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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2020-02-26 01: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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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铭定义、研究范围及目的

 

“墨盒底铭”顾名思义就是在墨盒底面上镌刻或使用钢印打制的文字、图案,用以记述与该墨盒相关的信息,底铭内容多为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的名称,如松竹斋、万丰斋、懿文斋等,间或刻有刻工或定制者的相关信息,其主要是为了确定该墨盒的归属以及对该店铺起到的广告宣传作用,“墨盒底铭”是相对于盒面及侧壁的铭文来说的,根据实物留存来看,店铺字号刻在墨盒盒面及侧壁上的现象在无论是在清末还是民国都非常稀见,但由于其类似于底铭的作用,小文也将该部分列为研究对象。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为研究方便,结合现在通行的叫法将使用刀具镌刻的底铭命名为“手刻底铭”;将使用钢印打制的底铭称为“钢印底铭”,以示区分,需要说明的是底铭是采用钢制印章打印上去的这一通行说法,虽没有文字资料及实物证明,但应是较为负责任的推测,钢比铜硬度高,便于取材且易制作成印章。

研究墨盒底铭的主要目的是依据有明确纪年款识墨盒底铭资料图片,按照店铺名称及对应纪年对其进行分类,根据某一店铺不同时期墨盒底铭的使用规律,辅助确定一些没有明确纪年款识墨盒刻制的大约时间;同时通过墨盒底铭及对应的刻工款识,将刻工与墨盒店铺联系起来,以初步确定刻工在店铺挂笔单的大约情况。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墨盒店铺这里专指直接进行刻铜墨盒售卖的店铺,如南纸店或兼营、主营墨盒的其他店铺等,从留存下来的松竹斋及荣宝斋宣传广告上有“精刻银、铜墨盒文具”以及“精镌墨盒”来看,南纸店重在镌刻墨盒的售卖,应不自行生产素面墨盒,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素面墨盒是委托京都的铜锡店进行加工生产的,南纸店按单购置后,然后打上或刻上店铺字号底铭,交由刻工进行镌刻后销售,从实物留存的情况来看,各店铺墨盒的质量存在差异,就清末的墨盒来说,感觉松竹斋比万丰斋的墨盒质量普遍要好一些,手头重且不易锈蚀,少有红斑麻面,应是南纸店在委托加工时对墨盒提出了具体的质量要求,由于各自的质量都比较稳定,推测某一段时间内委托生产素面墨盒的铜锡店也是比较固定的。以上说法并没有更多文字资料支撑,比如说委托铜锡店生产一事就没有确据,有些细节也说不清楚,但是从文字资料留存来看,素面墨盒应是在旧京生产的。

同治时期的手刻底铭及光绪初年的钢印底铭

民国时期的墨盒大都有店铺底铭,而清末的墨盒有很多无底铭,从实物留存来看清同治时期更是只有手刻底铭,未发现一件钢印底铭,而钢印底铭从个人所存资料来看,松竹斋是在光绪丙子年,即光绪二年的1876年,而万丰斋是在光绪丁丑年的1877年;目前发现最早的手刻底铭是胡兄所藏松竹底铭,为同治丁卯(1867年)的五月初五刻制,冷兄所藏同治壬申十一年(1872年)寅生也是手刻松竹底铭,笏臣的“义元”斋刻款是在1870年,考虑到收集资料的挂漏情况,钢印底铭最早使用应是在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谢松梁曾讲到刻铜墨盒产生于咸丰年间,最初的墨盒无底铭似也应在情理之中,由咸丰及同治初年的无底铭,发展到同治中后期的手刻底铭,再到光绪初年的钢印底铭,实际上也说明底铭这件事逐渐得到店铺的重视并在逐渐完善。从资料留存来看,松竹斋最早使用了底铭,翰宝斋及义元斋也在同治末年使用了手刻底铭。值得注意的是同治时期并未出现谢崧岱所讲的同治初年“专业”墨盒的万丰斋的手刻底铭,多年前曾经收过一件万丰的刻款墨盒,以为是个很好的资料,但清洗掉厚厚的污垢后,发现万丰款识是新刻,所以做不得数。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牵扯几个与手刻底铭、光绪初年钢制底铭相关的几个问题,简述如下。

