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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毅: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2019-12-09 13:28:01)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关键词】全面抗战;国民政府;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研判

袁成毅: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彻底征服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逐步形成的国策,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日本陆海军更是每年都制定年度对华作战计划,由天皇最后裁决定案。[1]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日本先是制造济南事件,阻挠国民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二次北伐”,继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不断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国民政府认识到了日本侵吞中国的图谋,深感中日战争势所难免,因此也逐步开始对日本未来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展开研判。学界既往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的研究较为充分[2],而较少涉及中国方面对其军事战略所做的研判。鉴于“军事战略”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内涵,本文仅从国民政府对日本可能挑起战争的时间,对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和方向、空中和沿海、沿江军事战略的研判入手,通过对事实经纬的梳理,将国民政府的研判过程、结论与同期日本军方制定的作战计划以及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的实际战局加以比较,以期检证国民政府研判之当否。

一、国民政府对日本可能挑起战争的时间研判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官方和民间形成了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然性的基本共识。中共在谴责日本占领东北的宣言中,指出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3]同期的不少民间评论看法也基本一致,认为日本此举不过是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迈出的重要一步。[4]戴季陶等人从日本国民性的角度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进行过系统阐述[5],而更多的人则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不断推进“大陆政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必然性[6],这也成为国民党军方后来追溯日本侵华战史的基本模式。如陈诚就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基于其传统之野心,以大陆政策为国策,图先占我东北,相继灭亡我国,以为其独霸远东,征服世界之起点”。[7]何应钦也认为“盖自十七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其处心积虑,殆无时无刻不思破坏我国家之统一,制我民族之死命,以达其侵略吞并之迷梦”。[8]这些论述虽然都是事后之言,但的确与战前国人的共识无异。

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可能涉及中国地域的广泛性而言,战前朝野同样也有相当共识。1933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就已认识到,《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已预留乘机再犯之余地,一旦发生事变,势必再及平津……江浙闽等省均有被敌攻击之虞”。[9]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中也提道:“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省、山东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山西省、河南省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10]1936年12月4日,陈诚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还认为日本将来侵华主要区域是在鲁豫苏皖毗连地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11]很显然,当时朝野普遍认识到将来日本对华侵略绝不会限于某一个局部区域,正由于此,军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未来国防中心区展开了激烈论争,形成了南京中心说、长沙中心说、洛阳中心说、武汉中心说以及西安中心说等不同观点。[12]国民政府也正是基于对未来战争全面性的估计,认识到战争一旦爆发必然会有大面积国土沦陷,因此中国必须有向战略纵深发展的充分准备,明确中国未来的战略大后方。到1935年,随着国民政府统治势力向西南地区的不断深入,蒋介石终于确定将中国未来持久抗战的大后方置于四川。[13]

既然朝野对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和涉及地域的广泛性有相当的共识,那就出现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日本何时会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决策层在对这一问题的研判中始终交织着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日本挑起对华战争势必影响美、英等国在华利益,这些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会对日本有所制约;第二,未来的战争将是日本与中、美、英、苏等国的多国战争,这场战争既存在日本与多国间同时开战的可能,也存在日本与其中一国首先开战的可能,而一国之中,日本还有首选中国、苏联或美国为对手的多种可能;第三,中国通过与日本的外交斡旋,在做出适度让步的情况下似可延缓战争的爆发。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主要寄希望国际社会对日本有所制约,同时也希望通过适度的让步,尽可能缓解中日关系,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由于国民政府主观上有一定程度的“忍让”准备,因此这一时期基本的研判结论是中日战争尚不会立即爆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国际联盟将专门为此召开会议,他在193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际联盟为我东省事开会,如公理得以伸张,倭寇强权能屈服,则东亚与人类之幸。[14]事实上,国际联盟虽然对日本进行了道义谴责,但并没有对日本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15],国民政府最多也不过是等来了美国在1932年1月7日由国务卿史汀生发出的所谓“不承认主义”照会[16],这可视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争取到的最大外交成果。在稍后不久的“一·二八”事变期间,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而国民党内的不少高级官员如宋子文、顾维钧、吴铁城、蒋光鼐、郭泰祺等甚至还希望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将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一并加以解决[17],但这些期望最终均告落空。

