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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欧阳修定居颍州之谜

(2019-03-04 11: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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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欧阳修定居颍州之谜作者:李兴武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称“六一居士”。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阅历丰富,仕途坎坷;数遭贬谪,不泯诤谏之志;既压复起,而愈挫愈勇;且以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千年来赢得后世朝野崇敬,非常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名人。

纵观欧阳修一生,仕宦四十二年,先后历任十余个州府郡县,足迹踏遍江河淮泗之间,从九品笔吏累官至朝廷宰执,从无名后生到天下敬仰的文坛泰斗,达到“生前事业成三主,天下文章无二人”的崇高境界。不仅他的身世、宦历值得研究,他的官品、人品,诗词文赋以及他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值得研究,甚而至于他的祖籍、出生、游历和终老之地亦值得研究。

我们知道,欧阳修祖籍江西吉安,生于四川绵阳,虽一生宦游漂泊,却中年择颍而家,苦心经营其处,老而退居于颍,最终卒于颍州(安徽阜阳)。是什么原因使欧阳修对颍州魂牵梦绕并最终选择颍州作为退休安身托付终老之地?这一问题,千百年来,虽有历代文史家偶然涉及,但多语焉不详,难成定说,遂成欧氏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对此,笔者曾在“我写欧阳修”(见拙作《欧阳修与颍州"序》)一文中作过初步探讨,提出四条理由:一是颍州有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二是这里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三是颍州地处北宋朝廷京畿之地,居政治中心地带;四是当时颍州西湖乃天下绝胜。然而,观点虽然提出,却未作专题掘发,今天读来仍感到不尽全面,有继续深究之必要。

值此纪念欧阳修千年华诞之际,根据笔者重读欧阳修时所积累的有关史料,试从颍州在北宋的政治经济地位,朝廷与欧阳修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欧阳修独特的人文气质等方面综合分析,加以解读,以期破解这个千载之谜。

 

重要的区域位置

 

颍州地处淮河流域,自古连接苏、鲁、豫、皖地区,是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重要商埠和交通枢纽。唐、宋以来便有“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海内屏,东南枢辖”(明《正德颍州志》)之评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重要的区域位置缘自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而漕运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唐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南方物资相对丰富,朝廷需要经南方征调转输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以维系国家的财政支出和民间用度,特别是大运何沟通黄淮和江淮以后,两淮地区水运格局便利,又地处要冲,承担转输漕运任务不断增加。

颍州漕运,自汉、唐以来,在两淮漕运网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涡水连蔡水、淮水,通航颍州、寿州及北方各地;淝水连淮水,通航颍州;大、小汝水皆通颍州入淮河。其中颍水最大,“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苏轼《泛颍诗》),“岸深开地势,底碧泻天容”(欧阳修《颍水》)是一条天然的优良河道,因而南下通淮水,直流大海,是通向沿海地区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上接蔡水、入汴水、通黄河至开封,是江南淮北襟连京师的黄金水道。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三国志"魏书一文帝纪》)走的就是颍水漕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左拾遗沈既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等人被贬谪东南,走的也是淮颍道水驿线。史载他们“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太平广记》卷四五二《任氏》),行程十分方便。

五代后周时期,淮颍水道重新疏治,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调发黄淮之间民力数万人,疏浚汴水。同时命令高级军事将令韩令坤率所辖军卒疏治汴水和颍水之间的通道,“自大梁(今开封)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资治通鉴》卷二九四,显德六年)蔡水即琵琶沟,连接汴水与颍水。北宋称为惠民河,又称闵河。由这条水路“南历陈颍,达于寿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继,商贾毕至。”(同上卷二九四,显德六年胡三省注)说明淮颍水道自隋唐至北宋不断地发挥作用,是黄淮间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

北宋漕运经济更加发达。如汴河漕运自开宝年间(968-976)至大中祥符初年(1007),在不到40年里,岁运额就从数十万石激增至七百万担,增达20倍之多。欧阳修为此还谈到过薛奎出任江淮制置发运使时,因“开扬州河,废其三堰,以便漕船,岁以八百万石食京师,其后罕及其多。”(《欧阳文忠全集》卷二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公墓志铭》)惠民河,其运输量仅次于汴水,年输京师粟菽大致在60万石左右。所运粟菽来自陈、颍、许、光、蔡、寿六州。可见颍州漕运及物资供应量在当时都是位居前列的。

颍州的城市建设有很大发展。北宋时期的颍州,辖四县十二镇,分别是汝阴县:辖王家市、永宁、椒陂、栎头四镇;万寿县:辖斤沟、界沟、税子步三镇;沈丘县:辖永安一镇。在京西北路,仅次于蔡州五县十三镇。据崇宁年间统计,颍州四县十二镇,时有78174户,160628人。比淮南东路大郡扬州的人口还要多五、六万。这就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

