这个时刻,记录一场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奇怪的雪,黑的雪。

 

天一黑,乌岭煤村就亮了。

说亮了,也只是一点微弱的灯光。

拖拉机开始穿过微弱的光,穿过游丝般的人间气息,很犹豫的停在一栋两层楼前,拖拉机手进去,又很快出来,他骂了一句扯球蛋之后,才对我说,这是煤厂招待所,碰上了装修,其它就没去处了。

拖拉机继续向前,像个行走中的病人,然后咕咚一声断了气,累死在一缕微弱的灯光下,那灯光是一道开着的门。响了一天的耳根,突然就静了。

房子黑得像个怪物,两声清脆的咳嗽,把矜持的灯光撕开一个窟窿,一个逆光中的人影,被灯光勾出金边,纤弱的样子,应该是个瘦小的女孩。

拖拉机手走上前,跟她耳语了一阵之后,回头对我说,今晚就住这里了,不贵,跟旅馆的价格一样,每天四十元,包吃。我本想说不贵,还没说出口,那女孩说,没那么贵,我们条件差,城里人怕是住不下来哦。

从这话里,我听出了为难之情。我走进屋子,张目四壁,这一看,弄得我心里七乱八糟。把整个屋子说成垃圾堆,不合适,但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杂货铺,锅碗瓢盆,农具,钢钎铁铲,拉车套绳,篾篓扁担堆了一地。拖拉机手看出我在犹豫,就说还等啥,将就吧。

那女孩没说话,站在旁边看我的反应,我叹了口息,拖拉机手说,叹息也没用,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不住就只有蹲屋檐坎喽。拖拉机手一边说,一边帮我取下背包,我朝女孩笑了笑,这一笑就把僵的夜化开了,缓和了气氛。

女孩对我说,如果不嫌弃就先住下吧。

我点了点头。

她问,还没吃吧。

拖拉机手说,没呢。

话音刚落,从她背后,蹿出一行黑呼呼的话:是丘子吧?

拖拉机手赶忙回答:大娘,是我。

大娘又问:饿了吧。

丘子说;饿一下没事的。

大娘又说:乡雪姑哎,给丘子弄点好吃的。

这时,我才知道拖拉机手叫丘子,女孩名叫乡雪。大娘的声音一直在暗处,乡雪调过头去说:妈,你少操心,我会弄的。丘子对乡雪说,雪儿,炸几个油糕,再弄点稀豆粉就行。大娘在里屋接过话头说,哪行呀,炒盘烟熏肉,城里客人来了,要喝点酒的。

乡雪刚要去忙菜饭,就被丘子拉住,丘子把绑在身上的包取下,递给乡雪,他以为乡雪要感谢他,但乡雪没看,也没说什么,放下包裹就忙去了。

乡雪在灶头边忙。一路寡言的丘子,见了乡雪就成了话唠子,像个跟屁虫,围着乡雪说这说那,把山外的见闻摆出来,一遍又一遍,如数珍宝,而香雪似乎是听了,手却没停,时不时清咳两声。

别看乡雪瘦弱,做事却出奇的利索,两三袋烟功夫,桌上就热闹起来,大碗小碗,热气腾腾的荡着香。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饭,特别是烟熏肉,和腊肉不一样,跟火腿就更不同了。据说用松木熏制,皮脆糊黑,肥肉透亮,瘦肉润红,每片都半肥半瘦,再串点豆豉,吃到嘴里,满口香,咋就那么香呢。这是煤村对客人的最高待遇。

乡雪捧出一坛苞谷酒,当地人自己酿造的,原汁原味,纯香润口,酒到嘴里,不必吞,自己就化了。我不胜酒力,三两杯就有醉意了。那晚是在醉意中度过的,怎样上的床,睡在什么地方,已模糊不清,只觉得黑夜中飘着呼噜,没想是谁的,只意识到是夜发出来的声响,呼,一下,呼,又一下,夜就深了,沉了。

我开始在云雾间旋转,云腾雾绕,头重脚轻,不知上下,那些云雾好像不是在天上,而是在自己脑中,没有具体物象,时冷时热,口干舌燥,只想喝水,喝水。水在哪里,却怎么也找不到。

当感到一块湿润的东西,在我脑门上浸开,我醒了。原来脑门上是块湿毛巾,也许刚才腾云驾雾,累了,我安静下来,望着一个陌生环境,静静地想,这是什么地方,当终于想出来后,我自言自语,这一觉怎么睡过了?

我仰躺着,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在阴的天光映照下,苍白如月,鼻梁鼻翼、额头、下颌骨、颧骨等骨点,把一张脸构造得方方正正,没有脂肪,有面有块,棱角分明,刀削一般,一种令人心痛的骨感美。一双大眼睛,像两颗野葡萄。这是一张似曾见过,又陌生的脸,我努力回想,终于和昨晚的记忆链接,她应该就是乡雪。意识清醒后,我反而有些不安,我轻声叫了一声乡雪。那张脸就露出了笑容,她说你终于醒了。我问我怎么了。她说,可能昨天淋雪,你发烧了。

头是有点昏昏沉沉。我四周扫了一眼,问,丘子呢?她说一早就走了,他还要拉煤呢。

我试图撑起身子,明显的感到头重脚轻,她帮我,她知道我要干啥,就说厕所在房背后,我说了声谢谢,给你们添乱了。她说没呢。

我从厕所回来,乡雪把药送到我手上,并说医生来看过了,过一两天就会好的,先吃药吧。

怎么会是这样呢。真是昏了头,什么也不知道,看来给乡雪添了不少麻烦,我对她说,看病多少钱,还有吃住,我会一起算给你们的。她却说,哪嘞,请都请不来的贵客,稀罕嘞,还算啥帐。

乡雪虽这样说,钱还是要给的。其实乡雪话不多,相反,里屋的女人时不时飘出话来,乡雪说这是她母亲,患了肾病,又风湿脚,病上加病,经常卧床。

我知道这病难治,我叹了口息,就安慰乡雪,她却说你都还是病人嘞,为自己想想吧,我妈老毛病了,没事的。

多贴实的姑娘,一阵暖意涌上心头。我看了看四壁,乡雪家的房子,实际上是用木料搭建的,我住的房间,大概是乡雪的闺房,虽说简陋,却很干净,桌上有瓶雪花膏,一把木梳,一面镜子,一个小型歌碟机,竟然还有两本歌书,书已发黄。

躺在姑娘家的闺床上,我有些过意不去,想换个房间,但除了她母亲的里屋,几乎就再没房间了,如果提出换房,很难人的。屋外倒是有个竹篾笆围成的院子,放了几张桌和条凳,靠道边的地方,有个近一米高的火炉,当时我并不知干啥用的。昨晚进来时,我还撞了那炉呢。

我们在篾笆院子吃饭。她母亲在床上吃,吃饭也没见到乡雪父亲,她告诉我,她父亲前年死于矿难。乡雪的话,给我迎头一击,矿难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从央视屏幕上,我们目睹过那些惨痛场面。我很后悔,不该问及此事,让一道伤口又痛了一回。乡雪皱了一下眉头,她说都过去了,矿上死人就像医院死人一样,常有的事。

她身子娇小,我问她该有十六七岁了吧。她笑笑说,吃二十二的饭了。没想到她竟然二十出头,看上去却像个十多岁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昏沉,四肢酸痛,一个大男人躺倒得不是地方,乡雪不时地安慰着我,给我熬姜汤喝,并烧了烫水给我泡脚。喝了姜汤,泡了脚,心里就感到熨帖安实,病痛中得到的照顾,才是最暖人的,在荒山野岭感受到的温暖,尤其温暖。

姜汤很快在我身上散出热量。

一阵大汗之后,我感到身上轻松了很多,我躺在床上,看她瘦弱的样子,我顿生怜惜之心,这是个需要帮助的女孩。

乡雪一直在忙,煮了很多洋芋,并把它们剁成泥,我问干什么用,她说做油糕。

油糕,一个新名词。

 

第三天早上,我是被歌声撩醒的,睁开眼之前,歌声在心里绕,睁开眼之后,歌声就远了,就像从山边飘来一样,晨风一样清新。我起身想看个究竟,还好,虽说头还有些胀痛,但身上的酸疼缓解了,应该是乡雪的姜汤起了作用。

我走到房前的篾笆院子,院子临路的地方,高高撑起一条木桩,木桩上钉了块木板,上面“工友小吃店”几个字,油糕一样飘着香。几张方桌边坐了十多个人,乡雪在炉前一边忙,一边哼着歌,原来是乡雪的歌声。

这时我才知道,那些洋芋泥的用途。乡雪左手掌勺,右手往勺里放洋芋泥,然后用手打理一下,再盖上一层生米粉粥,粥里有碗豆,然后放入油锅,每放一次,高温油都会嚓的一声,并沸腾起来,十五秒钟后,勺中的东西就炸黄了,这就是油糕。

乡雪给我舀了一碗稀豆粉,并放入两块油糕,我照她说的放了佐料,一口咬下去,满口浓香。我注意到,我吃的时候,乡雪看了我一眼,脸色有些得意,意思是怎么样,好吃吧。

这是乌岭一带有名的小吃,当地人用做早点。

乡雪给每人一碗稀豆粉,粉中放了荞皮,还有葱、芫荽、姜蒜和辣椒等佐料。桌边的人吃得香,却少话。乡雪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对大家笑了笑,大家却呆着脸,只有一个小伙脸上荡了笑,算是回应。小伙二十多岁的样子,不爱说话,大家叫他秋生娃。他在帮乡雪张罗,第二天也同样,他来得最早,把敷炉子的稀炭撬开,用火钩从下面松了炭,然后放上油锅。

