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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与开放诌议(661骆伯毅)

(2019-07-14 22:24:31)


自从2018年3月美国挑起贸易战以后,中国于2019年6月2日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国立场》白皮书。白皮书透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由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700亿美元;中国2018年在上海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先后在上海、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丝绸之路沿线、沿江、沿海设立了许多“自由贸易实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国内外的企业进一步减费降税,解决融资、投资问题,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有人要问:中国何以这样?这是妥协、退让,还是兴国良策?对此,笔者抛砖引玉,拟给出浅显、简要的回答,愿博大家一哂!

一、价值与贸易。人们生产劳动的成果,即产品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此二者都是建基于产品的价值——生产的目的性之上的。生产制造产品,归根到底要占用人的劳动时间,耗费人的体力、脑力,即一定的“成本”,由此形成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如果将产品用于交换,这就是“商品”,商品中凝结了生产制造者的知识、技能、文化偏好及艺术审美,体现了生产制造者的意愿和智慧,由此形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资源秉赋不同,由此形成了各种商品的“稀缺性”,“土特产”就是体现“资源优势”的商品。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是不断演进发展的,推动这一演进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标志这一演进程度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即生产同一规格的商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时间”。由于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手段不同,商品中的知识、技术含量不同,功能、效用不同,因而交换价值不同,由此形成了商品的“先进性”和“竞争优势”。国家的“先进”或“落后”,皆是以“生产力水平”为参照的。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商品耗费了较少的“抽象劳动时间”,生产效率高,产品价格低,更有竞争力。所谓“名牌、品牌”,就是体现“技术优势”的商品。显然,工业化产品、名牌产品,有利于交换,有利于贸易,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优质价廉的商品是摧毁一切仇外心理的重炮。”综上所述,地理环境、资源秉赋、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导致了交换、贸易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它也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生产分工和生存智慧。

二、外贸与开放。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只有在交换、贸易以后才实现了它的价值。商品贸易在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充分地自由竞争以后,最终走向了“行业垄断”,国内市场已被资本家“完全占有”。于是,先后崛起的西方列强都把目光转向了国外。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家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实际行动;与此相应,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及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就是中国、日本被迫对外开放的典型例证。它也同时证明了外贸与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它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国际活动,不可抗拒、阻挡,必须服从、顺应。

三、外贸、开放的兴国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却建基于外贸和投资,这二者又取决于改革开放。社会需要是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科技创新研发社会所需要的产品,通过贸易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投资者获得经济收益——这就是科技创新持续循环的社会机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内贸(内销)相比,外贸(出口)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理由有三:其一,产品内销,由于地方观念、本位思想,很容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背后的技术进步;其二,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因而回馈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技创新。日、韩的技术崛起,就是因为本国市场不大,产品必须外销,才有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的崛起,以及在背后支撑它的发动机、新材料、显示技术等“硬实力”的崛起。其三,产品出口必然要与外国同短兵相接,会迫使企业拼尽全力。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与国企相比,私人投资(上市公司)更有利于科技创新。例如,在高铁领域,中国以国家财力开发出世界顶尖技术,但高铁的采购者必然是政府或国企,它并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从而使得私人资本能发挥价值的空间不大。但在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以及芯等直面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行业,私人投资的意义则不同凡响。在美国,像英特尔、高通这样分别处于电脑、手机硬件产业链最顶端的芯片和方案供应商,都不是国企,而是上市公司。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创新行业,私人资本都是主角。它形式多样,有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还有二级市场的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它们总是是嗅觉灵敏,能自动实现对资金的有效配置,把钱投放到真正创新的地方。美国IT硬件崛起的路径,就是政府支持的军工技术外溢,然后由私人资本接盘,最终推动民用化。民用化盈利,又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一步提升。由此可知,我国之所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大力倡导军民融合,持续地为民资、外资涉足的领域解禁,依法保护各类经营者的权益,在自由贸易实验区实行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管理,就是要排除科技创新在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之所以破天荒地举办“进博会”,设立“自贸区”,减轻企业负担,提供优惠条件,改善营商环境,就是要搭建一个大舞台,引“狼”入华,群雄竞技,角力、较量,用竞争来推动创新,提升创新;与此同时,也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华企挺进广阔的国际市场,以此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四、外贸、开放的重新思考。前已述及,外贸、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兴国之良策;外贸、开放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外贸、开放的实质是利用外部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按比较优势承担国际分工,进行产业定位。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深谋远虑,积极灵活地、稳妥慎重地应对全球化大潮中新的挑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按照华民(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的研究,外贸、开放始于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远洋航海时代。从那时以来,人类在走向开放的道路上有以下选择:

1、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就是把财富定义为贸易所得(金银),其政策取向就是追求贸易顺差。为了实现贸易顺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就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提供原料和市场。于是,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又合乎逻辑地派生出了殖民主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讲,殖民主义不过是重商主义垄断对外贸易的一种方法。英国在开放之初,就是选择的重商主义。

2、自由主义。它主张在没有进口关税、出口补贴、贸易配额或进口许可证等因素的限制下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自由主义贸易理论产生的基本依据是“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成本低、效率高的商品,来交换无法用低成本生产的商品。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通常都选择自由主义。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化以后,就作了这一选择。

3、保护主义。它追求的不是贸易顺差,而是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且主张政府干预。德国历史学家李斯特就主张德国作这种选择。

4、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在国家的干预下进行。苏联就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专业化国际分工,建立了一个与自由主义世界对立的、非市场的、而且是强制性专业化分工的跨国集团(经互会)。苏联这样做,意在加强对盟友的控制,而成员国则是为了抱团对抗西方。

5、封闭主义。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基于“中心——外围”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出了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必定会成为被剥削者,从而必然要“依附”发达国家的“依附论”,大都有选择了“进口替代”的政策。由此失去了通过开放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最后都走向了经济崩溃、乃至政治解体的衰亡之路。

对于上述选择,要注意两种区别:一是开放道路与外贸政策的区别。前述的是开放道路,至于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保护幼稚产业、加工贸易、外包与产业链分工等,都属于外贸政策,后者可根据前者组合运用;二是上述的选择及其组合,基于何种原因。比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选择,则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殖民主义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环境所处的所谓“丛林状态”有关。

中国开放、外贸的模式需要改变。中国1979年在开放和外贸上的选择,是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组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高达70%,传统产业的GDP占比和剩余劳动人口数量都有很大,显然处于刘易斯增长阶段(请上网搜索“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这时,中国既要解决“两缺口”(储蓄不足、外汇短缺)问题,又要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来实现工业化发展,并促使剩余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及工业部门的转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开放初期的选择同时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两个方面的发展问题,是非常理性的,是切合实际的。

但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经济的内外条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内部看,发展中国家的“两缺口”已经闭合,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制造业已独占鳌头,所缺乏的已不是保护而是竞争。从外部看,中国已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是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的主要当事国,全球贸易失衡主要发生在中美两国,中国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做出了自由贸易的承诺。但是,中国在降低、减少直至取消制造业的出口补贴、服务业和农业的自由贸易等方面,还未达标。由此造成的贸易摩擦不仅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美、英、欧盟等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之所以对企业竞争中的“举国体制”颇为诟病,则一概与此有关。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则贸易摩擦所产生的冲击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脱离原来的轨道,不仅持续下行,而且影响市场力量的发挥。

通过以上审时度势,特别是从中国自身寻找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说明中国到了必须重新选择开放、外贸道路的关键时刻。必须变以前有着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组合色彩的开放、外贸,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开放、外贸。为此,必须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比如,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便无法准确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从而无法解决政企不分和外贸中政府过度补贴的问题;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便很难推进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因为一些重要的服务业基本上都由政府控制,处于不可竞争的垄断状态;没有土地的流转与交易,便难以变小农经济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农业,从而难以及实现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进而成为世界大粮仓。进而言之,不深化改革,不转变政府职能,就不能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受政府保护部门生产低效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清醒:开放、外贸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还是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国防行为;如果把它当作“战略”,则它又是国家间进行竞争、角逐、对抗、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保持这样的底线思维:以美国为首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决不会、也从未放松过分裂、阻碍、遏制中国崛起的努力,各个国家的开放、外贸选择,无不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融合度日益降低,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日益减弱,并可能在5至10年内完全消失;中美的产业结构从以前的互补关系逐渐向竞争关系发展,如今在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势均力敌;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上的全面优势正在衰退,中国虽然进步很快很大,但尚未强起来,在基础科研、航空发动机、芯片等的研发制造上还有短板,所需石油60%依赖进口……美国将此看作遏制乃至扼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执意挑起贸易战,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向中国的“头部产业”开刀,极力阻碍止《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可以肯定,中美之间的摩擦将会是长期的、常态化的。中国有世界上独立的、最完整的产业链,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由此也可以肯定,中国在贸易战中不会输。

老夫年逾古稀,欣逢盛世,欢度晚年。但“位卑不敢忘忧国”,总想把对中美贸易战的观察和思考说出来与学友交流,请国人借鉴。虽有一腔热情,怎奈才疏学浅,拉拉杂杂,一派胡言,诚请高人指教。

 

骆伯毅    2019年7月13日于独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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