宋都开封,使淮河流域的一些州、县因属王畿或地近王畿,其政治、经济地位大大提高。有宋一代,凡是“潜藩之地皆升为府”(顾炎武《日知录》卷九《知府》)而这些“潜藩之地”多在淮河流域。如宋太祖因“归德军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颍州因神宗“自颍王升储,以汝阴为顺昌府”,颍州的行政建制和政治地位因此而提升。

王畿潜藩之地的官员任命,朝廷也极为重视。王畿之地因是“风化之本、四方是则”,所以选拔长官是从朝官内曾历任“亲民者充”,俸禄从优。潜藩之地官员,任职的多是“强干之臣”或社会名流。欧阳修知颍前后,曾有王旭、蔡齐、晏殊、苏轼、吕公著等先后知颍,这些人或曾为朝廷宰执,或名重当世,政绩突出。如祥符年间(1007-1016)王旭由判国子监知颍,“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千输一缣”,(江少虞《宋朝事实画苑》卷二一《和买绢》)“荒政修举”。(《宋史本传》)庆历四年至六年(1044-1046)晏殊罢相知颍,“以政事闻于一时,公余手不释卷”。到苏轼、吕公著知颍时,颍州的城市发展、集市贸易、手工业作坊、漕河运输、农田水利、书院建设及市井文化诸方面均已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故自庆历以来,贤士大夫往往经营其处,以为燕闲之地。”(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一《少府监致仕王君墓志铭》)

笔者曾作过一个统计,在北宋167年历史中,先后有90位太守在颍州供职,其中不乏朝廷大臣和高官巨卿,他们从京师卸任后,往往把颍州作为一处“优游燕闲”之地而后另谋他途。而一些想踏入京师门槛的地方官,也往往把颍州作为跳板,在这里“镀金”,预作经营,而后进入京师,其中15人由此成为朝廷宰执(拙作《欧阳修与颍州》)。因而,颍州在北宋时期不可替代的政治经济地位,自庆历以来就基本奠定了。

 

富饶的鱼米之乡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首著名的皖北民谣,实际所指是唐宋时期的颍州,是黄河夺淮之前淮河流域经济富饶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利河,特别是经过隋唐、北宋几百年的治理,淮河从江苏响水县的云梯关直入黄海,河水安澜,水利发达,漕运兴盛。淮河流域的几条主要支流,如颍河、涡河、汝水滋润着皖西北广袤良田,使这里土厚水甘,物产益多,颍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北宋朝廷一个富庶的粮仓。

颍州的农业开发具有较早的历史。秦汉时期,今阜南一带因陂塘众多,竟连县名也叫“富波(陂)”。《十三州志》云:“汉和帝永元九年(79)分汝阴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邓艾在颍州屯田,清代顾祖禹盛誉颍州是“邓艾之仓箱”(《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江南三"凤阳颍州府》)。唐代颍州盛产粟麦,安史之乱叛军“攻颍州,方积粟多”。叛军六攻不下,颍州得以自保。(《新唐书"来盱传》)。

北宋立国之初,颍、许、陈、蔡、邓、宿、亳七郡荒田很多,“民力耕种不及之处,官司闲田共二十三万余顷,凡三百五十一处”(《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朝廷屡次诏令开垦,太宗至道二年(996),陈靖出任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O)。真宗咸平六年(1003),大理寺丞黄宗旦通判颍州,“先上颍川(州)诸路陂塘荒地计千五百余顷,可募民耕佃”(《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七之五)。结果“部民应召者三百余户”(同上一之一七)。至仁宗时期,颍州农业的发展,已经有相当规模了。欧阳修知颍州时,兴农桑、重水利、治西湖、疏湿地,使麦稻丰登,心喜不已。有《喜雨》诗为证:“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及时一日雨,终岁饱丰穰”。

颍州物产丰盈,六畜兴旺,盛产鱼蟹、瓜果鲜美。当时,颍州农户家家养蚕,户户植桑,机杼之声相闻,五口之家崇尚“女织”,能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丝绸锦缎,民间的桑蚕养殖和纺织业十分发达且工艺精良。??、?J(均为绸缎)、绵等产品被选为贡品,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和好评。白居易有《村居苦寒》诗说:“褐裘覆?J被,坐卧有余温”,盛赞?J被防寒保暖性能。北宋颍州当时就有食用菌生产。元?v六年(1091)苏轼知颍时曾作《答韩退之诗》,其中有云:“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维摩经"佛道品》云:“粪壤之地,乃能滋茂”。菌芝:皆指菌类植物。菌,地藁也。芝,灵芝。古人以为瑞草、神草。即今实用菌之一种。颍州还出产白鱼,是淮河、颍水的名贵鱼,制成“糟白鱼”,流通市场,亦被列为贡品(《新唐书"地理志五》)。苏轼知颍州时,赋诗赞美白鱼:“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忆”。苏颂称赞颍州说:“地濒淮颍,厥土良沃,水泉鱼稻之美,甲于近甸”(《苏魏公文集》卷六一,《少府监致仕王君墓志铭》)。欧阳修盛赞颍州说:“物产益佳,巨蟹鲜虾,肥鱼香稻,不异江湖之富”。