桌上的都是矿工,煤一样,黑糊糊的坐了一堆,脸黑得像烧过的洋芋,只有眼白和牙齿生白,白得耀眼,看到他们,我好像来到了遥远的非洲。他们戴着矿帽,穿着长筒矿胶鞋,没有说话声,只有“呼呼”的吃得山响。每人吃完就把钱压在碗下,然后拿起钎镐铁铲、传输带和呼吸器,先后离去,消失在煤路上。

矿工们离去后,店里就没人了。本来还早,乡雪却开始收摊,她说这地方没外地人,都是住家户,习惯在家吃早点,或者不吃。

两天下来,我发现吃早点的人基本固定,都是那伙矿工,并且吃得很沉闷,按理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喜欢骂骂咧咧,说点粗话,为找补零钱斤斤计较,还会有赖帐的,而他们不但没有,还帮乡雪干活。我问乡雪,乡雪摇摇头,没说啥,只是不经意的叹了口气。

那天早上,太阳挂在岭东头,阳光一抚,“工友小吃店”几个字也笑了起来,这样的天气会影响心情的。病已好了,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吃完早点去煤厂。

工友们到齐了,和上次一样,十六个。我坐到一个老矿工旁边。老矿工姓马,指甲缝、脸上皱纹里,甚至鼻孔、眼角和耳洞里,都黏着煤灰,长年累月,都浸进了皮肤,工友们都叫他老煤子。奇怪的是,他旁边总放着一个碗,碗里有两个油糕,一双筷子放在旁边,吃完后,马师傅不仅在自己碗下压了钱,还在那没人吃的碗下压了钱,上两次也这样。

我开始和老马师搭讪,马师说话经常会停顿,好像心里憋着一股气,等缓过气来,再咳嗽两声,就又说开了。当问起那个碗和乡雪家的情况,老煤子抹抹嘴,站起身来,笑了笑,对我说,要下井了,改天吧。

吃好早点,乡雪带我去了煤厂厂部。一路上,全是煤渣和矸石,还有煤棚和废坑,没有杂色,一色的黑。旁边有一条河道的痕迹,没水,河道两岸的树桩,说明曾经的树被人砍了,只剩下脚根。河道里填满了煤渣煤灰。乡雪说原来河里有水的,两岸也有树,后来就被砍了,水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煤厂是私营企业,副厂长五十来岁,露着大板牙,他还没说话,却先笑了,我说我是来搞课题调研的,他弄不懂课题是啥意思,我干脆掏出晚报记者证给他。这是为了采访方便,托朋友办的,算是个兼职记者吧。他看到我的记者证,大板牙就露了出来,像吊了几枚保龄球瓶。热情一过头,就显了假像。

当我提出下井看看时,他脸上一下子冻住了,热情拧成一脸肉疙瘩。一种思维活动过去后,他脸上又堆了笑,对我的要求,他没回拒,但也没安排。他说这好办,不过这几天,井下在打支架,路不通,轨车都停了,进去不方便,也不安全。

我说工人们不也在下井吗。副厂长说,他们下井正是打支架。我说我去看他们架支,他没犹豫就回拒了我,这不行,我们要为你的安全负责的。

事后,乡雪告诉我,这几天根本就没打什么支架,秋生他们天天在采煤。

不让下就不下吧,副厂长又露出他的大板牙和我们告别。

乡雪带我到了村西。途经煤村小学。小学只是一座木构平房,像火烧过一样,黑乎乎的一堆,门窗歪斜,洞缝张裂,看上去,像个体力不支、缺牙少齿的老人,以至于飘出来的读声,也在颤抖。

我和乡雪走到窗下,教室坐着十多个学生,老师是个矮小的老头,老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一种类似唱的声音,在山野飘荡。一阵风过来,煤灰就开始翻腾,天跟着就黑了,小学掩没在黑暗中。等风一过,那些原本还显着字的课本,已经黑成一片,学生们抓起课本,拍几下,课本上又露出了字。老师的教鞭在桌上拍了几下之后,朗读声又飘荡起来。

我也满身是灰,我一边拍打一边说,这还能念书吗。乡雪说,我们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风来风去,像人的呼吸一样平常。正说着,风又来了。

村西有一片土堡,土堡上的门窗,已破烂不堪,上面插着的竹竿,七跷八拱,挂满了废弃的塑料袋和衣物,花花绿绿,彩旗一般。乡雪指着一个土堡说,那是她们以前的家。我一时惊奇,进了十平米左右的土堡,里面堆满废弃物,一张掉脚少腿的木桌,埋在杂物下,几本半遮半露的小学课本,歪歪斜斜,没个正形。我拾起其中一本,抖掉上面的煤灰,乡雪的名字跳了出来。乡雪说她就在刚才那学校读的小学。

土堡里有个洞,一人高,黑且幽,洞口一把楼梯向下延伸,看不到底,我心生恐惧,怎么家里还有洞呢。乡雪说,这是煤洞,家在洞口,洞在家中,是一家人的饭碗,乌岭人嘛,就靠煤过日子,每家都这样。

在煤村,采煤竟然成了家庭作坊。

乡雪说她也下过井,和男人一样挖煤。她这样说的时候,脸上溢出了自豪,本来嘛,女人不许下井的,自己家的井,就不管那么多了。乡雪还告诉我,每次下井之前,她父亲都要她喝酒,不是壮胆,是避邪。

就像讲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她有些兴奋,一兴奋,就咳嗽。相反,听了她的讲述,我心情却很沉重,我们的情绪,像晴天和阴天。我走出乡雪家,左右看看,无一例外,全是一样的土堡。

我再没问下去,心事重重的走着,乡雪带我上了村旁的坡头,她很累的样子,弯下腰来,双手杵着大腿,喘着粗气,脸色苍白。我问怎么了,她说没事的。我说累了就歇歇。

站在坡头,一眼望去,除了小学四周有树,方圆没一棵树,煤和煤渣,还有矸石和废煤坑,坑坑洼洼,黑成一片。原本地下的煤,被翻出地面,一块好端端的土地,被人倒腾得乱七八糟,就像一个健康的躯体,布满黑色的疮疤和伤痕。

从坡头看下去,老煤村那些所谓的家,成了一个个黑土堆,给人一种不祥之感。怪不得,那天来的路上,顺着丘子的手势看过来,他所指的乌岭煤村全是一片坟墓。没错,怎么看,老煤村都像一片坟墓,极像。

我突然想起丘子那句话,“这不是坟场,等于是坟场,那里的人,等于埋了还没死的”,到这时,我似乎明白了丘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考察煤矿,是半路跑出来的想法,并不是我预先的行程,但对我的课题有一定价值,诸如矿产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等等。所以两天后,我和乡雪又来到厂部,厂办的人告诉我们,副厂长带人砍树去了。

我心里纳闷,对那人说,方圆都没树了,连棵草都没了,哪还有树?

那人说有的,学校那边就有。

听那人这样说,我心里像被砍了一刀,我和乡雪急忙来到煤村小学。老远就听到叮叮咚咚的砍树声。教室里已被迫停课,那个矮小的老师正和副厂长理论,学生围了一圈。老师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学校的树不能砍的,给乌岭留点树影子吧。副厂长说,现在经济建设是中心,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煤洞里不用树木支撑,安全问题谁负责。

矮小的老师又谈了很多道理,副厂长哪管什么教育和生态,副厂长也有自己的道理,有钱才是硬道理。分把自己的道理讲得口沫横飞,气壮山河。虽然有几个学生帮老师说话,但和又高又胖的副厂长相比,矮小的老师仍然形单力薄。

我们赶到的时候,树已经被砍光,工人们正用车拉往煤厂。副厂长见了我,脸上又堆了笑,他指着老师对我说,这人还是老师呢,不懂道理,不懂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副厂长见树被拉走,就一边说一边撤离。我堵住他的去路,想镇住他,用了一堆大道理,我说,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是一把手工程,无论什么行业,都不能做有损于教育的事。

副厂长没想到我站在老师一边,他皱着眉头说,砍几棵树就影响教育?我说,先不说你们影响教育,乱砍乱伐本身就是犯法,如果要以砍树的多少定罪,这乌岭方圆几十公里的树,全被砍光了,判砍树人死罪也不为过。副厂长抢过话头说,有树不砍,有材不用,也同样犯罪。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再说了,树可不是我砍光的。

我说,树的确不是你砍光的,但今天所砍的树,你应该负全部责任。听我这样说,副厂长一脸不高兴地说,你到底是林业局长,还是新闻记者。

我不想说我是搞环境课题研究的,而是对他说,不管我是干什么的,我都要制止你们砍树,森林是受法律保护的,谁砍树谁就是犯法。没想到,副厂长大笑起来,说,别拿法律吓唬我,我不是吓长大的。

乡雪本来在 安慰老师,见副厂长没认错,反而这样嚣张,就对副厂长说,看你们猖狂,我到县林业局告你们。

就因为这句话,让乡雪吃了很多苦,惹来很多麻烦,自然这是后话。当时乡雪这样说,并未往副厂长心里去,他心想你一个丫头片子,还能真把林业局搬来?副厂长哼哼了两声,就斜瞅斜瞅的,最后扬长而去。