在“一·二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就中国的国力而言,尚不构成日本的对手,而日本与苏、美、英等国的冲突则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他对未来世界大战的时间也有过一个预判:“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18]不过蒋介石同时也认识到五年的准备时间对中国来说远远不够,因为日本这个对手过于强大。在他看来,日本的真正目标必然是苏、美、英等大国。1934年,他提出“(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19]这一时期,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也多认为近期日俄战争或日美战争先爆发的可能性更大。[20]到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然认为中日战争暂不会爆发。5月16日,他在南京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讲道:“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危险,比两年以前要减少许多……国家减少危险的重要原因,就是敌人的破绽与世界的纠纷一天比一天显露与深刻化。”他认为“苏俄与蒙古军事同盟决定发表以后,日本与苏俄的冲突更加尖锐化,日俄的战争,可以说再已无法避免,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情况”。“远自九一八事变,近从去年中央军由平津撤退以来……无论欧美任何强国,他们的目光,都是直射到远东,时刻注意中日情势的演变,时刻要想来解决远东问题”。[21]

除了对国际因素的乐观估计,蒋介石认为充分发挥对日外交的作用也可暂避中日战争的爆发。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认为“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22]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军方也认为“中国现有之各种兵力与日本比较相差悬殊,日本有随时发动之可能,故开战之权不在中国。但在列强均势维持之下,尚能借国际同情之潜势力与暴日以无形之制裁,故目前中国除努力自强,以外交方式借国际势力以迁延暴日发动之时机,使我有整理图强之余裕”。[23]

1936年8月以后,全国抗日运动在华北、华中、华南甚至西南地区都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势头。8月下旬,在成都发生了民众为反对日本设立领事馆而捣毁日本商铺及殴毙日人的“蓉案”。9月初,在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又发生了日人遭袭的“北海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多发生在日本海军所关注的地区,海军立即做出了以战争相威胁的强硬姿态。9月26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在《对华时局处理方针》中提出:国民政府中央对所有事件负责,必须迅速采取杜绝排日措施、迅速调整邦交、降低关税等措施;如果国民政府不满足其条件,日本陆海军将协同作战,固守上海,保障占领青岛;海军负责封锁华中、华南要地,轰炸华中、华南中国航空基地,日本陆军出兵华北。[24]

日本的上述军事威胁使蒋介石看到了形势的险峻,正是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感到了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同时也开始作具体的军事应对部署。9月18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求军事机关积极准备。9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倭寇之横逆,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绝无谈和之时。”[25]同日,他又致电何应钦:“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各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俟随时抗战为要。”[26]9月30日,陈诚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中也表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一战。”“中日间的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27]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28]

在战争有可能一触即发之际,日本驻华使馆不顾国际惯例,指名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并不同意,但10月8日,蒋介石最后还是破例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了会谈,由于日方条件苛刻,蒋对谈判结果并不抱希望。11月7日,蒋在日记中坦露他已有“对倭外交破裂之准备”,并表示“我国已失之主权只有收回,不能再失”。[29]11月10日,蒋在致外交部部长张群的电文中称:“破裂时,宣言须预拟定,望先行电商为要。其中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否则非特无调整诚意,且无外交可言。须知今日完整华北之主权,乃为中国生死存亡惟一之关键,故须准备一切,以期国交之早日调整,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恤之意””[30]

从以上情形可知,1936年9月以后的确存在中日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当时情势几乎有使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后来事态的缓和由于时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破例与川越茂的会晤,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因国民政府的忍耐而延迟了十多个月的时间”。[31]