颍州的酿造业也很发达。据《宋史"食货志"酒》记载:当时,颍州的酿酒业因“土厚水甘”已初具规模了。主要分为民间“自酿”和“官酿”两种方式,“皆从水土所宜”。自春至秋,酿成即鬻,谓之“小酒”,也就是现在农村流行的“小药子酒”。这种酒,以品质优劣可以分为二十六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斤自五钱至三十钱不等,主要行销于民间,用于婚丧嫁娶。“腊酿蒸鬻,候夏易出”,谓之“大酒”,相当于现在的烈性浓香大曲。这种酒,以品质优劣分为二十三等,价格每斤八钱至四十八钱不等。欧阳修任职期间常与朋友泛舟西湖之上,对酒当歌,饮酒赋诗,喝的就是这种“官酿”的大酒(见拙作《欧阳修与颍州》)。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从参知政事任上卸职,以特授刑部尚书,充观文殿学士,知亳州军州事途经颍州驻足休息,由于刚刚离开工作居住生活八年的都城开封,往往不自觉地把颍州生活与京师比较,他在给儿子欧阳发的信中,谈及这次顺道颍州的感受时说道:“颍肉诚不及京师,乍从京师来,诚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觉。酒则绝佳于旧日。巨鱼鲜美,虾蟹极多,皆他郡所无。以至水泉蔬果绝好,诸物皆贱,闲居之乐,莫若此也。”

由此可见,当时的颍州,富比江南,对欧阳修有巨大的吸引力。

 

适宜的人居环境

 

历史上的颍州农业之所开发较早,得益于较为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温暖宜人的气候条件。皖西北广大地区,是一片广袤的冲积平原,周围平原纵深三四百公里开外,西有秦岭山地,南有大别山脉,东南有密如蛛网的河流湖泊,境内阡陌相连,水网密布,地下水资源丰富,自然形成的青黑土,土质肥沃,土层深厚,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尤其是北宋时期,颍州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湿润、温暖很多。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4℃至15℃之间。有严寒,无酷暑,四季分明,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降水丰富,全年平均降水在一千毫米以上;无霜期长,平均为208天至222天,对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极为有利。正如《汉书"地理志》云:此地“畜以六扰”(指马、牛、羊、犬、豕、鸡),“谷以五种”(指黍、稷、菽、麦、稻),描绘了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

颍州宜人,得益于当地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我们从欧阳修知颍思颍诗中即能领略一二。

关于颍州春色,欧阳修在《新春有感寄常夷甫》诗中说:“坐惊颜鬓日摧颓,及取新春归去来。共载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开”。颍州郊野的春水春光春色,在欧氏诗中活灵活现,迎面扑来。在《西湖戏作示同游者》一诗中:“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在欧阳修眼中,颍州西湖春色如画,难道还要回忆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湖光月色吗?

关于颍州夏景,在欧阳修笔下,“春荣忽已衰,夏叶换初秀。披荒得深溪,扫绿荫清昼。……况兹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黄,孤禽弄清?B”(《初夏刘氏竹林小饮》)。“园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闲味愈长。日暧鱼跳波面静,风轻鸟语树荫凉”(《酬张器判官泛溪》)。好一派“风轻鸟语”的田园风光,在五月的“嘉候”中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愉悦之感。

关于颍州秋色,“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欧阳修《秋怀》)。一幅农历九月细雨轻风中菊花盛开,菊香满园的黄金季节的美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既而“叶落秋水冷,众鸟声已停。阴气入墙壁,百虫皆夜鸣。虫鸣催岁寒,唧唧机杼声”(《虫鸣》)。此时的颍州已是秋风瑟瑟,寒气上升。农家院落里传出机杼之声,丝绵上架,新一轮的劳作又悄悄开始了。

关于颍州冬雪,最为欧阳修瞳景。在《雪晴》诗中他说:“悠悠野来水,滟滟西溪阔。晓日披宿云,荒台照残雪。风光变穷腊,岁律新阳月。冻卉意初回,渌醅浮可拨。岂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阅”。腊月将近,初春即临,冻卉萌芽,春耕始备。这一切,在明媚冬阳的照射下,残留的冬雪即将融化,大地开始复苏。其实,欧阳修更喜爱大雪深冬的颍州,“暮雪浩方积,?X醅寒更浓。毋言轻此乐,此乐难屡逢”(《人日聚星堂探韵得丰字》)。此情此景,一年之中能逢几次,正好有美酒佳肴,何不痛快享乐一番。

由此看来,欧阳修诗中的颍州春、夏、秋、冬四季景色,虽难免有诗人的想像和溢美之词,但也真实再现了当时颍州宜人的气候环境,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美丽动人的湖光水色。

颍州适合安居,不仅物候宜人,景色宜人,环境宜人,风气宜人,而且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民风淳朴,邻里和睦。这一点,尤为欧阳修所称道,他在《恩颍诗后序》中说:“皇?v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就是说,颍州给他留下的这两种印象,当时就使他萌生了择颍而家,卜居终生的念头,而且多年挥之不去,终遂心愿。