我和乡雪刚把老师扶进教室,风就来了,异常的大,像群饿狼抢夺食物,发出地动山摇的狂响。整个天地,遮天避日,学校连同山野瞬间消失在煤尘中。乡雪突然咳嗽起来,我赶紧扶乡雪往回赶。回到乡雪家,风还在继续,我一边抖身上的灰一边说,这风咋就没个完呢。没想到乡雪妈接过话,声音从里屋飘出来,她说整个乌岭都这样,三月风大唔,年年如此,以前的三月风吹过,大地就绿了,鸟也就回来了,而现在风一吹过,尽是煤灰,我们都习惯喽,不习惯咋整呢。

听了乡雪妈的话,我像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就问以前的煤村是什么样子。这一问,她的话篓篓就打开了。

她说我做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煤村这个地方,当时不叫煤村,叫树河,名跟地一样,一个村子头,河水弯弯绕,河里的鱼仔仔,连鳞也数得清,树一坡一坡的,像山垛垛穿了衣裳,鸟都恋哦,村前村后的喜叫,叽叽喳喳,那高兴哟,硬是把树河叫得跟画儿似的,不是吹,方圆几十里都出了名。鸟往这里飞,姑娘也往这里嫁。当年,我不是喜欢人,是喜欢树河,才嫁来的,我嫁给乡雪爹,不如说嫁给这画儿地。

看不到乡雪妈的样子,却能感受得到她的情绪。而当讲到现在的煤村时,她的声调就慢了下来,并伴有叹息声。

她说现在的煤村,是后人取的,这名跟煤一样,黑乎乎的,没个亮堂。她嫁来不久,乡雪爹为了发家至富,就带领大家挖洞掘煤。一家带头,家家跟上,谁也不示弱,几年下来,为了建房筑洞,村周围的树就被砍光了,河道也被挖漏,不知水漏到了什么地方,河成了干河。村人都敝下祖祖辈辈生活的家,搬到有煤的黑头坡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村西头。靠山吃山,成了当年最响亮的口号。每家挖个洞,像地老鼠,往里钻,又往外拉煤,久而久之,家就靠煤洞而居,煤村人放下庄稼,守着煤洞过日子。从此日子煤一样,黑了下来,虽说手头宽余了一些,但二十多年下来,没哪家发大财不说,那些洞就像张大的嘴,每年都要吞下几条人命。奇怪的是,没人收手,大伙都做着同一个梦,再挖两年就大发了。

一直到前几年,政府终于下文,再不准私人开煤,由政府统筹,统一开采。虽说县里在招商引资,却还没实质性运作。后来一私人老板通过关系,投资两百万,承包了煤村的经营权,但两三年过去,都说钱被老板和当官的赚了,煤村人没赚来钱,人却死了不少。再这样下去,煤村人就断子绝孙了。人啊,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下井,还是丘子娃有出息,不下井也能找钱,每次来都给我们带这带那的。下井命就贱,哪天被阎王收去都没个准。哎,下井人等于埋了还没死的。

听到乡雪妈说这话,我心里又怔了一下,跟丘子说的一样。

可能是长期卧床的原因,寂寞深了,乡雪妈话就多了,她讲话,不是为了交流,是为了倾述,说什么不重要,说话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听了她的讲述,我对煤村才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我打断她的话,说话同样高嗓门,我说,大娘,别这么说,其实下井也没什么可怕,只要搞好安全,人活着进去,也能活着出来。

没想到乡雪妈说,即使这样,人活在地底下,跟死了还有什么两样?

不能说乡雪妈唠叨,她经常会蹦出一些有意思的话,乡雪也这样,遗传吧。

说到这里,乡雪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说,人的死与活,都是天命,她质问她妈,你说城里人不下洞就不会死吗,他们的命照样被阎王管着,只要阎王向准你,一出门就被车撞了。

 

那天吃早点,只来了十五个矿工,老煤子马师傅病了。而那个没人吃的油糕碗,依然放在桌上,旁边依然有一双筷子。

不管出自什么目的,我都应该去看看老煤子,我问了老煤子的住址,独自找上了门。马师傅直挺挺的坐在床上,一副练气功的架势。我把带去的两瓶酒放到桌上,马师傅也全然不知,他家人说他刚睡着。我惊奇的看着坐着的马师傅,有这样睡觉的吗。马师家人告诉我,他得的病,气噎在胸口,躺下就喘不过气来,坐着睡好受一些。什么病这样怪,没人说得清。

可能我们说话的声音太大,老煤子马师傅醒了。抹抹胸口,是他醒来的第一个动作,他老伴过去帮他抹。他脸色像一张纸,他叫我坐下,要他老伴给我倒茶。他披了衣服,坐得更直了。

我转弯拐角问起了乡雪家的事,虽说他说话跟跟绊倒,说不通畅,但还是给我讲了乡雪家的事,人在病床上就是不同,一下子,就把世间的事想得简单了。

乡雪的父亲名叫德贵,读过高中,在当时的树河算知识分子,是乌岭一带最早挖煤的人。他最初的动机很纯单,也很实际,挖煤就是为了至富,让一家老小过上好日子,让女儿乡雪,像城里的大家闺秀一样,穿上千块一件的衣服,吃巧克力,吃海鲜,玩电脑游戏,弹钢琴,住高楼。

最初都是个体挖煤,后来就统一起来,承包给了一个老板。当初老板许过愿,要给德贵一个副厂长,但最后只给他一个队长,全队十八人,全是煤村人,乡里乡亲的,他对大伙很关照。

每个队负责一个支洞,每个支洞的安全都自行负责,其它支洞事故不断,德贵这个队,最开始很注意生产安全,他在洞口写了警示语,大伙每天进洞都会看到,他常对工友说,少苦点钱不要紧,要紧的是命,命都没了,挣钱干什么。

安全设施是包干的,不另计报酬。最先全队轮着负责,因没钱,慢慢大伙就没了积极性,有时也只是敷衍一下,德贵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自己抽时间检查维修,通常大伙收工回家了,他还在洞里加固安全设施,长而久之,德贵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喘不过气来,直挺挺的伸长脖子,样子很吓人。他的样子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引起自己的注意。

那次瓦斯爆炸,队里死了一人后,德贵对安全要求更严了。经大伙同意,安全检查维修跟奖惩挂勾,十七人轮流,每周轮一次。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但因秋生的疏忽,事故还是发生了。

老煤子想起那次事故,还心有余悸。

出事那天早上,德贵还到厂部开了会,研究如何提高生产进度的事。会上大家都叫苦,每天工作已超过十二小时,弦绷紧了都会断,何况人,再增加工作量,命就断了。

副厂长见德贵一言不发,就点了名。德贵说,竹篓篓哪点装得住水哦,有些话是要说的,凭现在生产设施和生产条件的吊样,不是提高产量进度的问题,而是要想办法减少。

德贵一言出去,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德贵看了看大家说,大家摸着脑壳瓜子想想,我们用的挖煤器是被淘汰了的,运输轨道也只有一条主干道,其余的次干道全用人推人拉,安会设施远没到位,就不敢大规模开采,谁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动了龙脉,龙一抖,我们吃不完兜着走,现在已经出了不少事故,应吸取教训,只有加强安全设施和意识,减少产量,安全问题才能得到缓解。

听德贵这一说,副厂长很不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德贵啊,你别老唱反调,不提高进度,哪来的效益,你不是要发家至富吗,你不是要给女儿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吗,还要给女儿弹钢琴呢,没钱一切都是空的。

听了副厂长的话,德贵想说什么,突然脸色纸一样白,扯衣拍胸,气吁喘喘,张着个大嘴呵气。一刻钟后才缓过劲来。在场的人急了,副厂长问他没事吧。德贵说,没事,老毛病犯了。

德贵犯了病,大家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一个会就这样不了了之。

散了会,德贵没有休息,很快就进了矿洞。那周轮到秋生负责安全设施检查。趁休息时间,德贵叫秋生检查一下支撑架,特别是地质松软那一片区,但秋生娃仔偷懒,没有认真检查,却躲到一个角落抽烟。两天下来,德贵不放心,就亲自排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就让德贵惊恐起来,地质结构松动的岩石,已经压弯了支撑木,主撑木已经断裂,如果垮塌下来,将会连锁反应,整个支洞都会垮塌。他急忙一边吹响哨子,一边撑起那根断了支撑木。

最先听到哨子声的是秋生,他离险地最近,他赶紧过来帮德贵,却被德贵一脚踢开,叫他赶紧通知大伙撤离。

秋生心想,怕啥呢,就是有事,也不在这一下。他动作有些迟疑,但还是边走边叫,施工地转了两个弯才能到,里面虽然听到了叫声,但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等秋生赶到,他们才知情况不妙,老煤子带全体人马直奔洞外,当经过险地,大家都来帮德贵,却被德贵骂开了,大伙往外跑,边跑边往里看,而转了一个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见德贵没出来,老煤子正要回去看看,只听一声轰鸣,一股煤灰的巨浪喷射出来,洞顶石块掉下来,其中一块砸到老煤子头上,他一声惨叫,还好,矿帽被砸了个窟隆,头也只受了点皮伤。

十六个人跑出洞外,都回过头去,眼都不眨地看着洞里,几分钟过去,他们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大伙急了,老煤子第一个冲进洞里,接着十六人全部冲进去,进到五十多米的地方,就被堵塞了。

