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在历史的眼睛里〉序》

去年盛夏，一个偶然机会，在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山东省昌乐县，我与王耀东同志相识了。

当时我住在宾馆的西楼。王耀东热情，爽朗，“见人三分熟”，举止无一点拘束，谈吐更不拐弯抹角，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也直言不讳。我揣摩：他像乡政府的第二三把手领导，而且是专管“外交”的；他也像一个在军队里干了十年以上的老兵，十有八九属于师团机关的参谋、干事那类人物。当县长王继东介绍他的这位临朐县老乡是个从农民到战士，最后成了知名诗人的时候，我便肃然起敬了。因为我的文学生涯起步阶段，也曾热衷过诗歌。转眼之间，跟诗竟然阔别了三十多年，然而我的“诗心”不死，总站在诗歌殿堂外关心着诗，常为诗的兴衰而喜而忧。所以对于在诗的征途中坚持地走了下来，并取得成就的王耀东同志，自然是敬重的。同时，相同的农民出身，相同的自学经历，我能想象他如何艰难地走到这一步，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换取如今的功成名就。凡是事业上的胜利者，无论天赋如何，都必定是有志气，有毅力，不怕吃苦和肯于作出某些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被敬重。县长的介绍，验证了我对王耀东的直观感觉。这个王耀东，不比我们文学界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或戴一副假面具，或端起一副大架子，装腔作态，逢场作戏的伪君子们更为可敬吗？

那一天，王耀东说了许多话，第一句就是自我介绍和内心表白：“我是写农民的。现在写诗不吃香，写农村生活题材的诗更遭冷遇。可是我还要写诗，还要写农民。”这话引起我的共鸣，于是敬而近之。第二次在同一地方会面的时候，王耀东就把我看作可信赖的知己，我也视他为朋友了。第三次聚首那天，他把剪贴、打印、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一册诗稿递到我的手上，诚恳地说：“我从新时期写的近五百首诗里边，选出一些，编个集子。请你给看看，指点指点。”

我把诗带回北京，用我心里那杆秤，掂着它们的分量。

在一些诗人疏远了农村题材的形势下，王耀东却对诗，对农村题材一往情深、矢志不渝。这本诗集，都是写变化着的农村的诗；这些诗，紧紧地贴着时代，鸣响着农民的心声。《他，要挺起》、《心底的风》、《独轮车告别曲》、《存折》、《小镇风情》、《育苗者》等等，都属于当今写农村题材新诗中较高层次的佳作。它们不仅仅写的是农村题材，而且篇篇都思想观念新，取材角度新，艺术表现手法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王耀东不以写“悲悲切切”和“凄凄惨惨”的诗作为时髦，更不以仿效“朦胧”和“空灵”的玩艺儿来标榜高深。他自觉地继承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从事别的方面的劳动，可以由他人或自己强制，勉强为之，而文学这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则必须靠劳动者对所从事的事业执著的爱和高度自觉性才能进行，才会有所收获。王耀东以他仅仅小学学历的文化基础，而终于成为知名的诗人，可以想见这数十年间，为具备一个诗人应具备的文化知识，他是如何刻苦努力了。新时期的七八年间，写了近五百首诗，他须付出多少时间、耗费多少心血？仅凭这样的数量，他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文学界劳动模范的行列之中，何况王耀东的诗是以其质量被读者所承认、所赞扬的。王耀东在一封最近来信中感叹道：“现在全国真正为农民出的诗集太少了，好诗太少了。”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当今改革、开放的国策，又是在农村旗开得胜的。当代诗人们为什么不像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诗人们那样，不像诗人王耀东那样，满腔热情地写农民呢？要知道，诗人如若忘了农民，农民就会忘了诗人。诗，离着农民远远的，农民对诗又怎么能够爱和助呢？农村这个读者群可是太大了！如今有不少人哀叹诗歌在出版界和读者中遭受冷淡的待遇，我们可不可以在自身这方面找找内因呢？诗人如果只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又让诗作在诗人们互相欣赏的小圈子里转悠，这怎么能打开诗的蓬勃局面呢？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

发表于《书刊导报》1988年9月29日。收入《泥土巢写作散论》（改题《〈在历史的眼睛里 〉序》）。编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在历史的眼睛里》（改题《紧紧地贴着时代，鸣响着农民的心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王耀东与乡土诗》（改题《紧紧地贴着时代，鸣响着农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