北宋至神宗朝,承平百年,天下无事,民心思定,歌舞升平。颍州在当时是为大郡,地域广袤,生齿繁多,生产发展,经济富裕,社会风气良好,社会治安稳定。这从欧阳修在青州任上思颍诗《青州书事》中最能体现出来,他说颍州:“年丰千里无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为闲人长。禄厚岂惟惭饱食,俸余仍足买轻装。君恩天地不违物,归去行歌颍水旁”。元朝刘?丁兑?居通议》卷七评论以为,“年丰千里无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一联,“足以想见当时太平气象”。“诵其诗,想其景,则升平气象了然在目”。

颍州宜人,还得益于美丽的颍州西湖。颍州西湖之所以名扬华夏,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渊源。据说,在夏商时期,颍州西湖及周边地区称作汝坟,即古代汝水、西溪、清河、白龙沟及小汝水的交汇处,面积约30平方公里,夏季丰盈,它将多余之水吞入腹中,冬春缺水时,它又将腹中之水吐出,使各水保持平衡。因诸水从此经过,湖水时动时静,动则卷走泥沙,形成深谭;静则多有沉积,形成犬牙交错的曲渚和星罗棋布的汀洲。年长日久,岸边长出参天巨柳,水中遍生菱荷芦苇。即使在白雪皑皑的冬季,寒鸦群结归巢,水禽啄冰觅食,西湖景色,蔚为大观。据道光《阜阳县志》:城西有西湖,“广三里,袤十余里”,“唐宋以来,与杭之西湖并称,为郡中胜地”。“西湖柳阴”、“芦湄秋月”、“三桥追月”列为颍州八景,游人留连往返。北宋时期的颍州西湖,春秋四季,风光旖旎,姿态万千,不知迷倒天下多少文人墨客。欧阳修、苏东坡曾不惜笔墨,写出上百首西湖诗词,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均以“西湖好”为首句,道尽人间溢美之辞,描绘西湖四季风光,春去冬来,晴雨朝暮,委婉曲折,反复咏唱。在欧氏留给后人的诗赋遗产中,不失为一枝绚丽的奇葩。此中,也屡屡透露出他思颍、怀颍、追颍、念颍的不老情结,给后人留下不尽思念。

颍州宜人,正好适应了欧阳修体弱多病、未老先衰的身体需要。欧阳修自幼生活贫寒,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而立之年,即遭贬秩,颠沛流漓,又连失两妻。精神和肉体上的接连打击,使这位本来就羸弱多病的欧阳修雪上加霜。不惑之命,即称“醉翁”,此名一出,不知迷倒天下多少知音。四十多岁,便两鬓斑白,以至引起仁宗怜之,“问劳甚至”。天命之年,步入老朽,未老先衰,加之日后又逐渐患上眼疾、足疾、喘疾、渴淋、风眩等症状,虽值壮年,便不顾朝廷七十而致仕的传统规定,萌生退休“养拙”之意。京师八年,备位二府,朝堂之上,公忠体国。然由于“守正不阿,刺口诤谏”,忠言谠论,不避嫌疑;难免招仇取祸,甚而至于被政敌所诬,数遭谗陷,几致颠覆。“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愤然之下,上章请辞,拖踏病体,任职州郡;而三表五札,连续告老,只为“养拙”,不言其他。其思颍之念,归颍之志,二十年间,有增无减。“颍城佳郡,足以优贤”(《与苏丞相子容书》)。“汝阴西湖,天下绝胜。养愚自便,诚得其然”(欧阳修《与韩忠献王稚圭书》)。欧公之言,欧公之意,所恋颍州西湖、所恋土厚水甘,所恋民淳讼简、所恋一生夙愿。颍州――对于意志坚定而身体极度虚弱的欧阳修,怎一个“恋”字了得!

 

特殊的君臣关系

 

欧阳修历仕三朝,备位二府,四十多年间,以其卓越的道德文章,丰富的治政阅历和出色的执政才能,与北宋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三朝皇帝结下了特殊的君臣关系。

