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自传体长篇小说连载之《乐土》
(11)
他托着我的腮帮“薅”我的时候,我就格格地笑,放下之后再让他“薅”一回。他要是嫌我臭,躲着我,我就越往他跟前凑,扑到他身上,紧紧地搂住他的大腿,让他抱。被他抱起之后,偏不叫他用那有胡子茬儿的嘴亲我的脸蛋儿,而是用脑门子用力地顶他的下巴额,要把身上的“臭味儿”都蹭到他身上。
“得了!得了!怪臭的,我还活不?”他两手掐着我的腰,挺伸得直直的,把我举到空中,不让我挨着他的身子,同时大喊大叫,“哎呀呀,臭气大烘的,熏得我都要吐啦!快来人哪,救命呀!”
我觉得这是我的胜利,十分的得意,死气白赖地要熏他。
“爷儿们,咱求饶!求饶!”他赶紧把我放下,“快去买块糖吃,解解臭味儿吧!”
听到这话,我便收起顽皮气儿,不再纠缠闹腾了,乖乖地站在地上,等他从那破窑衣的口袋里往外掏大铜子儿;接过之后,便乐颠颠地跑向街口的小摊子,心里别提多美啦!
有时候,他在窝棚里跟我父亲海阔天空地闲聊,我听着没意思,就跟姐姐在窗子外边的空地上或是地埂儿上玩耍,常常听到他的突然呼唤:
“喂,臭家伙,来!”
我明知道他在叫我,偏要装作没所见,不吭声。
“喂,臭儿子,跑趟腿儿,给干佬儿买盒烟去!”
听到“买”字,我就特别长精神,不管玩什么,玩得多入迷,也要立刻扔下往屋里奔;接过钱,乖乖地照他指点的去买东西。不知怎么回事儿,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钱,特别的爱花钱。我常常是站在炕沿下,跳着高儿,从“李大个子”故意举得高高的手里抢过纸票子。一看那票子的颜色和大小,我马上就会猜到能剩下多少“零头”的数目。
母亲这时候准要插言:“这么个小人儿,真会买烟?让姐姐跟着。”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挺懂事儿地问:“买啥牌子的呀?”
“大婴孩儿的。哈德门的也行。”李大个子回答,“剩下的钱,你们买好吃的,多分给我这臭儿子点儿!”
“臭家伙”、“臭儿子”、“臭小子”,还有好多名称招呼我,没一个不带“臭”字儿。从他嘴里压根儿就没有吐出过“钥匙”这两个字儿!
有时候他从外面走进来,不见我,就左右寻找:“咦,臭东西呢?”
母亲立刻告诉他:“刚睡下,在炕里边。”
这说明,母亲也承认和接受了加在我头上的“臭”字。渐渐的,“臭”字成了我的外号、爱称,以至天长日久之后,它竟不知不觉地代替了我的乳名。一直到我娶了媳妇,成了一家之主,长辈们叫惯了嘴,仍然习惯成自然地呼叫我“臭头”,或“老臭头”。
因李大个子赠给我这样一个极不雅、又极难有重名字的大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他,至今不忘。
我和这个干佬儿亲密而有趣儿的关系好象没有维持多久,我父亲就跟李大个子“掰了交情”。我见他们吵过一回,一边喝酒一边吵的。我只记住他们每人的一句话。
李大个子说:“人不亲,土亲,我们是在一块地上长出来的,是喝一井水长大的。人生在世,多会儿也不能忘了根!”
我父亲说:“他是查头子,拿你当枪使,打自己八拜结交的把兄弟。这叫忘恩负义!丢的情义、名声,可比你那条根值钱!”
好几年以后,母亲提起旧事,才告诉我他们断交、绝交的原由:那时候,穷工人们也是成帮成派的,山东的人跟河北的人,各抱一团,常常由于一个人受点委屈,或跟外省人犯几句口舌,就串通、起哄,打群架;一个山东籍的查头子,克扣工人,让河北那团的人给打了,那查头子找山东人替他报仇,李大个子被拉进去,亲手打伤了一个跟他、也跟我父亲拜过把兄弟的河北人。
这件事发生过后,李大个子再没有到我们大粪场子的窝棚里来,我常常想起他。过了很久,有一回,我和姐姐在街上玩耍,很偶然地遇上了他。
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主动招呼我:“来,来,看看小兄弟。喂,喂,叫他,叫他臭哥哥!”
第十章
睡觉、起床,是最普通的事儿,每一天都要睡觉、起床;在那四、五年里边,有过一千多次的睡觉和起床。可是,我再也想不起,每一夜是怎么睡着觉的,却记着好多次从睡梦中醒来的情景。因为那情景在我说来最为美好,最值得珍惜和怀念。也因为老天爷吝啬,恩赐给一个人的那种美好情景,实实在在的太少太短暂了!
那会儿,只要一见母亲把小油灯挪到靠边角不碍手的地方,然后把破被子铺展开,我就撒娇,就要找父亲。
我愿意父亲带着我睡。父亲却极少能带着我睡。每逢天一擦黑,父亲就换上又黑又烂的窑衣,一手提着干粮袋,一手攥着搭在肩上的镐柄,要去上工。我不让他走,他就哄我,说等下班回来给我买糖梨。我又想吃糖梨,又不想让爸爸走,仍然抓着他的衣裳襟,或是攥住他的手指头不松开。
“你到底儿想吃糖梨不?”他用不耐烦的口气问我。
“想吃。”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就让爸爸上班儿。”
“我跟你去。”
“小孩子哪能下井呢?井深着哪,黑咕隆咚的好几百丈。”
“好几百丈多深呀?”
“反正看不到底儿。”
“那么深,你下去还能上来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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