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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出柜

(2015-03-06 09: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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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福州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里,记者和周丹面对面坐下。他个子不高,举止斯文,一张白净的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像个孩子,浑身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周丹是国内第一个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律师,他和记者简单地寒暄之后,便开始讲述自己的同性恋经历。他的语速很快,一开口便如黄河水滔滔不绝,具有律师惯有的能言善辩。

 

召开家庭会议公开同性恋经历

我在读初中时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跟男生在一起,对女孩子没有那种感觉。当年我还悄悄地爱上了一个同班男孩,但我不敢表达我的爱慕之心,我的心底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我说出口后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场苦涩的初恋一直到初中毕业才结束。

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性取向叫“同性恋”,但我仍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要不是妹妹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也许今天还是一名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同志”。

那是20011月初,我的男友小鹿送给我一本原版的美国电影词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这本词典里,小鹿还夹了一张精致的书签,上面画了个图案——一支箭穿过两颗心,以表达我们两人间的亲密之情。

当时看了之后,我随手将之扔在书架上,哪知这下闯祸了。妹妹读的是大学英语专业,很喜欢看英文词典。一次,她进入我的房间发现了这本词典,打开时一张书签掉到了地上,她捡起来一看大吃一惊:哥哥竟是同性恋者?!

妹妹很气愤,她找到我开始兴师问罪。当时我已经是律师,律师最注重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我很冷静,我知道,事情不可能再隐瞒下去。我给她看了一些国外有关同性恋的资料,以表明同性恋不是精神病态,哥哥还是原来的哥哥,还是一个正常人。

妹妹捂住眼睛,哭着说:“不听,我不听……我要你立即改邪归正。”说实话,当时我没有生气,我知道妹妹是为我好,只是脾气急了点。我们在房间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时已是晚上10点钟,妈妈被吵醒了,她听了女儿的哭诉后也很震惊,对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人不能学坏”。然后说:“你们不要吵了,深更半夜被邻居听见了影响不好。”

妹妹越想越气,说:“我跟外公说去。”说完摔门而去。第二天,我主动请来了外公外婆大姨小姨等召开家庭会议。会前我定了个规则,每人发言最多10分钟,其间不准许别人插嘴,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我向家里人详细讲述了我的性取向及同性恋经历。还没说到一半,妹妹怒目圆睁,打断了我的话:“你们听听,他还好意思说得出口,真是羞煞人啊!”

见过世面、有着家族权威的外公“啪”的一拍桌子,对外孙女说:“你插什么嘴?你以为这种事情我不懂吗?”外公转过头来问我:“这个人对你好吗?”我说:“好”外公说:“万一他是流氓或者小偷,骗你感情呢?”我说:“不会的,我们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外公说:“那好,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老人一锤定音,家里人再也没有人反对。

 

画外音尽管外公没表示反对,但其他家庭成员还不死心。一次,外婆对周丹说:“我帮你介绍个女朋友吧,你见了准会喜欢。”周丹笑着说:“没用的,我对女孩子没感觉。”外公慎重地说:“那你约他(小鹿)出来一次,我们见一次面。”周丹很感动,他觉得老人走到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了。

经过了一次“家庭地震”后,妹妹从网上了解了许多有关同性恋方面的知识,她开始把哥哥和哥哥的同伴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经哥哥介绍,妹妹和小鹿逐渐熟悉了。一次,周丹和小鹿在陕西南路一家书店看书,妹妹正巧经过这里,她竟把哥哥甩在了一边,和小鹿谈了很多,她甚至半开玩笑地对周丹和小鹿说:“你们也可以结婚呀。”

 

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既然我的家里人知道了我的同性恋身份,我索性豁出去了,干脆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我在网上以自己的真名进入同性恋BBS。直到今天,许多网友还不相信网络上经常发表见解的“周丹”就是我的真名。

在“同志”圈中,大家都有一个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公开自己的身份后受到歧视。说实话,我也曾这样想过,我怕我公开身份后,我的亲戚朋友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怕我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受到影响,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的前途是吉是凶。

