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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的故事

(2019-10-03 11:10:47)

宋襄公的故事

 

《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老司》,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翻译为:“冬季,十一月初一日,宋襄公与楚国人在泓水边上作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司马说:“他们兵多,我们兵少,趁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河的时候,请君王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军渡过河以后还没有排开阵势,司马又把刚才的情况报告宋襄公。宋襄公说:“还不行。”等楚军摆开阵势然后才攻击他们,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后受箭伤,跟随宋襄公的卿大夫子弟任护卫的被歼灭。都城里的人都责怪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古代的作战,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子鱼说:“国君不懂战争。强大的敌人,由于地形狭隘而没有摆开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把他们拦截而攻击,不也是可以的吗?可是还害怕不能取胜。现在强大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是老头子,捉了也不能放,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说明国家耻辱是什么,以此教导士兵作战,目的就是为了多杀敌人。敌人受伤而没有死,为什么不可以再次打击他一次?如果爱惜敌人伤员而不再打击,就应该一开始就不伤害他;爱惜那些头发花白的人,就不如向他们投降。军队,由于有利才加以使用;战鼓雷鸣,是用声音来激励士气。有利而使用,在狭路攻击是可以的;鼓声大作鼓舞了士气,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参见《古诗文网》)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著文大赞宋襄公的仁义,说他才是中国真正的贵族。开始,我亦以为然,文革之后无贵族——贵族原来是这种样子的。从历史看,说宋襄公是贵族绝无异议,他的先祖宋微子干脆就是商纣王的兄长,老牌贵族了。当然,事过境迁,到了宋襄公那时候,不要说商朝,就连受天命灭商纣王的周朝也早已名存实亡。因此,作为宋朝的国君,在这霸主林立的春秋时代,理当低调行事,在夹缝中求生存还差不多,诚如他的大司马固所劝导的:“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不可赦也已”。然襄公弗听,自信满满,在许多大事大非问题上都以贵族自居,都想彰显一番贵族风度,结果弄得国破人亡。

无独有偶,人们也常用同样的评价来形容项羽。说要不是项羽的仁义和贵族精神,这天下早就是项羽的了,当时坊间就流传灭秦必楚的说法。就算垓下之战项羽败得一塌糊涂,也绝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作为贵族的项羽太爱面子,说是无脸见江东父老。我想世界上也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怕难为情的人,另一种是不怕难为情的人。而刘邦就是不怕难为情的人,这到不是说他只是个官场小混混或乡间大流氓,而是有史为证的。有一次,项羽想用杀死刘邦的父亲来威胁刘邦,结果如何?分我杯羹。不好意思的反而是项羽了,所以宁愿将江山拱手交给刘邦亦毫无怨言。

宋襄公与项羽真是两位爱江山更爱面子的正人君子。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这两位贵族大人的。

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仅否定,还有点暴粗。那么对项羽又是怎么评价的呢?这就是著名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意思是说项羽只是沽君子之名而断送了大好河山,我们要学习刘邦那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其实,毛泽东对刘、项两人多有评及,如1936年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通过对楚汉成皋之战的分析,认为“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而在1960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曾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泽东因此赞扬刘邦是“决策对头、用人得当、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批评项羽则是刚愎自用,搞一言堂。不过,毛泽东毕竟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伟人,在褒刘抑项的同时,不免对项羽的英雄气节深表敬意,并借机大大地嘲弄了将介石一番,说“他(指将介石)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

我印象中在我的全日制教育中没有历史一课,可能包括在《政治》课中,我的历史知识是在读电大时学得一点,一直以来记得的是刘邦约法三章,爱国爱民,唱大风歌,英雄气十足。而项羽则是草莽英雄一个,还弄出个霸王别姬的故事来。同时,我们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历史观:不仅成者王,败者寇,而且成者都是君子,败者都是小人。而如今宋襄公与项羽的故事仿佛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常常是成者小人,败者君子。这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颠倒,难道历史真如作家戴厚英所说的只有“颠来倒去”四个字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事件”加时间,那么历史永远是这样一个发生在某个时间的“事件”,没有颠来也不会倒去。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如科林伍德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历史就不过是一种“阐释”,一种由当代的实践所引起的解读。如此,历史的颠来倒去本身就成了一种合理的常态,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并不一定能从历史中读出当代,但我们一定能从当代中读出历史。历史因此总是惊人地相似,且这种相似并不是历史与当代相似,而是当代与历史相似,如同只有子与父相似而没有父与子相似一样。

