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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28日

(2020-04-28 1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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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马克思的“抽象力”为啥这么牛?

                                                         ——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三)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什么是“抽象力”

    上一集给大家澄清了一个被狭隘且无知的经济学抹杀的事实真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展开的逻辑结果。

    然而,方法论是统摄方法的理论原则,并不是具体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若要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就必须借助某些具体方法和分析工具,才能展开并完成“贯彻”的任务。

    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具体方法作为中介。这些具体方法有: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等。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主要又是通过什么具体方法来实现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依靠抽象力

    所谓“抽象力”,就是抽象的能力。

    所谓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或概括出共同特征、本质属性。

    抽象过程,就是抽象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抽象力”包括两个基本要件:一是硬件(人的大脑或者电脑),二是软件(方法论、计算机程序或者逻辑)。

(二)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抽象工具”

    众所周知,抽象法是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广泛运用的具体方法。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抽象的工具却大不一样。正如卫兴华教授所说:

     “无论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应用抽象方法即科学抽象,但自然科学的抽象方法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可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但政治经济学只能用‘抽象力’,抽象力也是抽象方法即科学抽象,但它是思维逻辑的抽象。”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研究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类社会,后者研究的是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界。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二者进行抽象的工具大不相同。

    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最早只能用肉眼去“看”物质结构。肉眼看不到的则属于“无知”的领域。

    发明了光学显微镜之后,研究者利用光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物质结构。

    发明了电子显微镜(比光学显微镜又高1 000倍)之后,研究者利用电子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更小的物质结构。

    发明了粒子加速器之后,研究者通过加速电子到很高能量,利用电子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更小的物质结构。

    发明了粒子探测器或者谱仪来代替眼睛之后,研究者可以记录加速器所产生的关键信息并将整个过程重建出来(比如粒子的动量、能量以及质量等)。加速器和探测器构成了粒子物理研究的两大支柱,几乎所有粒子物理实验都离不开探测器。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进行抽象时却没有电子显微镜、加速器和探测器可以借用。道理很简单:不论采用何种物理的或化学的观察手段,人们都无法看到“社会形态”或“经济形式”背后的本质关系;不论采用何种物理的或化学的手段,人们都无法找到商品价值的原子和分子。

    正如马克思说: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来进行抽象,社会科学尤其是以“科学”自诩的经济学,却不能全然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抽象。

(三)马政经的“抽象力”有两个特征

    毋庸质疑,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以及相应的程序来不断增强人们的“抽象力”,从而在技术手段上武装了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

    然而问题在于,尽管经济学可以借助计算机来完成某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的抽象过程不可能交给计算机来完成。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不同的方法论或不同的理论逻辑指导下,“抽象力”的任务和特征是全然不同的。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而言,马克思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个任务,与西方经济学酷爱“刻画现象”或“描述现象”的境界,差距甚大。

    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有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指导抽象的方法论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而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其二,支撑抽象的实证基础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而是社会实践。

    一言以蔽之,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离开了丰富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越来越稀薄的抽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吗?

(四)辩证的“抽象力”

    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不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力”的内在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力”的深刻性之所在。对于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列宁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用历史生成的眼界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后者是用静态直观的眼界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批判庸俗经济学时指出:

    为了向您表明,经济学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路约·布伦坦诺发表了《古典国民经济学》讲义(1888年莱比锡版),其中宣称: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学是最有力量的。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我们应当只限于描述事实;这种描述要比一切先验的结论无比崇高和宝贵。‘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 在达尔文、迈尔、焦耳、克劳胥斯的时代,在进化论和能量转换时代,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无与伦比!”

    令我感到荒唐的是,放眼望去,“只限于描述事实”之流的“无与伦比”的做法,如今依然是“现代经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

    问题是,就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而言,指望他们不要“只限于描述事实”,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缺乏辩证法的抽象,只能是现象层面的抽象。所以马克思说: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紧紧抓住了外表”而“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其方法论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抽象力”不是“辩证的抽象力”,而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力”。

(五)缺乏辩证法,数学模型能干啥

    有意思的是,今天已经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的计算机程序(软件)以及数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数学化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的。

    直到目前为止,计算机程序以及数学模型在抽象过程中,都是按照形式逻辑或“二值逻辑”来运行的(二值逻辑只涉及真与假的命题,命题选项只能在真与假中二选一),而不是按照辩证逻辑来运行的,甚至离“多值逻辑”的要求也很遥远。