欧阳修曾经说过,“坐于朝廷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阶之前,与天子相可否者,谏官也”。审视欧阳修一生,不论是知谏院,任言官,抑或是位二府,为宰执;不论是朝堂之上,公开发表言辞,讨论国是得失;抑或是上章论奏,评议军国大政,论列国计民生;还是皇帝单独召见,问计询策,他都能做到“与天子相可否”。即如朝廷所定制策,皇帝起居要事;正确的就认可、支持、赞同;不正确的就力戒、劝阻、反对。真正做到了面折庭争,旗帜鲜明,是非较真,不避朝议,公忠体国、勇担风险,在所不惜。而这一切,成为那个时期朝廷与欧阳修君臣“殊遇”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先看欧阳修与宋仁宗赵祯的关系。宋仁宗知道欧阳修,大概在欧阳修入京“三试”(广文馆补试、国子监解试、礼部试)以后,一个从穷乡僻壤边远地区入京赴考的文弱书生,不经意间连夺三魁,京师震动,朝廷多有议论,仁宗自然知晓。廷试唱榜,被仁宗点为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欧阳修从此进入朝廷选贤用能的视野之内。欧阳修以文著名,始于他三十岁那年以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为范仲淹鸣不平而写的《与高司谏书》,痛快淋漓地指责高司谏当言不言、枉为谏官的“小人”之态。虽因文涉祸,被贬夷陵,但也由此更多地了解基层吏治之弊和民生艰辛之苦;从而奠定了他一生为官清正,为国忠困,为民请命的思想基础;所以史称其“庐陵事业起夷陵”。欧阳修自此为天下士大夫所称颂,仁宗亦开始关注此人。康定元年(1040)六月,欧阳修被召还京师,恢复馆阁校勘职务。庆历二年(1042)三月,殿试进士《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欧阳修拟试赋一道进献,其中说道:“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广求规谏,以为试题者。此乃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独见于陛下。……臣忝列书林,粗知文字,学浅文陋,不自揆度,仅以御题,撰成赋一首。不敢广列前事,但直言当今要务,皆陛下所欲闻者。”仁宗读过以后,特地赐书奖谕。庆历三年(1043)三月,由晏殊推荐,朝廷任命欧阳修为太常丞,知谏院。上任伊始,便一论、再论、三论《按察官吏札子》,引起仁宗重视而实施,州县吏治一时有所澄清。此后,“本论拳拳,庆历七篇”。欧阳修以犀利的笔锋,匡贬时政,谏言进策,敦促仁宗实施新政,深为朝廷嘉纳,与王素、余靖、蔡襄一齐被时人誉为“四谏”,仁宗特赐五品服予以彰显,谏官的地位,由此提升到北宋开国以来最高点。而此时仁宗对欧阳修的信任,也以“不旨不试,直以右正言知制诰,仍供谏职”达到顶点。有一次君臣论起当世人才,仁宗不觉谓修曰:“如欧阳某者,何处得来!”至欧阳修被授为封疆大吏,出使河北,陛辞之日,仁宗依依不舍,勉其言事,当面谕曰:“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对曰:“在京师所言,尚以风闻,或恐失实,况在于外”。仁宗曰:“有所闻,但言来。行与不行,则在此”(欧阳发《先公事迹》)。后来,欧阳修被诬遭贬,转辗滁、扬、颍及南京(今商丘)数郡。继而,丁母忧三年服除还朝,入见之曰,“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修求补外,仁宗曰:“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当即委修判流内铨,掌管人事大权。不久,又任命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并说:“欧阳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学士”。且赞誉说:欧阳修“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及至二府,欧阳修鞠躬尽粹,悉力政务,振举纲纪,革除宿弊。特别在选立太子这个关乎宗庙社稷的大事上,欧阳修独进仁宗,遂正其名(同上)。此君臣关系,后人评记曰:前有唐太宗、魏征;后唯宋仁宗、欧阳修。

再看欧阳修与宋英宗和宋神宗的关系。宋英宗赵曙之所以能顺利继位大统,所依者就是欧阳修等一批二府重臣。及位之初,未及亲政,太后垂??。危疑之际,欧阳修及其同僚“往来两宫,镇抚内外,而公之危言密议,忠力为多”。以至英宗亲政以后,“内外睦然”。不久,枢密使张?N去位,英宗欲用欧阳修,修“力辞不拜”,折服朝廷。曾独对崇政殿,劝英宗多择人试馆职,以广贤路。英宗面对这位耿直的老臣借题发挥说:“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以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同上)。君臣之间,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关怀呵护之境界。宋神宗即位后,欧阳修连遭两劫。一是监察御史刘庠以“紫袍”事劾奏欧阳修,“英宗之丧,欧阳公于哀经之下服紫地皂花紧丝袍以入临。上遣使语欧阳公使易之,欧阳公拜伏面谢”(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引《温公日录》)。二是御史中丞彭思永、御史将之奇劾奏诬告欧阳修,事连长媳吴氏。遭此奇辱,欧阳修身心俱焚,一面多次乞罢政事,以便尽公根究案情;一面数乞根究蒋之奇弹疏。与此同时,天章阁侍制孙思恭及吴充等人极力为欧辨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彭蒋二人托辞弹劾语来自风闻。于是宋神宗破例三赐手诏,抚问安慰欧公,其一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付欧阳修”。其二曰:“凡朝廷小有阙失,故许博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其三谕欧阳修出门视事,以宽其心,正其名。继而,彭思永、蒋之奇因诬告罪同遭贬黜。同时,敕榜朝堂,告诫群臣,明其虚妄。宋神宗为欧阳修彻底平反昭雪。

考查欧阳修言行,这种特殊的君臣殊遇,首先源自于他的忠言谠论,奏议文章。对此,清朝的两位明君康熙和乾隆,有过确当评论。圣祖康熙评论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情意谆笃,文思安雅”。评《为君难论上》:“文气峻决,是极有断制之作”。评《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于气度舒徐中见其爽直,论事极中?U会”。评《丰乐亭记》:“归美国家太平,以为丰乐之由。立言有礼,而俯仰处更多闲情逸韵”。圣祖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既喜其文,更敬其人;康熙之于北宋三君,岂不是所见略同?