进入1937年,国民政府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1月28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坦言:“国际风云日恶,中国处境阽危。”[32]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其他高层人士也同样感受到了战争的迫近。在同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称:“近年国际风云日紧,何时发生战事,殊未可料。”[33]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同年3月最终完成了《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案)的制定,其中既包括了对敌情的研判,也有相应的作战预案,它的出台距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仅仅相隔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卢沟桥事变终于触动了国民政府设定的外交交涉底线,被国民政府认定为中国必须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中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不过战端开启后,国民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在1937年10月25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仍然没有排除通过和谈再争取时间的打算。[34]正因为此,国民政府才接受了同年11月到1938年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居间调停。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月,国民党政权作为整体是在反复的过程中走向抗战和实施抗战的。[35]

袁成毅: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二、国民政府对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和方向的研判

国民政府在设法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同时,基于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必然性的认识,大体上在1935年以后,也开始了对日本侵华的具体军事战略展开研判

在1935年制定的《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区域,其中,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抗战区;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为警备区;甘肃、陕西、四川、宁夏等省为绥靖区;其他省份为预备区。从四类区域的划分来看,国民政府显然已明确判断日本在华作战的主要范围将首先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各省。[36]

1936年,随着日本侵略势头的不断增长,国民政府军方对日军从陆路进攻的作战意图和重点进攻地区又作了判断,认为日本的作战意图是破坏中国经济中心区、占领中国政治及文化中心区、占领中国丰富区域战略要点。国民政府军方认为,中国经济中心区“现在当在京沪,日本自一二八以后,即派有特别组织之海军陆战队(兵力在三千五百以上)驻守上海,战机一发可控我脏腑”。中国政治及文化中心“仍在京沪两地,其次则为北平、天津。京沪两地已如上述之危迫,平津二地接近非战区域,汉奸反动势力潜伏,战机一动,立受扰乱”。中国丰富区域战略要点即沿海各省,其中,“苏浙两省,迫近海疆,敌舰随可侵入,福州、厦门与台湾接近,一旦有事,日军登陆占领,易如反掌”。根据以上分析,国民政府军方认为:“京沪一带似为第一重点,平津两地,似为第二重点,浙闽二省,似为第三重点,倘被敌军占领,全局将不堪设想矣。”[37]

除了对日军重点进攻区域的研判,国民政府军方也研判了日本陆军可能实施对华作战的具体线路和步骤:

将现在东北四省之陆军、空军先行集中长城一带,以便一举占领平津地区,并唆使伪军骚动。以陆军第一主力部队,由海上运输进入长江,直达京沪地带。以陆军第二主力部队,由海上运至山东登陆,直取济南,以断中国南北之交通,并威胁我南北之侧。按目前朝鲜及东北各地,尚有义军扰乱日军之后方交通,若由海上运输,则无此患,且较迅速。取得平津以后,即联合各军向南行进,先占有黄河流域,或使东北傀儡入关,重建政府,或扶植汉奸于关内另组华北伪国,攻江南而收最后之胜。俟华北之占领确实后,然后与长江方面之海陆军相响应,进占长江流域。[38]

1937年3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完成了《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案)的制定,两个方案对日本陆军作战战略又做出如下判断:

(一)在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方不一定会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可能会由局部战斗揭开序幕。如果中日两国进入战争,引起俄日或美日作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作战,日本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中国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不过日本方面为获取资源,巩固作战基础,也可能会以主力先对中国军队取攻势,达到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国抵抗能力与意志的目标。

(二)日军进攻的具体方向。第一,在黄河以北,由古北口和山海关出发,经过北平和天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分别向郑州、济南和徐州等地前进。作为对该地区作战的配合,日军或由多伦经张家口、绥远、河套及大同,或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向太原前进,取包围山西之势。第二,在山东半岛,日军会利用其绝对的制海权,在胶州湾、海州等处登陆,威胁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作战部队的侧背。第三,在长江下游太湖附近地区,日军会利用在上海的根据地,以有力之部队在该地区登陆,协同其海军展开进攻。第四,在杭州湾以南沿海岸的各个要地,日军可能只会有局部的攻击,但对于福州、厦门、汕头等地,日军仍有占领的企图。[39]

