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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西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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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拉尼什《当呼吸化为空气》:第二部至死方休(13)

(2020-07-21 11:26:55)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WICOS”(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间,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露西的预产期到了,却没有阵痛反应。我也终于被安排出院了。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体重下降了四十多磅,仅过去一个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现在的体重大概就是八年级时的体重,但头发相比那时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一个月掉的。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我们的双亲都来家里帮忙了。我出院后两天,露西经历了第一次宫缩。她待在家里。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见艾玛,进行出院后的追踪看诊。
“心情不好吗?”艾玛问。
“好啊。”
“你心情应该不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体来说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做好准备,继续做物理治疗,开始康复过程。我之前也做过,所以肯定驾轻就熟的,对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吗?”她问道。
“没有。我已经不看了。”
“片子看着还不错,”她说,“病情比较稳定,肿瘤甚至有轻微缩小。”
我们聊了未来的一些流程。继续化疗,直到我身体稍微强壮一些。以我目前的状态,那些试验性治疗不会接收我,也不可能进行其他治疗,至少得等我身体恢复一点力量。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艾玛,”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强壮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癌症复发的话……我是说,这个可能性……”我犹豫了。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除此之外,还有试验性治疗,这是个广阔的未知领域。我情不自禁地将各种疑问和盘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还有——”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令我想起那个只会说数字的病人。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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