清高宗乾隆读、评其人其事更为精辟。如读《与高司谏书》评曰:“时修筮仕才五年,为京职才一年余,未熟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情态,语言大抵如此”。“然而凛凛正气,可薄日月也”。“千古一辙,于是少所见多所怪,而有是书。至今传高若纳不复知人间羞耻事也”。读《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子》评曰:“欧阳修此疏,读必曰仁宗亦?M于女色,否则必曰欧阳修彰君之过,而使此文传至于今也。为此解者,不特不识欧阳修,亦不识仁宗。夫??第之爱,而当时文学侍从之臣得直言无忌如此,非圣贤而能致然乎?”乾隆在此不仅充分肯定了欧阳修的“直言无忌”,而且盛赞仁宗“圣贤”,否则不可能如此“致然”。道出了此君臣关系背后的“奥秘”。读《请驾不幸温成庙??子》评曰:“欧阳修请驾不幸温成庙,与(唐魏)征后先辉矣。……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观影之直,则知表之正,影与表可曰二哉!”把欧阳修比作魏征,把宋仁宗比作唐太宗,乾隆之比,真是恰如其份。读《论选皇子疏》评曰:“宋仁宗之不轻择嗣,岂为一己之私哉!然当日宰执、台谏、侍从之臣交章敦劝,而欧阳修此文,益复情致缠绵,忠爱悱恻,抑何社稷之臣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书上,正仁宗富有春秋之年,而修言之无忌,仁宗听之无恨,君臣之间美千古矣,岂非两人皆止知有宗庙社稷苍生而不知有已者乎!”在乾隆看来,宋仁宗、欧阳修“君臣之间美千古”的往事好似一篇神话,为宗庙、为社稷、为苍生,君臣二人同时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以上见《欧阳文忠公全集》附录卷四)。

宋仁宗、欧阳修之所以有如此殊遇,还源于欧阳修始终如一、高尚宽宏的道德品行。南宋大理学朱熹为此称誉欧阳修一生“平心无怨恶”。他列举三件事来说明此事:一是早年范仲淹(字希文)与宰相吕夷简失和,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及吕公罢相,范仲淹始被进擢。后来欧阳修为范公作《神道碑》,言与西夏战争时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删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欧阳修闻之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朱熹说:“惟其言,公(欧阳修)所以信于后世也”。朱熹又说:“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兼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赘集中”。他接着批评范纯仁:“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而欧阳修以“平心”论吕范二公,深为朱熹所赞赏。二是庆历初年因政见不合欧阳修被宰相吕夷简贬出京师,而知颍时吕公之子吕公著为颍州通判,为人有贤行,他明知自己的父亲和欧阳修关系不睦,而深自晦默。欧阳修全然忘却前嫌,与之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议论时政。后来,欧阳修还朝,极力推荐,吕公著由是渐见擢用。三是陈执中与欧阳修素不往来。其知陈州时,修自颍移南京,过陈拜访,拒而不见。修后还朝为翰林,执中为宰相,修遂不造其门。不久陈执中罢相出知亳州,寻还使相,换观文,公当草制。陈自谓必不得好词,及制出,词甚美,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以远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大警且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当即手?h一本,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吾恨不早识此人”。(《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此外,还有欧阳修在河北任上,宽厚待人之佳话。(拙作《欧阳修与颍州》)亦有还朝以后,不记前嫌,擢用前政敌钱明逸为翰林学士之举。(欧阳发《先公事迹》)此仇将恩报之善举,一时传为美谈。

欧阳修正是以此一颗“平常心”处人处事,不仅获得世人称道,而且也难能可贵地取得了朝廷信任。也正因为这种信任而又密切的君臣关系,朝廷不舍他“提前”退休;后虽勉强让他“带职致仕”(《会要"职官七七》载“带职致仕自修起”),也要他不离“京畿”左右(所以,他连续“七乞洪州”不允之后,只得围绕颍州,反复地“乞蔡州”、“乞寿州”、“乞亳州”);皇上希望他能就近休养治病,恢复健康;朝廷还需要他“随时”晋京诏对;以备咨询、参赞、谋划、顾问国家大事。

 

反复的卜居之择

 

“卜居”,就是择地而居的意思。欧阳修四岁而孤,寄人篱下,一生漂泊,备尝艰辛,深爱“家”的温暖,深知“家”的重要。中年以后,亦不时有择居之苦,卜居之痛。他在《病暑赋》中不由叹道:为人一生,东赴泰山、西登昆仑、泛乎南溟、临乎北荒,然“四方上下皆不得以住兮”。问苍茫大地,东西南北,何以为家?重新选择一个家居安身之地,的的确确成为当时摆在欧阳修面前一道非解决不可,而又一时寻觅不到答案的难题。