等厂领导和安保人员赶到,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副厂长看了现场,马上向老板作了汇报。然后副厂长问,要向公安部门和县政府报告吗?老板在电话里说,再等一等。过了几分钟,副厂长手机就响了,老板对他说,一般人出事,厂里处理就完了,这次偏偏是德贵,德贵是全厂的生产标兵,又是队长,他还有个不损油的老婆,此事还是向县政府报告吧,不然后面的事很被动。

当天下午,公安消防人员就赶到了,抢救即刻开始。周边围了不少人,几乎是煤村的全部,当时十九岁的乡雪扶着她妈也来了。看到老煤子在现场,乡雪妈问,我家德贵呢,我家德贵呢。这一问,人们马上紧张起来,没人能回答乡雪妈。乡雪妈和乡雪意识到了什么,就哭开了,副厂长说哭啥,这不是在抢救吗,难说他坐在里面好好的呢,他不会死,他还要挣钱给乡雪买钢琴呢。

这句安慰的话,拐了个弯,非但没有起到安慰的作用,相反把乡雪妈和乡雪弄得眼泪花花。

副厂长没说错,第二天德贵被刨出时,还能讲话,只是气吁喘喘,脑门上的血迹,在黑乎乎的脸色映衬下,惊人的红。在场的人欢呼起来,乡雪娘俩高兴得哭起来。副厂长拉着德贵的手说,狗杂种的,把老子吓得鸡公都硬不起来喽。

医生告诉副厂长,德贵伤势不重,但在拍片检查时,意外发现德贵的肺部有异常。副厂长说异常就异常,只要不跟井下塌方扯上,什么异常都行。

想不到的是,德贵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一口气上不来就断了气。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不在了。厂里只赔了十四万,理由是德贵是队长,自己队里的安全工作没做好,自己也有责任,并且以前处理此类事故,没超过十二万,十四万够多的了,已经是破例了,但不能破得太多啊,不然今后死了人,个个都讨价还价。副厂长这样说时,也是语重心长的。

当时只给了九万,副厂长说,厂里有困难,余下五万,今后再补上。

钱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先给后给都一样,当时乡雪娘没接钱,她说不要钱,要乡雪爹活着。副厂长把钱交给乡雪就走了。

对贫困山区的人来说,九万块钱已经很多了,但这是德贵用命换来的,乡雪娘眼泪止不住下掉,她抽出一万给了德贵父母,乡雪劝娘用这个钱治病,乡雪娘听说自己的病能治好,也就依了女儿,而半年后,乡雪娘治病用了五万,病还没完全好,她说,其余四万不能动了,那是德贵的命钱,留作今后乡雪急用。

不久娘俩就开了工友小吃店,专买油糕和稀豆粉。

看到小吃店生意不好,接任队长的老煤子马师,就天天来照顾生意,后来,第二个,第三个,全队人都自发的来了,老煤子还多要一碗,不是自己吃,而是摆在那里给德贵,他说不能没有德贵队长,我们的命都是他给的。

以后便天天如此,无人缺席。

“工友小吃店”的牌子,是用一块木板写的,白底黑字,并不喜庆,但钉在很高的一棵木竿上,像棵电线竿,老远就能看见。

 

乡雪的手指,象牙筷子一样修长,天生一双弹钢琴的手,可惜的是,这双手拿捏的却是煤块和油糕。给女儿买一架钢琴,一直是乡雪爹的愿望。一个悲剧也由此产生,悲剧不仅是苦难中的苦难,有时是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或者说这美好的愿望,突然毁灭。

没钢琴,并不影响乡雪歌声的飞扬,她是乌岭一带有名的金嗓子。那晚我帮她剁洋芋泥,她边做事边哼哼,我叫她放开唱一首,她没扭泥,竟然站起来,并喝了一口水,就唱开了。没想到,她唱了谭晶的《在那东山顶上》,这是一首难度很大的歌,她竟然也唱出了潭晶的味道。我问她跟谁学的,她笑笑说,听来的。她指了指桌上那个歌碟机。

在山旮旯里,没有山歌是件奇怪的事,在山旮旯里,有人能唱《在那东山顶上》,同样是件奇怪的事。凭自己一点点声乐素养,我敢断定,乡雪是个唱歌天才。我们学校有音乐系,我决定当一回伯乐,不说让乡雪成为一名正式学生,至少让她得到正规的声乐训练,如今的舞台是敞开的,难说一个明星就此诞生了。陕西的阿宝,贵州的阿依朵,云南的李氏姐弟,湖北的兄弟组合不都是一夜成名?连当今歌坛巅峰人物宋祖英,也是从湘西大山深处走出来的。

我把这个意思给乡雪说了。没想到,乡雪竟然伸出小手指,要跟我拉勾。一个女孩子的娇妮和天真,一展无余。这城里女孩玩的把戏,竟然山边地角的女孩也会,这应了一句话,有的乡下人生在城里,有的城里人生在乡下。

人有了梦想,心里就会亮堂。那以后,乡雪的歌声如缕缕阳光,从她心的深处飘出来,快乐得像只布谷鸟,她本来就是一只布谷鸟,会唱歌的布谷鸟。

 

丘子终于来了。

那晚乡雪、丘子我们三人睡得很晚。我对乡雪说,你妈的病应该能治好的,要抓紧治,别耽误了时间。乡雪说她妈说过,治不好的病治了干什么,不治也没事的,不是好好的吗。其实是她妈舍不得花钱。

说到钱,丘子问乡雪,煤厂欠你们家的五万给了吗。乡雪摇摇头说,跟厂里要这笔钱,都要成冤家了,他们一天推一天,就是不给。

乡雪妈在里屋接过话头说,说到这笔钱就伤心,那是乡雪爹的卖命钱哦。

丘子揉了一下鼻子说,德贵叔是因公死亡,其它地方至少给二十万,他们给十四万不说,还扣下五万,都三年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我明天找副厂长去。

第二天吃早点时,秋生一见丘子,就不高兴,坐到一旁用稀豆粉泡了油糕,闷闷不乐的吃起来,就像对油糕有仇一样,吃得咬牙切齿。乡雪给他添稀豆粉,他也不要。秋生的这一表现,让乡雪她们三人的关系更加微妙。

老煤子仍然没来,十五人仍然吃得很沉闷,吃了早点就离去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希望下次再看到他们时,是整整齐齐十六人。

吃好早点,我和乡雪、丘子一起去了厂部。这次我没提下井的事,因为那五万抚恤金更重要。结果当乡雪说明来意时,副厂长原本柔软的脸,突然就钢板一块了,看到我在场,他突然问我和乡雪是什么关系,我说这不重要,倒是厂里欠乡雪她们的钱,应该给的,都三年了,如果加上利息,就不止五万了。听完我的话,副厂长态度异常的好,不仅露出笑,还露了大板牙,几枚保龄球挂在那里。他说,五万块钱,我们会给的,但现在没钱,工人工资都紧张,请体谅一下。

我说不管怎么说,五万块对于一个煤厂来说,不是大数,还是给了的好,如果事情闹到县上去,大家都不好说,更不用说通过法律解决了。

没想到,听了这话,一个财务人员情绪激动地说,上法庭就上法庭,我们不怕,给你们那点钱就算不错了,你们知道吗,德贵的死与矿难无关,按理说,不应该给抚恤金的。

财务人员还没说完,就被副厂长挡了,并赶紧赔礼道歉。他说上法庭就不够意思了,钱我们会给的,稍缓缓,我们也是一级企业嘛,说话算数的。

这话倒也入耳,说到这个份上,再死磨烂缠,也不起作用。因丘子下午要走,我要坐他手扶拖拉机到县城,然后返回省城,所以我们只好无果而返。回来的路上,财务人员的话引起我的警觉,她说德贵的死与矿难无关,难道还另有隐情?按理说,矿洞塌方是不争的事实,德贵因伤死在医院也是不争的事实,财务人员的话什么意思,也许是她随口乱说的,我来不及多想,准备上路。

东西已经收拾好,我把几天的生活费和医疗费递给乡雪,像烫手的洋芋,乡雪怎么也不接,推让之间,惊动了乡雪妈,她在里屋说,你们城里人稀奇,用钱都买不来的,还给什么钱哟。

乡雪没接钱,丘子从我手中接过钱,递给乡雪说,应该收下的,人情是人情,钱是钱,亲兄弟还明算帐呢。说完又对着乡雪说了耳语,虽然声音很小,但我还能听出个大概,意思是说,他当初送我到乡雪家就是一笔生意。虽然丘子话不好听,但我能理解。趁他们还在说话,我把生活费和医疗费压到枕头下,并写了一张纸条。

我和乡雪说好,我回去联系好老师,她就来省城学声乐,乡雪点点头。我说一个人要走出去,要不断的拓展自己的空间。她说她懂。我问懂什么了。这次,她眼里阳光一样,闪烁了一下,没想到,她说了一句让我感到意外的话,她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这原本电视里的广告词,经她一说,透出一番哲理和意境来。

我向乡雪挥手告别。丘子的手扶拖拉机都一百多米远了,我心还像一只风筝,没落下来。我回头望着煤村,乡雪穿了件红色绵袄,站在村头,向我们招手,她一身透亮的红色,被深黑色的山野一衬,真像电视里的那个广告女孩,透出山野和纯朴的气息,让人感到一切都充满希望。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回到省城,我对黑雪进行了研究。