2003年,本市一家报纸要做有关同性恋专版,文章提到了我的同性恋经历,尽管只有几句话,但我同意用自己的真名。报纸刊发时,我正在香港出差,等我回来后,所里开了锅了,我的同事对我说:“周丹,你出名啦。”原来,报道刊发后,所里接到了许多电话。电话那头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所里有没有一个自称同性恋者的周丹?”,同事很为难,他们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直到今天,背后有人问起我的同性恋身份时,我的同事还是闪烁其辞。

今年627日,我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之后,《南方人物周刊》也刊登了我的同性恋经历。然后凤凰卫视记者对我作了采访,拍摄时我告诉那名记者,电视画面不用打“马赛克”。

我是一名律师,经常跑到法院办案。一些法官对我说:“周丹,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周丹笑笑,他知道这些法官是出于关心而跟他提起这桩事,有的还乐意谈谈同性恋的话题。

但是圈里的一些“同志”自从我公开身份后,只要一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因为和我在一起,无疑证明自己是个“同志”。

我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已有足够的勇气生活在阳光之下。但是,我的小鹿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秘密。他是一名白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同事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同志”身份,对我如此张扬心怀“不满”,他担心随着我身份的公开,他的身份也大白于天下,为此还跟我吵过架呢。

我和小鹿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我的母亲非常关心我们两人的生活起居。她担心我们的衣服由谁来洗,饭由谁来烧。这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她还打电话提醒我们,要多穿衣服。我们斗嘴的时候,我的母亲跑过来安慰小鹿:“我家的周丹脾气不好但心眼很好,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画外音周丹正说着,他的电话响起来了,是他的母亲打来的,母亲要他和小鹿今晚一起回家吃饭。周丹说:“我问一下,看他肯不肯。”周丹拨通了小鹿的电话,说了吃饭的事。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最终拒绝:“算了,还是到外面随便吃一点吧。”周丹没勉强,他知道小鹿的心事——怕发生尴尬,小鹿尽量与他的家里人少接触。

周丹说,在他和小鹿住的房子里,他的摆设和他的为人一样,是积极的,高调的。在客厅精心布置、贴满照片的墙边一角,只有周丹一个人的照片。小鹿不想在房间里有丝毫的痕迹说明他俩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志”事业

我在上海“同志”圈内是出了名的,职业又是律师,有许多“同志”遇到麻烦都会向我求助。我们同性恋者几乎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身份一旦暴露,就可能遭遇敲诈勒索。类似案子就我所知一年总要发生数起。我会陪着“同志”们去报案。我常常鼓励他们,摊上事了就别怕,总有解决的办法。

实际上,目前法律对受害的同性恋者的保护是有限的,比如给你一点精神赔偿,但隐私公开后所受到的伤害将是难以弥补的。

今年同性恋者与异性配偶的离婚案子特别多,就我手上已接了7起。同性恋者结婚前被父母逼进婚礼典堂,结了婚后因为事业上的成功,又不愿意和异性配偶离婚,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今年1月初,一名女子来到我的所里,说坚决要和丈夫离婚。这名女子姓张,她和老公都是白领,月薪各有15000元,车子、房子、票子都有了,就缺孩子。结婚三四年,同房寥寥可数。张女士怀疑丈夫外面有花头,一次,她终于瞅准一个机会进入丈夫的房间,发现丈夫电脑QQ聊天记录上都是男性朋友,说的都是暧昧语言。

张女士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次日,她向丈夫摊牌。丈夫承认他是一名“同志”,但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双方闹得很僵。

作为张女士的代理律师,我支持张女士离婚,因为张女士还年轻,不应该失去女人应有的幸福。在我的主持下,两人在不久前心平气和地签订了离婚协议。

美国《时代》周刊称我是中国的gay right lawyer同性恋权益律师)。目前我最想做的是,把自己的法律工作与同性恋知识推广工作结合起来,尽管这条路很艰难,但我要坚决走下去。

原本我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我现在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到“同志”事业上,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业。

 

画外音2004年起,周丹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今年秋季,该课程向本科生开放,“周老师”更忙碌了。他说:“我的课场场爆满,学生们不知道我是律师,更不知道我是同性恋者,只知道我的课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知识。”

除了在复旦大学讲课外,周丹在社会上还有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的职业是为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名叫Mb(money boy)。每年八月到九月的周二、周四下午,周丹在闸北区一幢商住两用楼里,为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教他们如何防范性病、艾滋病。

                                 上海法治报记者  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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