如此说来,问题不在于历史是否颠来倒去,问题在于我们拿什么“思想”或语言去阐释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只学会用这样一套思想与语言来解读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一切以价值理性作为评判标准的语言系统。而事实上,毛泽东作为中国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历史,而运用一种被称之“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历史。

工具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提出的概念,或称之为合理性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些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因此,如果一个人站在价值理性的立场上,必定认为工具理性不过是次一阶段的价值,或者如果背离了价值理性根本就无价值可言,只有价值理性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所在。而如果是站在工具理性的立场上,则认为,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而毛泽东无论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著名诗句,还是“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的论断,都无不体现了毛泽东从工具理性出发对历史所作的叙述与判断。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则将韦伯的“工具理性”表述为“效率导向型行为”,所指同样是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社会常规。正象韦伯的工具理性会面临两种价值难决雌雄一样,赵教授的这个“效率导向型行为”也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比社会常规型行为更合理,尤其是从全人类的长时段生存能力的角度来看。而本文所以引用赵教授的这一观点,旨在推出他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剌法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序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务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我对赵教授这段话的理解是,封建制度导致春秋战国频繁的战争,但局部性非摧毁性的战争具有效率导向型行为的性质,也就是战争驱动型冲突剌激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但这种发展的趋向又取决于该社会其它内部诸结构因素,而在中国,由于国家权力的一权独大而走向儒法国家。在欧洲,则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

赵鼎新接着指出,以宗法理念为依据,西周王朝的创建者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以规范贵族在各种社会场合中的行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套礼仪变成了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初叶,贵族的行为仍然受到这些礼仪的重大影响。然而,为了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存活下去甚或壮大起来,一国之主就不得不将赢得战争或苟活保命作为首要目标。这样由战争而引发的冲突/竞争就剌激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首先在战争行为中,继而在其它社会领域中的兴起。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诞生》一书中,赵鼎新还将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的表现视作封建礼仪道德对战争产生影响的经典。但同时,其谋士子鱼的一番话则表明效率导向型或工具理性的观念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概括而言,一旦陷入胜负判然两分的反复对抗状态中,敌对双方很快就会被迫寻找最有效的策略以占上风。因此,尽管春秋——战国时代初叶的战争仍然带有浓重的礼仪色彩,但随着战争的延续这种色彩很快便消褪了。并且可以说,当时晋、楚、齐、秦等国之所以在霸主竞争中取得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是率先在战争中讲效率而轻礼仪的国家。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将宋襄公的行为形容为蠢猪了。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我试图说明的不过是,关于宋襄公的故事,我们可以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而意义在于解释,解释则在于语言。从价值理性出发,我们颂扬他是仁义君子、贵族精神,而从工具理性出发,他不过是一头蠢猪。但令我进一步思考的则是,在中国,工具理性不但从未真正占据过两种价值的上风,连平分秋色的时日也少得可怜。在中国,这两种价值的较量基本呈现这样一种态势,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英雄豪杰均以工具理性获得政权(道),一旦得道,则以价值理性作为统治手段,成为专制政权的超稳定器。这是因为,战争与动乱具有驱动与剌激效率导向型(工具理性)行为的作用,否则就会输得一败涂地。而一旦取得政权,统治者则根本毋需考虑利益最大化问题——一切利益都是他的囊中之物。没有竞争只有单向度的扼杀。当然过度的扼杀又导致对价值理性的抛弃和工具理性的死灰复燃。与其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是一部皇朝更迭史,不如说是一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奕史,只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眼里,战乱或许比天下太平更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这不是战乱的贡献,而是工具理性的功劳。尽管这种进步是以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为代价。

说到中国古代的贵族,不禁令人想起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贵族即孔子。而在《说儒》一书中,胡适之将孔子所以成为孔子解读成因为他是商朝贵族的后裔,恰巧还与宋襄公同出一门。但作为商朝后裔的孔子并不一味以祖上的价值为价值,在坚持商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还很好地吸纳和揉合了周朝的文化和价值,从而创造了儒家学说。而孔子的儒家学说应该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或许使他成为圣人的主要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他的《论语 微子篇》一段中印证这一点:“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由此可见,孔子即是中国价值理性的开创者,又是工具理性的示范者。可惜,自孔子以降,哪怕是儒家思想最卓越的继承者,一路以孟子为师偏走价值理性,一路则以荀子为首独辟工具理性的路子。二千年过去,始终回不到孔子那儿,难怪当代学人李泽厚先生因此提出了“举孟旗,行荀学”的新儒学之路。李泽厚先生的这一理论或理想,想必是对中华民族工具理性缺失的一种温情弥补。

 

                 写于201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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