根据煤村的情况,我又查了很多资料,终于弄清雪为什么是黑的。

“雪为什么是黑的”。这个问题,我在煤村就和乡雪探讨过,她说那是因为煤村的天是黑的,我说那是因为煤村的地是黑的,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表面的言说。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这样说吧,乌岭煤村的黑雪,和环境污染有关。不仅煤村,整个乌岭山区,森林被大量砍伐,再加上不合理的大量采煤,大小煤厂随处可见,本来埋在地下的黑色矿藏,被翻到了表层,方圆几十公里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山,黑色像个瘟疫,尽染大地,乌岭成为一块千疮百孔的病土。冬春季节气候干燥,三月左右,正是气流调整活动时节,暖湿气流强劲推进,风速常在五六级,有时高到七八级,因生态被破坏,森林消失,河流湖泊气息奄奄,无法调节缓解风速,满山遍野的煤灰,随风腾起,在高空受冷湿空气包裹,因而结成雪花,在风的空隙中,寻机而降。因此,黑雪并非一种主观感受,而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在我的调查报告中,对黑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成为课题的专章专节。

在推进课题的同时,煤村的日日夜夜,总在我眼前晃动,总想起那句“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话,一个画面在我眼前展开,乡雪就站在画面中间。我已经帮乡雪联系好老师,音乐系的秦月老师,是业内知名声乐教授,她同意先见乡雪,然后再谈辅导的事。我知道她的意思,在对乡雪的声音条件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只能这样。

乡雪很快就赶到省城。我到车站接了她,没想到,接到的是两人,还有丘子。

丘子说,他的手扶拖拉机不管用,慢得跟牛车似的,要真开到省城,还不到牛年马月?所以就留在了县城。说完,他又擦了一把鼻涕。

老师要乡雪当场演唱,我没让丘子到场,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站在旁边,总有些不合适,这不是在煤村,是见本省权威人物。

想不到的是,乡雪的歌声,让秦老师听得回不过神来,她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嗓音了,是典型的民歌嗓子,现在活跃的民族唱法演员,声音都发嗲,并且过于华丽,而乡雪虽然没有技巧,但她声音的天然淳扑结实,实属少见。秦老师异常兴奋,像发现了声乐新大陆。

了解了乡雪的情况后,秦老师说,明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声乐比赛,她帮乡雪辅导,参加大赛,并且争取获奖。秦老师说她下半年闲一些,到时就可以辅导乡雪了。

老师的话很有感染力,也许是过于激动,乡雪猛咳起来,脸色由白变红。喝了几口水后,她才缓过劲来。她的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以前也这样,过了就好了。可是乡雪回去后,好长时间没有音讯。她本来有了手机,但怎么也联系不上。很快两个月就过去了。秦老师问起乡雪,我也只能说,马上联系。

我终于打通乡雪的电话,乡雪声音涩滞,不谈言笑。她说她妈这段时间病情较重,为了照顾母亲,她暂不能到省城学唱歌。她这样说,我虽能理解,但有些着急,毕竟已经和秦老师联系好。到底怎么回事,我突然想起那次财务人员说过的话,乡雪父亲德贵的死因,再次让我感到蹊跷,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决定利用暑假,重返煤村。

终于到了暑假。当我赶到煤村时,乡雪家门庭依旧,乡雪却不在。一个妇人问我找谁,我说我找乡雪,她没说乡雪在不在,而是反问我是谁,我能是谁呢,正在想如何回答时,我突然意识到,她大概就是乡雪母亲,声音很熟悉。果然,她也反映过来,叫了我一声云老师。

前次在她家几天,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她说她最近好一点,就下了床,再不下床,就真在床上生根喽。乡雪妈虽然重病纠身,却很胖,她说胖得不正常,喝白开水也会胖的。听听她讲话就知道,她是个活乐的人。我问,乡雪呢。

说到乡雪,乡雪妈就叹了口息,一朵乌云从她脸上掠过。她说乡雪到厂部要抚恤金去了。我说,这样久了,厂里还没给清抚恤金呀。乡雪妈说怕是要不回来了。她把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了我。

原来副厂长砍学校树的事,被县林业局罚了款,听说是县教育局敦促林业部门罚的,此事让副厂长鬼火怒,就因为乡雪当时说过,要到林业局告他们,所以,副厂长就咬定是乡雪告了他们,对乡雪怀恨在心,寻机报复。

副厂长终于等来了报复机会。最近很多矿工生病,副厂长硬说是吃乡雪的油糕稀豆粉吃出来的,是食物中毒,要罚乡雪的款,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乡雪跟副厂长理论,副厂长说不交罚款,就扣五万元抚恤金,乡雪娘俩不服,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村小的老师也说了,即使食物有问题,也是卫生防疫部门的事,不归厂里管,更轮不到他们来罚款,如果说油糕有问题,这需要证据的,谁说了都不算。他们明明是想赖掉抚恤金。

想安慰乡雪妈,我却没一句有说服力的话,想到乡雪还在厂部,我就跟乡雪妈告了别。赶到厂部,都下班了,厂部办公室没了人影,乡雪一个人坐在副厂长宿舍门口,似乎是睡着了,而副厂长却门庭紧闭。我摇醒乡雪,乡雪睁开眼睛,见是我,她没说话,眼泪却掉了下来。我对她说,都没人了,我们回吧,她指着副厂长的门说,他在里面的。

我敲了门,副厂长一声怒吼,就开了门。一见是我,他脸上就又堆了笑容,说,记者又来监督我们工作了?我没理他阴不阴阳不阳的话,而是问他扣发抚恤金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马下脸来说,这事不归你管吧。听他这样说,我也就把话说了个底朝天,我说,是不归我管,但我是记者,把你们的事公开社会上去,是我的工作,到时让管这事的人来管,我是来搞调研的,只是到你们厂了解一些情况,不想把事搞复杂了,如果你们硬要不讲理,我也只好奉陪了。

我话中的份量,副厂长自然感觉到了,他口气缓和地说,这事我给老板汇报一下,再说吧。我说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等着结果。说完,我就招呼乡雪走了。

月光已经雪一样铺到了村落。乡雪对我说,给你添麻烦了。我说就因为这事,你没到省城学唱歌?她怕我说她什么,看着我的表情点点头,说,我本来已经准备动身,却遇到了这事。她的声音月色一样,纤细。微弱。沉郁。

回到乡雪家,她母亲很快摆好了菜饭,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的,我放下碗筷,把秦老师给乡雪的两本书给了她,是简谱和五线谱方面的书,乡雪说简谱她有基础,看着五线谱,她摇摇头,上面那些豆芽菜,让她皱起了眉头。

乡雪妈收好碗筷,就给我泡了茶,她一脸无助的样子,她担心要不回那五万抚恤金,我也感到这事很悬,他们拿小吃店的卫生说事,说明他们想赖帐。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想起了财务人员的话,想起她那得理直气壮的样子,难道乡雪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如果乡雪父亲死于其它原因,那不对厂方推脱责任更有利了吗?而厂方却没有以此推卸责任。

那晚,我住厂招待所,乡雪父亲的死因,一直在我脑海里转,让我很长时间没有入睡。当我从招待所来到乡雪家时,工友们已经到了。

秋生仍在帮乡雪,老煤子仍没到,另两个师傅也没到,所以只来了十三个,十三个人中,大多数都是病秧秧的。油糕依然多出一碗,工友们吃好后,付了钱就先后离去,小煤子边走边用手撑腰,并轻声叫唤着,留给我一个弯脖树一样的背影,一个小伙子怎么成这样了?我眉头一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多的矿工生病,不应该是偶然的,自然不是油糕、稀豆粉的卫生出了问题。

工友离去后,刚收好小吃摊,乡雪就躺到床上,很快又爬起来,坐在床上,用凳子抵着腰,脸扭成麻花状,青白青白的透着痛,她妈掀开她的衣角给我看,腰部有紫痂,她妈说全是缓解疼痛,用物件抵摁出的痂痕。我问乡雪哪点不舒服,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她说有时胸口疼,躺着就喘不过气来,坐着好受一些,没啥的,过一会儿就好了。

这不跟老煤子马师的病情一样吗。乡雪的病让我再一次警觉起来。

那天早上,厂部就来人通知我,说安排下午下井。当我来到厂部,老远就看见大门上一排喜红,挂了欢迎我的红布标,墙上写着“保增长,促转型,保安全,创和谐”等标语和生产进度一览表。更想不到的是,老板亲自接见了我,异常热情。这里说他亲自,一点不夸张,老板可不是一般人,平时死了工人也不来的。我对他们的态度,心存疑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板。他一身西装,红朗朗的领带,让人眼前一亮。据说他是一名公务员,长期病休,得了什么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那气宇轩昂的样子,神气活现。

老板在介绍煤厂的基本情况时,反复强调他们的安全措施和职工福利。听他这样说,我顺势提出职工病情问题,没想到,老板干锅爆豆一样,吡哩叭啦的说开了。他说他们严格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执行,凡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按防治法规定,组织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上个月厂里还组织职工到县医院体检呢。我问检查结果呢,工人们知道吗。老板说,凡是没有得到通知的职工,都属于体检没问题,有问题的我们才通知。我又问,那么多工人生病,怎么解释。还没等老板说话,我又提出要求,想看看职工体检表,老板说可以的,但体检单全在县医院。

这样的表态不是等于没表吗。

老板想了想说,关于工人病患问题,前段时间有种说法,大家都怀疑是工友小吃店的卫生出的问题。我问什么叫怀疑,实际上呢。老板说,我们还在调查中。我说,调查归调查,怎么把抚恤金扣了,这是两回事,退一步说,即使小吃店卫生有问题,那五万抚恤金也应该给清,乡雪父亲因工命都赔进去了,都三年过去了,抚恤金还没给清,你们做事不讲规矩,也应该讲点人道。