国民政府从1935年到1937年针对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和方向的研判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过程。如果将国民政府的上述研判结论与日本方面同一时期制订的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研判结论与日本制定的年度作战方案基本接近

日本军方在1934年制定下一年度对华作战方针时,认为国民政府尚未发挥出统一国家的机能,因此日本与中国似无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若对华用兵可参照过去济南事变和上海事变,以保护日本权益和日本侨民的名义出兵,也可根据中国可能使用兵力的情况做出基本用兵作战计划。当年作战计划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鉴于“满洲事变”后对苏作战准备不足,对华作战必须以最小的兵力达到作战目的。第二,在华中(即现华东,下同——引者注)、华南作战,考虑到列强特别是英美利害冲突,为了应对将来对苏作战的需要,陆军应当尽量避免向华中、华南派兵。第三,海军承担保护长江流域日本权益和侨民的任务,除上海外,海军还要向南京、汉口、长沙、重庆等地派出舰艇。第四,考虑到对苏、对美关系,尽量避免从局部战事发展为全面战争。要将作战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为根本方针。第五,对华作战的目的是占领华北、华中,必要时也包括华南,迫使中国屈服。根据这些方针,1935年度日本陆军作战的具体计划是:其一,在华北方面作战时,在平津一带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以及由日本国内和朝鲜派来的部队为基干,占领北平和天津附近要地。在山东作战时,陆军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和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其二,在华中方面作战时,陆军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京汉线南下与之呼应,沿长江向汉口作战。其三,在华南方面作战时,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如需要还可占领汕头。[40]

日本军方在1935年制定的1936年度作战计划基本上沿袭了上年的思路,仍然认为国民政府正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统治,不大可能冒险与日本发生战争。作战计划与上年的主要不同之处是考虑到对苏作战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国民政府的统治正在逐渐加强,决定暂时取消原定的沿长江向汉口作战的计划。[41]

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更加明确了日本用兵的重点地区和兵力配置:华北方面用8个师团占领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以及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华中方面用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用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华南方面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和汕头。[42]

国民政府战前对日本陆军进犯重点和方向的研判与战争初期的实际战局也基本相符。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虽进行了短暂交涉,但交涉期间中日双方都在做全面战争的准备。在华北,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就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接着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在平绥线方面,日军相继占领南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之后沿同蒲线南下占领太原。在津浦线方面,日军先占领了静海、独流镇、马厂、沧县等地,继则占领德县、济南。在平汉线方面,日军相继占领涿县、保定、石家庄。在华东,国民政府主动开辟了淞沪战场,会战从8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旬,虽然日军最终还是占领了上海,但其“速战速决”的设想并未实现。而且也正是由于国民政府主动开辟上海战场,使日本方面暂时放弃了从山东半岛登陆的原定计划。[43]同时日军也不得不推迟原定对华南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的军事行动。


三、国民政府对日军空中和沿海、沿江作战战略的研判

较之对日本陆军进攻重点和方向的研判,国民政府对日本空中侵华战略的研判要困难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航空兵分属于海军和陆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这使得国民政府获取日本航空兵力的具体情报十分困难。诸如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力如何划分作战范围,相互如何配合,这些对于国民政府军方来说都是研判的难题。正因为此,国民政府对日本空中侵华战略的研判重点就只能局限于日军空袭的战略意图、空袭的主要地域范围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6年3月制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其中对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将来针对中国的轰炸意图作了五个方面的判断:(一)摧毁我国空军制空权;(二)协助其陆军作战;(三)阻止运输,妨碍国际补充线路;(四)破坏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工业中心,予我以根本打击;(五)滥施轰炸引起恐怖,动摇我国国民战志,以遂其速战速决。[44]

