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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病隙碎笔》: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1)

(2019-09-23 06:33:16)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份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二十五、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 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一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之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症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一由 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一性一,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二十六、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 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一性一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一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一交一 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一爱一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一爱一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一爱一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作家陈村说过: 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是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一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钦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一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一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一皮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二十八、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 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一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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