听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老板和副厂长对视了一眼,副厂长刚要说什么,就被老板挡了回去,他说,事情是复杂一点,该给的我们会给,但有些事,不便讲开,这样吧,我们再核实一下。

听老板的话,我感到纳闷,好像有难言之瘾,都三年了,还需要怎么核实,虽这样想,又不能把事弄僵,所以我只好说,那就再等等吧。

副厂长几次想岔开话题,都没得逞,最后,他把话转到下井的事上,他对我说已经安排好,三号井。没让我喘气,他说完就叫人帮我穿了工作服,戴了矿帽,穿了长筒鞋。副厂长倍我下了井,一路上,他脸上都堆着笑,并说前次砍树错了,请我多包涵。

我们坐铁轨车直奔采煤处,沿线随处可见标语和提示,诸如“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很长一段路,我只看到一个天眼,说明通风不达标,所以很闷热。前面的钻山机凿岩打眼声,像钻在我的神经上。慢慢空气浓稠起来,什么也看不见,在井灯照射下,煤灰抱成团,蘑菇云一样,不是向我们涌来,是披头盖脸的向我们砸来,脸上生痛,用手一挡,尽是细煤渣,我赶紧用毛巾捂住嘴鼻。副厂长吆吼了两声,而里面响声仍在继续,没办法,副厂长钻进了煤灰中,一个奋不顾身的身影。开凿声终于停下来,没想到,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露了出来。我叫了一声秋生,果然那人应了一声。秋生取下矿帽,向我笑了笑,满脸的黑,只有眼白和牙是白的,就像是水银灯,白得耀眼。副厂长没让他们停下,而是叫他们用水管扑压煤尘。

煤尘被压下来后,十多个矿工才浮现出来。负责三号井的,刚好是秋生他们队。副厂长不知我们是熟人,给我们作了介绍,在副厂长嘴上,我成了省上来的“有关领导”。副厂长介绍完情况后,要矿工们也说两句,矿工们你看我,我看你,一脸木讷,按副厂长的话说,“有关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机会难得啊。我注意到,副厂长向小煤子示意,然后小煤子咳嗽了两声,结结巴巴的说,我,我们,们队,负,负责三号井,厂里要,要求我们安全生产,厂里还,还定期为我们检查身,身体。我问这么大的煤灰,你们受得了吗?小煤子说,没事,我,我们都这样,习惯了。

小煤子似乎没说完,也似乎就说这些了。副厂长打断了他的话,然后对我说,我们上去吧,他们要爆破了。

就在我们将要离开时,瓦斯探头上的数字,像个警报,闪了几下,13%,这是个危险的数字,我查过资料,矿井下的瓦斯浓度不能超过1%,我提醒副厂长,他却说没事的,有时到16%也没事的。他边说边用手给我开路。我不是他们上级领导,说了也没用,但我为井下的工友担了把冷汗。

一出矿洞,天高地远,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五脏六腹突然轻松下来。只有从洞里出来,才能感受到洞外的美好。

坐在厂部,还让我惊魂未定,那个13%的数字还在闪,那些煤灰好像还在扑面而来,从口而入,胸腔里,黑色蘑菇云在翻腾

老板已经准备好了菜饭,老板对我说,有什么意见和感想,饭桌上慢慢谈。老板带大家进了食堂。

酒过三巡之后,老板对我说,欢迎云老师多来指导,我们做得不够的,也请云老师多批评,我们厂子小,养活的工人却不少,算是为国家为人民作点贡献吧,其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我们需要鼓励,所以在外面,请云老师多多美言。

老板说完就递给我一个红包,我说无功不受禄。老板说表达一点谢意,你大老远的来关心我们,不容易。

老板为何这样接待我,我心里自然明白,他们虽然不太明白课题调研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记者可不是好惹的。那晚他们喝酒的疯狂劲,真让我见了世面,一伙人硬是把六瓶白酒倒进了肚里。

不过第二天,我还是按时到小吃店吃了早点。小煤子病了,工友们只来了十二个。看到越来越少的工友们,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以哪种身份,我都要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矿工们的职业病。

秋生告诉我,那天在井下,小煤子说的话是厂里安排的,什么定期检查身体,从开厂以来,就上个月查过一次,查出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没谁看到体检表,有没有病,由他们说吧。

工友们离去后,我才发现“工友小吃店”的招牌,已经掉了一块,悬在下面,上面的字,只留下“工友小”三个字。我找来凳子和钉锤,乡雪帮我扶着凳子,钉好招牌,我从凳子上下来,退了两步看了一眼,五个字冷冷清清的待在木板上。

我告诉乡雪,我去县医院查一下工人们的体检表,抚恤金的事,我会追紧厂方的,学唱歌的事,也是大事,不要错过机会,得抓紧时间。

乡雪望着远处,无精打采的点了点头。

 

县医院院长,是个行政干部。听我介绍自己是记者,他的态度很冷淡,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当我提出要求时,他约停了几秒钟,然后对我说,县医院除了日常看病以外,还负责全县职工的体检,体检职工很多,对某单位某职工的情况,我们无法记清。

听他这样说,我说我自己察看一下就行了。

院长没看我,而是看着桌上一份文件说,对不起,煤厂职工体检表已经给他们,你要看,应该找厂方。

凭他的态度,要在医院看到体检表,已经不可能。煤厂职工体检表,是否在医院,我不能确定,但煤厂职工的体检情况,比如职业病情况,作为院长,他应该是知道的,我希望他能告诉我,而他还是闭口不谈。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或者说在关系网的左右下,一些事情,不能按常规办理,更不用说操守职业道德了。

不过,操守职业道德的医生也有。一个医生知道我的目的后,告诉我13号病人就是煤工,并且患了职业病。我迫不及待的进了病房,没想到,13号病人竟然是老煤子马师。

老煤子病情更重了,仍然一脸木讷,我的理解是,他已经没有热情和力气面对这个世界了。看到他瘦弱的身体,我也唯能安慰。

医生告诉我,马师因长期呼吸大量游离的二氧化硅和煤尘,导致肺脏形成胶原纤维为主要成份的矽结与弥漫性进行间质纤维化,说直接一点就是尘肺病。病患慢慢透扩肺部,使整个肺脏成为黑色,然后硬化质变。这种病很难康复,严重病人只能终身带病,并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告诉医生,这样的病人在矿山很多,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只管医院里的病人。

医生说得也没错,但体检过的矿工总该管吧。当我问及煤厂职工体检情况时,他说他不管这事,该院办管。

煤工的病情,我当然知道,我查看体检表,是另有用意,只有看到体检表,我才有发言权,才能为工友们说话,但目前的情况是,即使煤工体检表在厂部,我再回煤村,也不可能看到。矿工们的病情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决定先回城,弄清职业病的相关规定,再回来,想办法查看工友们的体检表,最后将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

回到省城,我作了很多了解,国家对职业病有明确规定。《国家职业病目录》中有十余种尘肺病,凡在此目录中所例举的职业病,都属工伤,国家或企业都应补偿,根据《工伤条例》相关规定,对因工患职业病的职工,每年付给四万医疗费,伤残津贴六万,并赔交各种社保。而煤村的煤工们,连自己患没患尘肺病,都不知道,在他们的辞典里,没有职业病这个词,就别说其它赔偿和费用了。

更恼人的是,乡雪也患了尘肺病,并且已是三期,已经很严重了。虽然对乡雪的病,我早有预感,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仍然怔了一下。秋生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一情况时,声音也像患了病,晃晃悠悠,没有力气。

我叫秋生把电话给乡雪,乡雪却没接电话,她要秋生告诉我,别为她担心,说完电话,秋生就关了电话,那以后,我们就再没通过电话,本想说说学唱歌的事,还想问问抚恤金的事,但总也拨不通。时间过去几个月,依然如此,一定是乡雪不让打扰我,或者出了什么事。

那个冬天,虽不寒冷,却飘起了雪,一朵一朵,晶莹剔透,白得耀眼,我打开窗户,雪就飘了进来,像远方来的客人,一种情素飘然而至。我伸手接住一朵雪花,雪花还没站稳,就化了,像一粒眼泪躺在我手心,我心里一阵冰凉。

虽然不希望雪是黑的,但我站在窗前,总感到有一朵黑雪就在雪的深处,我抬头望远,目光在飘扬的雪花中搜寻,结果,朵朵雪花像茫茫人海,我没有找到那朵黑色的雪朵,却看到大雪深处,黑色的山野和村庄,“工友小吃店”的牌子,虽然字迹模糊,却固执的守在那里,孤怜怜的守在寒风中,老远就能看见,店牌竿下是乡雪忙碌的影子,而吃早点的工友已廖廖无几,整个情景里没有声音,只有乡雪的咳嗽声,清晰而无助的咳嗽声,在山野中传得很远。山野连着山野,远远望去,乌岭山下,煤村一个土堡连着一个土堡,我又看到了那片坟场。不祥之感,时时困扰我。

也许是雪的牵引,我想起乡雪给我烧水烫脚,想起乡雪给我喂姜汤的情景,想到这里,乡雪无助的样子老在眼前晃动,不知抚恤金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决定再次重返煤村。我作了准备,给乡雪买了几张歌碟,并将所有关于职业病的文件,复印几份,随身带上。