1937年3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案)中对日军航空作战的战略意图作了进一步判断,认为“其使用对我侵略者,或先以主力轰炸我重要城市及我空军根据地并主要交通线及铁路之要点,而以其一部分协助其陆军作战。”[45]

根据上述研判结论,国民政府军方将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置于未来对日防空的重点区域,将空军飞机(其中能够参战飞机223架[46])集中部署于南昌、广德、句容、蚌埠、杭州、南京等地[47],以便使有限的空军兵力能集中配置使用。

日本情报部门对“我国国防军事航空以及政治经济无不调查精详”[48],国民政府的上述军事部署日本方面了如指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明确了各自的作战范围和对象[49],其中,陆军航空队主战华北,重点是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海军航空队主战华东,重点是消灭中国空军,破坏中国空军基地。

在华北,日本方面判断“中国空军及海军于华北方面可能不会对我进行攻击”。[50]因此陆军航空队的任务是“与地面作战的配合作为关键,对敌(国)航空兵力无须主动去攻击”。[51]由于国民政府空军在华北的缺失,致使日本陆军航空队在华北前两个月的作战中“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52],更加横行无忌。国民政府陆军的作战越来越困难,亟盼空军能给予协助,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空军只能从华东一带抽出少量兵力参加在山西的作战。这样,从卢沟桥事变到是年年底济南沦陷的五个多月时间里,在华北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除了在山西与国民政府空军有几次正面交锋外,在其他地方的作战中未遇到任何中国空军的阻力。

在华东,日本驻上海的海军航空队很早就做好了作战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的海军航空队也开始向济州岛、台北和浙江舟山群岛一带集结。8月13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海军航空队下达了“应以全兵力,先发制敌,击破敌空军”的命令[53],但8月14日上午,中国空军主动袭击了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本部、吴淞海面的第八战队、日本旗舰“出云”舰。[54]从8月中旬到10月间,日本海军航空队密集地向上海、杭州、南京、南昌等地展开轰炸。国民政府空军将轰炸机队的全部兵力用于轰炸上海日军据点和舰船,驱逐机队主力用于防卫南京、南昌及杭州等空军基地。[55]日军尽管占有对华航空作战的绝对优势,但其对国民政府空军的作战能力显然过于低估,希望在开战数日内消灭国民政府空军的作战意图未能如愿,结果差不多用了两个月才完全掌握了华东一带的制空权。

国民政府研判日本海军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可能采取的作战战略相对要容易一些,其原因在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海军早已活动于中国沿海和内河,特别是1932年淞沪战事结束后,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骚扰更加频繁,日军舰艇肆意深入长江腹地,不断在沿江水面停泊示威,日本海军官兵频繁对中国重要的沿江、沿海水域进行侦查、测量水深。[56]日本海军的露骨行为客观上也为国民政府研判日本海军的动向提供了可能。

研判结论首先是基于对中日海军实力的比较。战前国民政府海军的全部力量即使整合起来也不过只有44艘军舰,30201吨的排水量。[57]江、海防建设同样薄弱,而且“自吴淞因一二八事变被毁以来,长江门户洞开,又苏鲁海岸,向少防御设备,万一有事,敌人可到处上陆,不特海疆受敌威胁,长江腹地,敌舰也横行无忌”。[58]与中国落后的海军和江、海防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发展海军的速度更为迅猛。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横滨总领事馆办事处提供的情报是,日本海军拥有主力战舰9艘,航空母舰4艘,一等巡洋舰12艘,二等巡洋舰22艘,一等驱逐舰59艘,二等驱逐舰30艘,潜水母舰3艘,潜水舰52艘。[59]到1937年中日开战前,日本海军拥有主力战舰9艘,航空母舰6艘,一等巡洋舰14艘,二等巡洋舰26艘,驱逐舰122艘,潜水舰70艘。海军的总舰艇数247艘,总吨位为866704吨,俨然成为世界海军强国。[60]