平心而论,欧阳修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江西吉安永丰之沙溪。虽然这里不曾生他养他,一生之中也仅回去一趟,但永丰沙溪,毕竟是他的祖藉之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漂泊在外的欧阳修,始终有一种血脉之系,令他难以释怀。况且,这里有他的祖茔,其父欧阳观的坟墓就埋在沙溪之龙冈。对于早早故去的父亲,欧阳修只能寄清明扫墓之情,而由于路途遥远,不能亲祭,往往贻书十四弟欧阳焕,嘱托照管庐陵祖坟。在现存的欧阳修七通《与十四弟焕书》中,没有一通不述及祖茔之事,而且多次寄钱,嘱“与买香、纸、酒等浇奠”,“钱一索与看坟张旺”。一定要把自己的老坟地看管好。

欧阳修热爱家乡之情,还体现在他归吉葬母后,亲自撰写的《吉州学记》中:“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渴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饱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谈及写作此文感受,欧阳修深情地说:“乡郡多幸,得贤侯为立学舍。蒙索鄙文,窃喜载名庑下,遂不敢辞”(《与李吉州宽启"别纸》)。

吉州家乡虽好,但苦于地处偏僻,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信息不畅,与京师开封之间,远隔江淮,水陆难接,且路途遥远,相去五千余里,往返需费数月,势将贻误公事,但存诸多不便,加之数乞朝廷不允,难作安身立命之地。况且,近年以来,南方多事,先是贝州王则据城起事,继而广源州蛮首侬智高起兵反宋。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即派大将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师征讨。对此危局,欧阳修了如指掌,虽书责十二侄欧阳通理“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力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与十二侄通理书》)。但归吉之事,从此无可言及。

欧阳修的出生地四川绵州,也应是其择居归养地之一,但绵州地处西南盆地,远离中原京邑,比之吉州,穷乡僻壤,有过之而无不及。况“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遥远的绵州,在欧阳修四岁之前儿时的记忆里几近淡忘。自父亲死后寄养隋州,终其一生未再至绵,更谈不上作为归养之地了。

其实,对于欧阳修择居而言,京师开封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细考欧阳修行踪,自天圣六年(1028)二十二岁随恩师胥偃入京,天圣八年(1030)24岁进仕及第充西京留守推官,景?v元年(1034)28岁返京任馆阁校勘,景?v三年(1036)30岁贬夷陵,康定元年(1040)34岁召还京师,复任馆职,继而知谏院,庆历四年(1044)38岁都河北,庆历五年(1045)再贬滁州,至和元年(1054)48岁复旧官返京师,嘉?v三年(1058)52岁,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治平四年(1067)61岁罢相知亳。四十年间,欧阳修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京城任职,对开封的地理环境,风物人情,有相当了解。况京师都会,军政要地,门生故吏,多居于此。生活起居、政坛风向,耳目不塞,多有方便。然欧阳修对京师却有另一番理解:“测近多为清要所居”,皇亲贵戚,朝廷上下,盘根错节,是非难辨。如仕宦于途,为官从政,当不远离京师为利,“远处不可迎侍”;而致仕归闲,颐养天年,应以附近小郡为佳,“僻地以便侍养”。(《与张职方书》)。因此,京邑虽好,绝非养老藏拙之地。最后,欧阳修还是毅然选择了离开。

而中年以后的欧阳修,一直都在苦苦寻觅自己理想中的天堂。这个机会,在他43岁这一年终于不期而至。北宋仁宗皇?v元年(1049),欧阳修在贬滁四年之后,自扬州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此时欧阳修的心境,已经除去了当初遭贬时的阴霾,而为之焕然一新。政治上,朝廷并没有忘记和继续疏远这位文学斗士,在知颍短短一年半时间里,两次恩之以礼,恢复了欧阳修的荣誉和地位;仕途上,自滁至扬而颍,且继续被朝廷看好,欲委以重任,迈出了任知地方官的低谷;生活上,欧阳修全家上下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夫唱妇随,母子相从,倒也其乐融融。知颍期间,欧阳修表现出不俗政绩,诸如重农桑、兴水利、浚西湖,修三桥,倡文风,建书院,爱贤才,荐后生等。颍民乐之,欧阳修亦自乐其中。

所乐者何?乐颍州民物水土,遂有卜居之意。在日后所写的《思颍诗后序》中,欧阳修平生第一次道出当时心中的秘密:“皇?v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是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皇?v二年(1050),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在离颍赴应天府之际,颇有眷恋之情。在《与张职方》的信中,说:“道途无阻,行已及陈,时时得雨,舟中不热。自过界沟,地土卑薄,桑柘萧条,始知颍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这一年的年末,欧阳修与好友梅尧臣相约买田颍州,来颍共度晚年。《续思颍诗序》:“皇?v二年,余方留守南郡,已约梅圣俞买田颍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疆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此盖余之本志也。时年四十有四。”由此可见,定居颍州,是欧阳修不可动摇的“本志”和选择。

