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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之前的道理

(2012-05-26 1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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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人权专页

道理之前的道理

 

    如果说中国没有道理,中国人不讲道理,大家一定不以为然。但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只有公理与婆理,不是有句俗语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么,就是没有一个公与婆都认可的道理。借用韩寒的说法,世界上有二种道理,一种是道理,另一种是中国道理。韩寒的原话是,世界上有二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是中国逻辑。道理源于逻辑,因此,逻辑产生道理,中国逻辑产生中国道理。

    中国不讲道理有它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国最早系统地讲述中国道理的是老子。但他开宗明义却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老子的这句话有多种解读,但实质上是相似的。一种解读是,“可以用言辞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而当代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解读是“凡有规可循之道,就不是一般普适之道;凡可明确定义之名,就不是普遍概括之通名”(参见赵汀阳《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转引自《爱思想网》2011年11月25日)。二种解读,前者是从认识论上肯定“道”的不可知,后者是从方法论上强调“道”的不可寻。但实质上都表示了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道的道,不存在一个可以遵循的普适之道。而我则把这个绕口令似的道解释为道理之前的道理。对中国思想或思维的这一特点,赵汀阳先生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解释:

    “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绝非“科学”探究。可以说,中国思想中并无单纯关于“万物”(things)通理的形而上学,而是另外发展了一种关于“万事”(facts)通理的形而上学,思想重心不在万物而在万事,万物只是万事的相关背景,万物只是因为万事而具有意义。事情要一件一件做出来,因此,“做”的问题,尤其是“做法”问题,就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道虽为万物万事之共理,但既然物之意义在事,因此,道的意义在于成为事理。当思想追问的是万事做法之通理,这种形而上追求就在本质上是作为方法论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作为超验解释的形而上学。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思想并不关心现象背后之理念,而是关心贯穿现象之中的道理,就是那种应万变而能守一的一贯之道”。

    还有必要再引用一段赵先生文中的另一段话:

    “中国思想家很少脱离“行”的领域去讨论“知”的问题(名家算是例外),“行”的问题实为中国思想之核心,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思想家所关心的存在论问题同样总是与“行”的问题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的问题不仅界定了“知”的领域而且也界定了“在”的领域,其基本精神是,如果一个知识论问题或者存在论问题不能落实在行为问题上,那么就不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的存在论并不是关于“在者”的本质研究,而是一种“作为方法论的存在论”(methodological ontology)。所谓根本问题,是以它与行为的相关性所定义的。这个“以行为本”的原则注定了中国思想以“facio”(我行)为焦点而不是以“cogito”(我思)为焦点,因此,“在”(to be)的问题就表现为“做”(to do)的问题。”

    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国人的道(理),为什么只能是应时之道,实用之道、个别之道的哲学解释。而应时之道、实用之道、个别之道的结果就是我们民间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进一步的演变,就成了权力之道,并将这种权力之道固定为一种天道: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而西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看重的并不是那个我们正在应用的道理,而是这个所以能被应用的道理之前的道理,也就是被我们的老子称之为不可道的道。中西之间所以有这种巨大差异,赵汀阳先生在《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一文中如是说:

    “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引自《爱思想网》2012年5月4日)

    那么西方思想是如何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的呢?且以道理为例。

西方人将中国人说的道或道理,表述为自然正义,即天然的是非观。但西方思想并不纠结于自然正义本身究竟是什么含义,也没有人给出一个能够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只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确定了二项基本的程序原则:

    一是“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二是“任何人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听取对方意见,英美法系的术语称为“听证”(hearing)。听证,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核心内容”。

    我把这二条原则称之为道理之前的道理。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唯有对这道理之前的道理形成共识并共同遵循之,那么接下去大家讲道理才能成为可能,才能不会偏离道理的轨道,才能讲出真正的道理,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然正义”。有趣的是,西人并不以为这二条原则是凡人的发明,而是老早为上帝所应用:因为即使是上帝,也是在召唤亚当进行辩护之后,才作出判决。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你没有吃过我告诫过你不能吃的那颗树上的果子吗?”同样的问题也问过夏娃。你瞧,连万能的上帝尚且需要听证,何况我们俗人。

     而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则把这二条原则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即交往行为理论。

    “根据交往行为理论,合理性是可以证明的,而且是需要进行证明的。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始终要求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应当根据解释的理由,而且仅仅根据理由来检验正方所维护的要求是否合理。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沟通与其说是一个带来实际共识的经验过程,不如说是一个相互说服的过程,它把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在动机的基础上用充足的理由协调起来。
    任何一种要求或者主张,必须说明理由才符合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at )。因为说明理由(论证)使得沟通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反思进行自我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程序并不等同于形式。程序的基础是过程,其实质则是反思理性”。(以上内容部分引用刘东亮《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一文,参见《爱思想网》2012年5月21日)

    而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说理(论证)并达成妥协或和谐的过程。对照一下,你在与人论理的时候,是否认可与遵循了这二条道理之前的道理?如果没有,那你还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甚至想,所谓实现民主,或者就是实现这二条基本的程序原则,实现道理之前的道理。唯有借西人深邃慎密的逻辑之思,方能造我华夏民族的常识之美。

 

                                                  写于20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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