鉴于中日海军实力的绝对悬殊和中国江海防的薄弱,1936年5月,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提出加强长江江防的建议,认为中国舰队在海上对于日本舰队毫无抵抗的机会,而长江较之海洋要浅狭得多,日本海军虽然强大,却因其舰身长、吨位大,无法在长江内完全发挥出战斗力。因此,中国海军若能改造装甲防空良好的小吨位浅水炮舰,装置大口径火炮,再以鱼雷快艇和江防要塞配合作战,方可与日海军周旋。[61]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江防建议也深表赞许,并指示军政部按照建议书中所列出的江防舰队建设规划向德国、英国购买鱼雷快艇。[62]不过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海军方面,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63]

面对中日海军力量的严重失衡,国民政府军方充分估计到了日本海军在未来对华作战中的重要作用。1936年,国民政府针对日本海军作战意图和作战地域做出如下判断:第一,“(日本)以海军封锁中国,使武器与各种需品不得输入,以断中国之外援及海上交通”。第二,“(日本)以航空母舰载运海军航空兵力,最先击破中国空军,以便得到制空权,然后轰炸中国市镇。倘海军航空兵力不足,则联合陆军所属之空军以攻击”。第三,“(日本)以一部海军在中国沿海各地施行威胁以牵制中国之陆上兵力,然后择安全地点使其陆军登岸……日本必以海军联合当地驻军先行占领塘沽、青岛、浦东、上海、舟山岛、福州、厦门等处,故日本有安全之上陆地点”。第四,“(日本)以海军一部游击镇海、宁波(由海上可以炮击宁波)、象山、海门、温州以及福建沿岸,并相机派兵占领要点,以牵制中国兵力,或吸收当地物资”。[64]

1937年3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中又进一步认为,日本海军在华的第三舰队有23艘舰艇,在台湾马公有4艘舰艇,“故将利用其海军之优势,行动完全自由,仅以一部协同空军掩护陆军之登陆,余或集中于长江协同陆军作战。或于开战初期,破坏我沿海要地,并袭用其不宣而战之故伎,以阻碍我长江交通”。[65]

国民政府军方的上述研判与日本海军30年代中期以来制定的对华作战预案大体相当。1936年5月,日本海军方面提出的对华用兵方案是“在协同陆军进攻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66]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军令部于7月12日下达了《关于对华作战用兵秘密指示》,对海军的作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预案,其主要内容是:海军除运送和护卫陆军并在天津方面协助陆军外,要准备全力对华作战;要确保上海及青岛成为作战基地;以海军航空兵扫荡华中敌空军力量;陆、海军共同努力确保青岛;在扬子江下游、浙江沿岸及其他日本海军兵力所在地附近建立封锁线;在作战初期由第三舰队承担对全中国的作战,第二舰队承担运输和护卫陆军的任务;当出兵青岛方面时,由第二舰队承担华北地区的作战,由第三舰队承担华中、华南地区的作战。[67]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本海军除暂时未配合陆军在青岛登陆作战外,基本上依上述预案展开部署和实战。特别是1937年8月上海战事爆发后,日本海军方面在集中其航空兵力打击中国空军基地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国民政府海军的攻击,此外还配合了地面部队的登陆作战,实施了对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的封锁。[68]

国民政府也正是基于对日本海军作战战略的研判,在战前就明确海军的作战方针是“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全部集中长江,协同陆军扫荡扑灭敌在长江内之舰队,尔后封锁长江口及各港湾,阻止敌舰之侵入”。[69]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海军的重点是阻防日舰沿长江溯江西上,特别是在江阴一带铲除了航标,通过大量沉船等措施设置阻塞线,推迟了日本海军溯江而上的时间,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日本海军的预定作战计划。[70]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的研判,无论是对战争爆发时间,还是对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和方向、从空中以及沿海、沿江的作战战略,与日本方面的作战预案以及开战初期日军作战的实践大体上一致,仅仅从战略研判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军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误判,这些战略研判对指导作战初期的军事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略。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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