据考查:欧阳修真正把颍州当作“家”,是从其母亲病逝归颍守制开始的。皇?v四年(1052)三月十七日,“母郑氏夫人卒于官舍,享年七十二。欧急遽归颍守制。”(据《胡谱》)欧阳修是一位孝子,自幼及长,除二十多岁外出求学曾暂别老母外,此后,几乎长年与母亲住在一起不曾分离。尤其是郑氏晚年身体多病,欧阳修曾四处求医并留下不少感人的诗文。母亲忽然去逝,“大祸仓卒,不知所归,遽来归颍,苟延残喘”(《与韩忠献王稚圭书》)。颍州,成为欧阳修为母守制之地的唯一选择。

母亲病逝后,是就地安葬,还是归乡回藉,欧阳修一时颇费思量。他也曾在颍州谋求一方墓地:“在颍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与知县寺丞》)。也曾想就地入土为安:“某为于颍州卜葬,所以未及归得”(《与十四弟焕书》)。两难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归乡回藉。皇?v五年(1053)七月十五日,欧阳修扶护母丧南下归葬,是冬返回颍州继续守制,“水往陆还,奔驰劳苦”(《与苏丞相子容书》)。从皇?v四年(1052)三月母丧归颍到至和元年(1054)五月丧服期满,其间欧阳修在颍州守制长达27个月,这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欧阳修一生之中居住颍州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后,欧阳修虽然还有“七乞洪州”之请,“所冀退养衰拙,兼便私茔”(《乞洪州第五??子》)。完成祖坟周围“种置松柏,置田招客,盖造屋宇,刻立碑碣之类”,以便在“乡人、父老、亲族、故旧”面前“归践前约”(《乞洪州第六状》)。但朝廷的一纸《不允诏》,便彻底打消了仅存于欧阳修心中的“归乡回藉”之谋(《答张学士书》),“卜居”颍州,遂成定局。

 

不同的历史评说

 

千百年来,人们对欧阳修鲜回祖藉之地,思颍而不思吉,最终“去吉归颍”的做法议论不一。其中有赞同者,有反对者;有表示难以理解者,亦有表示十分同情者。孰是孰非,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实在难以分出伯仲。

先看乡人怎么说:

《江西通志"郭孝友记》:“公之在滁也,滁人祠之;在扬也,扬人祠之。及其老而家于颍水之上,虽不克归荣于故里;而故乡之人,荫其余辉,??其胜馥;述道德则以公为称,述乡里则以公为盛事”。

《永丰六一书院记》:“公生于绵,孤于泰,从叔父于隋,泷冈归葬,时仅五龄。历四十余年,始参大政,附郑夫人于崇公之墓,未几入朝,以老于颍,竞未及再至”。

《欧阳文忠祠记》:“自公扶太夫人于崇公墓,而复还朝,至老于颍,盖二十年不再至”。

再看后人怎么说:

元"钧源《续谱序跋》:“欧阳文忠公家本庐陵,中年居颍,宦游南北,屡有思颍之作,或者疑也,谓无泷冈松楸之思也”。

元"欧阳玄《送振先丈归祖庭》:“欧阳公晚年乞守洪州,累表不得请,于是归江右之志遂不果。余诗所谓其居偏方,熟于欧文者能知之。盖公之不归庐陵,其志深有可谅者矣”。

明"解缙绅《积符谱序》:“文忠公平生念念于庐陵者,故不远数千里,归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坏,此其意可见也。而或者咎其思颍而不思吉,此岂知公者哉!”

明"王?t《送笪生序》:“中世以来,士大夫以官为家,于是捐亲戚,去坟墓者,往往而是。然记者不皆以礼绝之者,以其情之不得己也。情有不得己,故礼有常又有变也。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唐宋二大儒也。韩子幼孤,仕居北京,先世坟墓之在河阳者,或时往省而己;欧阳子葬其亲于乡,而宦留中朝,又居颍上,盖终身不复返其乡焉。是皆情而不得己,处乎礼之变者也。”

洪迈《思颍诗》:“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而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己,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巨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可作也”。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欧阳公居永丰县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乐颍昌山水,作思颍诗,退休竟卜居焉。前辈议其无回首敝庐,息间乔木之意。近时周益公归休,尹直卿以诗贺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

几点结论:

1、综上所述,欧阳修最终择颍而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反复酝酿、综合比较主观和客观实际情况以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2、审视欧阳修中年以后之心路历程,思颍之念愈老愈切,未尝一日稍忘。颍州之于欧阳修,始终是一个梦幻家园;而欧阳修之于颍州,则是历史赋予的一段千古奇缘;

3、若推之于朝廷,则朝廷视欧阳修为股肱,惜欧阳修之干才,备欧阳修以顾问,不使欧阳修以远游。正所谓“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君臣相宜,天下庶事而康。

行文至此,欧阳修择颍而居这一历史悬案应已破解,千古之谜当成千古美谈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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