我是自驾车到煤村的,到煤村时,我的轿车,由白色变成了黑色。我老远就看到,工友小吃店的招牌,孤怜怜的站着,因雨水和煤灰的侵蚀,店牌已斑斑蚀痕,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歪歪斜斜的站在风中,不停的晃荡。

店里忙碌的,不再是乡雪,而是乡雪妈。

乡雪妈告诉我,乡雪去省城打工已经数月。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问乡雪妈,她一个人去的吗。

乡雪妈说,还有秋生。

我说,不该让她出去的。

乡雪妈说,是她自己要去的。

我说,她已经重病在身。

乡雪妈说,就因为得了病,她才要出去挣钱治病的。

我说乡雪的病三分治,七分养,不能累着,打工很辛苦的。

乡雪妈说,该说的我都说了,她不是不听,她也没办法,煤厂不给抚恤金不说,副厂长还三天两头的找麻烦,她说守着小吃店,也守不出钱来,干脆出去打工,趁早挣钱治好病,然后跟秦老师学唱歌。

说到这里,我喉头哽噎了一下,没再问下去。不能埋怨乡雪妈,不是她不疼女儿,是女儿心存志向,谁也拉不住,这很符合乡雪的性格。

我问了抚恤金的事,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但想不到的是,五万元抚恤金至今未给。乡雪妈说起这事,眼泪就出来了。这事让人费解,一直让我满腹疑虑。

那天早上,吃早点的工友只有八个人了,更想不到的是,八个人中还有一个妇人,她是老煤子马师的老伴,我问她为何老马师没来,在旁的乡雪妈扯了我的衣角,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话已经问出去了。过了几秒钟,马老伴才说,老马已经离开了人世。

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里有些伤感,一个十八人的队伍中,又一个人离开人世。显然老煤子是被职业病夺走的,按国家规定,老煤子应算工伤,应有相关的补贴和赔偿,我问马老伴,她答非所问的告诉我,厂里很负责的,把老马的后事办得很重。关于补贴和赔偿。马老伴自然不清楚。

马老伴是替老煤子来吃早点的,说白了,是来照顾乡雪家生意。她对我说,这是老马临终时的交待,老马说小吃店可以少下他,但不能少了他这个人数,老队长为大家命都搭上了,我们不能丢下乡雪娘俩不管啊。

听到这里,乡雪妈卟嗵地向马老伴跪下,马老伴和工友们赶紧扶起她,然后一个个付了油糕钱,默不作声的离去。乡雪妈拿着钱,眼眶有些湿润。

我安慰了乡雪妈几句,就很快去了厂部。我不奢望见到老板,但副厂长应该在。果然,我老远就看到副厂长进了卫生间。我进了厂办,厂办的人见了我,也很热情,他们告诉我,老板一直在城里忙,我说副厂长在就行。正说着,厂办的人就接到了电话,电话很快接完,然后厂办的人告诉我,副厂长也不在。我说刚才还见副厂长进了卫生间。他说看错了吧,副厂长进城办事,说不好什么时候回来。

我心里清楚,是副厂长不想见我,我向厂办的人问起抚恤金和体检表的事,他却反问我,什么抚恤金,什么矿工体检表。

我知道,要落实这两件事,都得找到副厂长。就算你副厂长进城,总不会不回来吧,今天不在,就明天,直到事情解决为止。看来我又要耗几天了。我已经不像一个课题调研者,倒有几分像个破案的探子。

我住进招待所,准备找工友了解一些情况。结果一个电话,让我不得不离开煤村。电话是环保局打来的,他们要讨论我的课题,时间很急,加上乡雪已经到省城,我总感到她会来找我,所以我决定即刻回城。

在离开煤村的时候,我见到了丘子,他仍然习惯性的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稍稍的对我说,听说你来过问乡雪抚恤金的事,这事没指望。丘子神神秘秘的样子,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我追问道,为什么。他看了看四周,凑到我耳根说,乡雪她爸矿难时没死,他是死于职业病,听说是尘肺病,所以厂方不想给余下的五万。

听了丘子的话,我愣住了。虽然我对德贵的死一直有疑,但没想到竟是这样,我问,那厂方为何把德贵视为矿难至死呢?丘子又看了看四周,接着说,厂方早就发现职业病问题,不敢撞破。

虽然我对丘子没好感,但他的话,我信。听了丘子的话,我什么都明白了,整个煤厂,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患了职业病,把乡雪爸当成矿难处理,只是一个人的事,如果当成职业病,前面死的,即将要死的,加在一起,将是不计其数,并且后患无穷,如果按国家规定,又是工伤、又是补尝、又是伤残补贴和各种社保,那将是个无底洞。

眼看丘子就要走了,我对他说,乡雪进城打工了,丢下大妈一人,你应该抽时间去看看。没想到丘子说,我要苦钱,哪有时间呀。

说完,丘子就上了手扶拖拉机,我说我不搭你的拖拉机,跑啥。他没说话,拖拉机突突的冒着黑烟,溜走了。

看到丘子背影,我突然明白,陪乡雪进城打工的,不是他,而是秋生。幸好是秋生,我为乡雪感到庆幸。

我是在一阵大风中离开煤村的,当时风中的煤村没了轮廓,更没了色彩,所有景物在风中躲躲闪闪,连路都被煤灰抹去了。

 

课题论证会如期召开,我的课题报告,引起到会专家的重视,会上我回答了各种提问,并出示各种补充材料,唯一不能证实的,就是矿工职业病问题。大家要我继续努力,找到矿工体检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证明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以及人源污染问题,课题也才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我始终坚信,煤村煤矿职业病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我真正担心的是乡雪,她不是矿工,所以得不到任何保障和赔偿。

乡雪下井采煤时,初中毕业,只有十六岁。每家各自为阵,乡雪一家三口都下井。乡雪爸用岩斧和风钻取下煤层,乡雪和她妈,负责把煤装进箩筐,然后拉出。没有扑尘水,整个煤洞,煤尘飞扬,他们用毛巾捂嘴鼻,但捂不了多长时间,捂一阵又取下,然后再捂上。其实用毛巾捂口鼻,没有多少效果,纯是徒劳。

建厂后,虽然乡雪再没下井,但整个煤村,照常煤尘飞扬,在此生活的人,每天都受到煤灰的侵袭。时间一长,乡雪的尘肺病就落下了。我到医院咨询过,乡雪的病是可以痊愈的,但费用很高,钱的问题,可以想办法,眼下是要找到乡雪。

我无数次拨打电话,每次电话都是肓音。很奇怪,号码是乡雪妈告诉我的,却从来没拨通过。不过,不管能否找到乡雪,为乡雪募捐的事不能停下。我想只要捐到钱,乡雪是能找到的。

我把募捐的事告诉了秦老师,她很同情乡雪,乡雪还要学唱歌呢,靠她自己挣钱治病,谈何容易。我和秦老师一起到了校团委和学生会。

校团委和学生会很支持,并很快在全校发动募捐,还联系上一家公益慈善机构,那家公益慈善机构也行动起来,为乡雪募捐。我还将乡雪和煤村的事,写成文章,配了乡雪和煤村的照片,一并在报上刊登,并通过媒体为乡雪募捐。很快,“黑雪女孩”的故事,在省城传开。

那天,我来到学校学生会,募捐广告词,引人注目,“山中百灵,危在旦夕,花季少女,美丽求助”。一个老教授来到募捐箱前,掏出四张百元大钞,没有一丝犹豫就放进了募捐箱。同学们感谢他,他说我拿出四百元不影响什么,求人要紧啊。

我向报社提供了一个银行帐户,半个多月下来,加上那家公益慈善机构募捐到的一万多,已有十万,治疗费用已经凑齐,而乡雪仍没踪影。为了尽快找到乡雪,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

过了几天,报社告诉我,乡雪找到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系上开会,我请了假,直奔报社接待室。接待室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她问我找谁。我反问她,报社的人呢?话声刚落,安编辑就进来,他说感谢老天爷,乡雪终于找了。我问人呢?他愣了一下,指着旁边那个女子说,那不是吗。

我一头雾水,难道乡雪整了容?我认真打量那女子,然后摇了摇头,不可能,即使乡雪整容,也应该留下一点以前的影子。而我面前的女子,却完全是个陌生人。安编辑对女子说,乡雪,这是云老师,你不认识?那女子怔了一下,然后一张脸很快就堆满笑容,她拉着我的手说,云老师,最近可好。按理说,我应该马上否定她,但我竟然不敢。我再次认真打量,她比乡雪高,身体也很健壮,即使整容,也不可能这样。我一脸怒气地问她,你是谁。她却说,我是乡雪呀。

这次我没犹豫,我对安编辑说,叫你们保安来,这是一个骗子。

安编辑说,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行骗也不看看地方。

看情况不妙,那女子撒腿就跑,被进来的保安捕住。要冒诈,也应该想想事情的可能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不是乡雪还不行吗”那女子一直在吵闹,并且哭哭啼啼,是不是有点神经问题,最后保安把女子送去了派出所。

 

煤村终于出事,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噌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连琐反应,这一矿难事件引出煤村环境污染问题,乱开乱发,黑色魔瘴向周边扩散,村庄和大地病入膏肓,大自然的五彩缤纷,被黑色抹去。报上以《一个即将被煤灰掩没的村庄》为题,报道了煤村的情况。