   虽然计算机程序以及数学模型在定量上有助于增强经济学“抽象力”的计算速度,但是,如果经济学研究要进行辩证的抽象,那么就必须依靠掌握了辩证法的人脑来完成,而不能指望按照形式逻辑运行的计算机以及数学模型来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系统尚不能代替人脑来完成辩证抽象的原因所在。

    如果有一天,计算机程序能够按照辩证逻辑来运行了,那么依靠电脑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或有可成为现实。

    随着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量子计算机有没有可能按照辩证逻辑来运行,从而完成辩证抽象的工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然而直到现在,有关量子逻辑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比如,赖欣巴赫的“三值量子逻辑”,以及基于比克霍夫和冯.诺依曼而发展起来的“正交模格量子逻辑”,它们能否承担辩证逻辑的抽象任务,仍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使用了计算机和数学模型,就断言样本数据的处理结果一定是科学的、可靠的、正确的。

    对于经济学的“抽象力”而言,如果拒绝辩证逻辑,那么再先进的计算机和再复杂的数学模型都只能在现象层面做文章。即使这种“抽象力”有先进的电脑、复杂的数学模型以及量化的手段做支撑,所抽象出来的结论也只能是现象层面的结论而已,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死的死”。如此而已。

(六)为何惧怕“内生性”

    我举一个例子,计量经济学的经典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解释变量必须是严格的外生变量。

    所谓外生变量,是指来自于经济模型之外的变量;而产生于经济模型之内的变量就是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则被视为存在“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在计量经济学中,“内生性”问题属于必须避免或应予纠正的悖论。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内生性”原本就是真实经济活动中内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已。

    比如,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悖论”。

    很遗憾,按照计量经济学的逻辑,由于解释变量必须是外生变量,所以,用生产力这个变量来解释生产关系这个变量,就存在所谓“内生性”问题。

    计量经济学之所以要极力回避经济变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方法论的原因就在于,计量经济学所遵循的逻辑是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由于缺乏辩证的“抽象力”,不懂得运用矛盾分析去正视和处理“内生性”问题,所以,面对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计量经济学只好避之唯恐不及了。

    问题是,面对真实世界内生的矛盾关系,这样的“避之唯恐不及”实证吗?

    可笑的是,这样的“避之唯恐不及”居然被当做“实证科学”,而被供奉在现代经济学的祠堂里面。

(七)形式逻辑的局限

    从时空维度而言,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运用辩证法来进行抽象,就在于我们人类生存在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的四维时空之中,而不是生存在低于四维(零维、一维、两维或三维)的时空之中。

    尽管我们可以在低于四维的时空框架中(比如二维)来描述人类社会,但这种“降维”的描述毕竟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表象的——比如,二维空间虽然能够“平面地”说明人类的生存状态,却不能“立体地”说明人类的生存状态;三维空间虽然能“立体地”说明人类生存状态,却不能“辩证地”说明人类的生存状态。

    问题在于,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不能胜任四维时空的分析框架。所以,只有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才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四维时空中的人类社会。

    在这里,我要给那些痛恨辩证法的人提个醒: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得“时空弯曲”“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等等科学知识,日益深入人心。这就从本体论上动摇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此之后的多值逻辑和量子逻辑的兴起,也从自然科学的一个侧面展示了辩证逻辑的光明前景——尽管多值逻辑和量子逻辑并不能等价于辩证逻辑。

(八)唯物辩证的“抽象力”

    我必须强调,辩证法只是马克思主义“抽象力”的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不仅仅是辩证的“抽象力”,而且是唯物的“抽象力”,即:唯物辩证的“抽象力”。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力”并不仅仅是辩证的“抽象力”呢?

    因为,辩证的“抽象力”固然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中去进行抽象,但却不能保证抽象过程一定具有实证性质。

    要保证辩证的“抽象力”具有实证性质,就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而不能依靠唯心辩证法。

    换言之,此“辩证”非彼“辩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心辩证法”。

    唯物辩证的“抽象力”之所以是具有实证性质的“抽象力”,其原因诚如恩格斯所说:

    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

    由此可见,只有在唯物辩证法这种“更加唯物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抽象过程才能“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从而保证“抽象力”的实证性质。如果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那么就必须依靠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人脑来完成。

    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是指导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只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才能完成科学的抽象任务。

    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为什么马克思的“抽象力”这么牛?

    道理就在这里。

   ————————————

    特别说明:(1)本系列博文来源于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全文约2万7千字,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2)拙文发表在网络上时,文字和内容有所调整,且略去了引文和注释。若需确认引文出处和参考文献,烦请核对原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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