一是从实物资料来看手刻底铭并不只是在同治时期,光绪时期也有,仔细分析光绪时期的手刻底铭,个人认为应均为个案。如雷兄所藏丙子年“松竹斋制,寅生锓”桃李园序墨盒,应是应顾客定制要求需将刻工款识刻在盒底,寅生在实际刻制时,将“寅生锓”及“松竹斋制”分别安排在钢印底铭的两侧,整体布局稳妥,刻制一丝不苟,大师完美精神可见一斑,同时从这方墨盒似也能够说明在光绪时期的墨盒,在刻工刻制之前店铺款识已经打制了,否则不需要这么复杂,另外存在一定量的有底铭的素面墨盒,应是素面墨盒与刻铜墨盒同时在售卖。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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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方光绪时期的手刻底铭与鑑湖有关,一方为光绪九年寅生刻兰亭序,底铭为“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京都鑑湖号制造白铜”,刻工精美,细审底铭非寅生手笔,应为另外高手所为;另一方为黄思永款识墨盒,书刻也好,该盒未有明确纪年款识,黄思永是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的状元,一般状元书题的盒子会出现在其中状元之后,所以此方墨盒应是在1880年之后刻制,对鑑湖店铺及底铭还没有研究,不清楚鑑湖斋的几款底铭的前后次序,按照常理推测,之所以存在鑑湖的手刻底铭,是因为鑑湖经营刻铜墨盒应是在1883年前后,此时还没有制作钢印,由此推测鑑湖的钢印底铭或在1883年之后。从这方兰亭墨盒也可知道,陈寅生也曾在鑑湖斋挂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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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鸿文斋手刻底铭问题,鸿文斋有钢印底铭,但均无纪年款识,也出现过几方“鸿文斋”三字款的手刻底铭,单独每件均与盒面书刻一致,应出同一刻工手笔,因未有明确纪年款识,不能确定刻制时间,另外,鸿文斋的一些墨盒存在仿冒寅生的现象。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三是光绪丙子年松竹斋两方钢印底铭在同时使用,两方墨盒均为刻铜文房大珍之品,个人认为松竹斋底铭的不同与其售价无关,应与墨盒的大小相关,认为松竹斋此时是依据墨盒大小的不同而选择打制了不同的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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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出现的另外几种手刻底铭由于没有明确的纪年款识也不能确定其刻制时间,如万盛和底铭的张凯嵩墨盒,祥义和底铭的陆润庠书款识墨盒等,留此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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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将店铺字号刻在盒面上情况寒斋的资料里有两例,一为松竹斋,一为万通斋,万通的这方墨盒堪称精品,其书刻与松竹斋制四字款兰亭有相似处,面刻“京都万通号监制”店铺款识,当时似将此盒作为店铺的刻铜文房样品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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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同治时期刻铜墨盒研究初探(三、手刻底铭)

综上所述,从寒斋所存资料看来,同治初期尚无底铭,中期均为手刻底铭,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分别为松竹、义元及翰宝,光绪初期开始出现钢制底铭,使用最早的是松竹斋。清光绪时期存在的手刻底铭,原因较多,其主要因素推测为该店铺没有钢制字号印章,约有两种情况,一是非长期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只是偶一为之;二是长期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的初期,还没有制作钢印。所以有手刻底铭的墨盒不一定就是同治或更早期的墨盒,需要综合判断。

底铭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及分析对刻铜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是刻铜研究必须的绕不开的工作,但工作量太大,虽多年前按照所列提纲做了一部分整理工作,但因没时间而中辍,底铭资料也未能连续收集。为说明清同治期间的手刻底铭,从中摘出了一部分,同时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希望对刻铜鉴藏有所借鉴。

下一节拟讨论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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