事发后,政府成立了由环保、卫生防疫、安全保障、国土资源等方面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煤村及煤矿进行全面调查。一次矿难,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由此,解决乌岭煤村一带的污染和煤矿安全问题,指日可待。本来应该高兴,但我仍然感到悲凉。按理说,我向有关部门提交过调研报告,课题报告也进行了研讨,事情本身却没有得到任何推进。课题就是课题,只是书生笔下的文字,纸上谈的兵马,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我为课题感到悲哀。

也许是乘煤矿事件的东风,那几天,报上连续登了寻人启事,而半个多月过去,乡雪仍音讯杳无。乡雪还在省城吗?她的病情如何?我甚至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但都得承认一个事实,尘肺病很危险,老煤子马师就是例证,连工友小吃店吃早点的人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七人,并且已经病得不轻。望着远处,我突然想起乡雪妈和丘子说过的同一句话,“煤村人是埋了还没死的”每次想起这句话,我就心情沉重。

更让我心情沉重的是乡雪,也许再也找不到她了,虽然我不愿意这样想,但又时时这样想,因为病不饶人。我取出那个银行卡,抚了一下崭新的卡面,叹了口气,想了一遍乡雪瘦弱的样子,甚至想到,这八万多,再加上那家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万多,共十万元人民币,已经到了如何处理的时候了。我和报社、校团委学生会已经商量好,十万元全部交给乡雪妈。

那天,校团委要我一起去那家公益慈善机构,一方面去取回那一万多善款,一方面当面感谢那家机构。按约定的地点,我们到了那家机构的会议室,会议室围着一堆人,一个女孩子告诉我们,她们一个员工突然病了,领导正在安抚那位员工,那位领导见到我们,就转过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指着沙发上的女员工说,员工突然发病,正准备送往医院。

当时患病员工背对着进门处,一个娇小的背影斜靠在沙发上,很快司机就来了,大家正在将病人往车上抱的时候,我看到那病人竟然是乡雪,开始我以为看错了,我喊了乡雪的名字,乡雪睁开了眼睛,她有气无力地向我点点头,没错,她就是乡雪。得到确认后,我告诉那领导,乡雪就是我们要资助的山中百灵、黑雪女孩,我向那领导表达了谢意。那领导睁大眼睛,感叹不已,她说她没想到乡雪重病在身,还坚持上班,一点不像需要特殊治疗才能维继生命的人。我说这正是她的性格。校团委的人留了下来,我跟着去了医院。

乡雪脸色苍白,嘴皮有些发乌,以前不这样的,这不是好预头。她被抬进急救室,医生给她作了初步的处理,在输液时,乡雪清醒了过来,她见到我很激动,我叫她不要说话,而她说,没事的,老毛病了,很快就会好的。

医生制止了我们的谈话。随后,乡雪转到住院部。医生走后,我和乡雪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很小很细,就像一缕轻风吹过。

她第一句话,不是介绍她这段时间的情况,而是向我认错,她说她不该不跟我联系。我说你不联系也罢,为何你的电话永远拨不通。她说不会呀,她拿出手机,叫我再拨一遍,结果仍然不通,她看了我手机上显示的号,才对我说,那是她以前的号码,手机因被盗,所以换了卡。

换了号应该告诉我嘛,我仍然有些不高兴,但没有表露出来,毕竟她是个病人。

我说,是你不想和我联系吧。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话。

她说,不是不想和您联系,是不想打扰您。

我说,你这丫头,你不想想,你这样做才是真的打扰我了。

她说,对不起。

我说,不过,这很符合你的性格。

她说,是我不好。

我说,事都过去了,就不说了,现在联系上了,这才是重要的。

乡雪话音刚落就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我帮她扶了起来,我知道她这病坐着会好一些。等她缓解过来,她对我说,没事的。

乡雪把她和秋生的情况告诉了我,进城后不久,秋生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洗车行洗车。而她天天去劳力市场,半个多月后,到一个干部模样的妇女家做了保姆,那女干部倒是一个好人,但很快就把乡雪辞了,这事不怨女干部,当她发现乡雪肺部有问题后,很为难,肺病会传染,不适合做保姆。不过女干部很负责,把乡雪介绍到这家公益慈善机构,虽说是非政府机构,但发工资,比做保姆强多了。

机构很清闲,或者说,机构给乡雪按排了最清闲的事,守办公室,接电话,有人来了倒一杯水,工作很简单。

工作稳定后,秋生带她到医院去了一次,拍片,透视都做了,和县医院说的一样,病可以医治,但费用高,保守治疗只能暂时缓解。自然,按乡雪她们现在的情况,只能保守治疗,医生开了药和针水,乡雪也算聪明人,没去交费,而是按处方到街上药店买了药。按她的逻辑,节药一点就等于赚得一点。那以后,她很认真的吃药打针,还熬了中药。

听到这些情况后,我告诉乡雪,身体暂时的缓解,并不说明病情好转,要彻底根治,必需住院做磁疗,活血化瘀,增强免疫力,需要很长时间。我没告诉她,即使这样也只有70%的把握,仍有30%的人不能康复。按乡雪的三期病情,就不是70%了,而是更少,实话说,我很为她担心,对治好她的病,我没有信心。但我必须鼓励她。

看到乡雪没沉默下来,我估计是她担心钱的问题,我把为她募捐的事说了。听了我的话,乡雪脸部就抽蓄起来,眼圈一红,泪就淌了下来,我对她说,不要激动,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那些为你捐钱的人。她说她不知怎么报答我。我说等你病好了,好好学唱歌,去拿回一个大奖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她说她一直没有放弃学唱歌的念头,她还想着挣了钱治好病,再来找我,然后跟秦老师学唱歌。我说人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说完,我就拿出银行卡,郑重的交到乡雪手中。乡雪接过银行卡,没有马上装进衣服口袋,我说卡里有88956元,再加上慈善机构的一万多,一共101956元,现在有钱了,你安心治病,把病彻底治好了,再出院。

说完这番话,我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

这时,秋生赶到了,看到我,他很吃惊,当他知道事情的经过后,说了句真是有缘。我也觉得秋生说得没错,我和乡雪她们真是有缘。

 

十一

那天,我先给乡雪拨了电话,告诉她我要到医院看她,没想到,她在电话里说话很慢,好像在想一件什么事,所以语气有点心不在蔫,或者说她的语气很免强。当时,我并没在意,很快就来到医院,把秦老师为乡雪学声乐的计划也带来了,目的是想让乡雪高兴,给她一些治病的信心。结果我赶到她的病房,并没见她的踪影,等了一会儿,也没见到,我正在纳闷时,一个姑娘朝我走来,打量了我一番之后,她笑了笑。

她问我,你是云老师吧?

我点点头,是的。

她笑容可掬的对我说,云老师,你好,我是公益慈善机构的小关,是乡雪的同事,实在对不起,乡雪已经去煤村了,她特别要我告诉您,她非常抱歉,将你为她募捐到的十万元人民币,留下五万治病,其余的五万,她带去买树苗了。

听小关这样说,我急了,问什么树苗?小关对我说,云老师应该收到短信了吧,乡雪说她会发短信告诉您的。

我赶紧掏出手机,果然有乡雪的短信。我赶紧按开信息键,结果看到的不是短信,而是长长的一封信:

 

云老师:

实在对不起,我又一次让您失望,又一次的让您不高兴,我让您操心得太多,我知道,说一声对不起是不够的,我本应当面把事情说清楚,但我不敢面对您。

事情是这样,我现在所在的单位是公益慈善机构,这是一个好人群体,我从没遇到过这样多的好人,我很感激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两件做好事的壮举,而我没有,我心里不踏实,所以我从您手上拿到钱时,就想用其中五万买树苗,然后种到煤村小学周围,能种多大面积就种多大面积。云老师,那次,你制止副厂长他们砍煤村小学的树,你的愤怒让我至今不忘,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当时也很难过,心想他们砍了,有条件时,我们再种上。这次,我把你为我捐的钱用在这上面,请您谅解。

我知道我的病很重,睡觉也不能躺下,经常用手摁腰部,用手拍打胸口,不这样就难忍受,身体的痛苦,我没告诉任何人,我强撑着,但我向您保证,办完这件事后,我一定听您的话,到医院治病。

我今天感觉好了一些,我此时正在去煤村的路上,云老师,这样长的时间都挺过来了,请您放心,我会好好回来的,我治好病,还要跟秦老师学唱歌呢。

对不起您了,多保重。

乡雪

 

读完信,我问小关,乡雪一个人去的吗?小关告诉我,还有一位同事。

我给乡雪发了一条短信:乡雪,出力的事,多让同事做,你千万别累着,我已驾车上路,随后赶到。

我望了望天空,天很低,乌云正在调集,一堵一堵的,重得像要从天上砸下来,让人感到压抑,好像有雨雪,虽然不会下黑雪,但这样的天空,总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和小关道别后,就上了路。刚出城,我手机就响了,似乎特别的响,我掏出手机,上面显示出乡雪的名字,我想可能是乡雪要告诉我,她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摁开接听键,结果,不是乡雪。不知是车外噪音大,还是对方说话急躁,电话里的普通话女声,让我听起来很费力,我只好停下车,请她再说一遍。那个女声仍然很焦急的告诉我,她是乡雪的同事,刚好出城去煤村,乡雪就晕过去了,脸色苍白,呼吸困难,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忙问你们在哪。对方说正在回医院的路上。听到对方抽泣的声音,我说,别哭,我马上赶到。

我刚调过车头,眼前突然一闪,一个响雷在我头顶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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