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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作者: 张君莉   发布时间: 2012-07-24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1957年 陈宗烈

  作为一名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摄影家,陈宗烈用镜头见证了西藏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记录了一副副生动鲜活的面孔,悲惨的、愤怒的、振奋的、快乐的……,回首那段铭刻于心的经历,老先生总能滔滔不绝地给你道来一串串难忘的故事。他就像一本积淀丰厚的书,带我们进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为我们呈现出当年最真实的政治与历史生活图景。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有幸采访了陈老。第一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被他和蔼可亲的笑容驱散了。看到年轻的我们,他不由得感叹道:“哈,我当时去西藏的时候,正好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那可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年龄啊。”言语之中,依然透露着对当年工作的热忱和向往。

  初识西藏

  1956年,一纸文书下达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要求派3名人员去西藏做摄影工作。那是一个信息还十分闭塞的年代,所能找到的关于西藏资料也都是明清民国时候的,再加上时间紧迫,在对西藏几乎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带着对工作的热忱,对西藏的懵懂,些许有所作为的信念,上路了。

  陈老告诉我们,当年进西藏的有三种人,一种是走进来的,一种是“滚”进来的,再后来就是“飞”进来的。“像罗伟、蓝志贵他们比我早,是跟着十八军一步一步走进西藏的;而我是坐着没有扶手的大卡车颠簸着滚进西藏的,辗转反复,花了21天才到拉萨。”说到这儿,陈老将目光落在墙上一幅装裱过的照片上,那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作品:清晨时分,拉萨河的支流静静地漫过宫殿前的草丛,与四处飘散的雾霭共同氤氲着神圣的布达拉宫。

  “那时候,拉萨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满大街都是我不熟悉的各式各样的人,有身着异服的少数民族百姓,有身后跟着佣人的贵族,还有穿着奇特袈裟的喇嘛。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得都没有办法下脚。八廓街可以说是臭臭烘烘的,人们在前面刚刚大小便,后面一只狗立刻就跟上来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单位。”

  当被问及用了多长时间才慢慢适应了西藏的生活,陈老孩子般狡黠地一笑,煞是自豪地说:“当时很多汉族人都不太习惯酥油茶的味道,而我第一次喝酥油茶就喝上瘾了。学藏语,我用了一个月就能跟别人交流了”,话到此时,陈老还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了几句藏语,他声音洪亮,还特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展现藏语普通话和敬语的不同。而他说藏语时的那份专注和自豪,彷佛在介绍自己的母语一样。

  扎根西藏

  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当时很多进藏的汉族干部职工都被调回了内地,“大发展”转为“大收缩”。陈老所在的单位《西藏日报》社也不例外,编制大加精简,编辑部从50多人减到9人。作为一名刚入党的同志,再加上专业的需要,陈老被留了下来。

  “我想,既然留下了,就一定要做出一点事情来。西藏是个很独特的地方,她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都有着鲜明的特色。而且,我相信改革是迟早的事情,也许等不到六年。一旦改革了,现在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我可以用镜头把它们记录下来。”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陈老一呆就是25年。

“1956年冬,我主动要求去了藏北的驻黑河记者站(也就是今天的那曲)。那里的条件很艰苦,物资经常供应不上,常年没有蔬菜。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缺乏维生素,大便都不通,很多人还得了夜盲症。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要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吃生的牛羊肉才行,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于是大冬天里,我把冻了的肉化开,再一口一口地生吃。不过,我在那里学会了骑马,我的摄影天地一下子广阔了许多。在藏北的3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马背上,后来技术练得非常好了,有一次和当地的老百姓比赛,竟然不分上下……”说到这里,陈老右手一扬,做出策马飞奔的架势,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些往日的艰难困苦似乎不曾存在……

  “不过,”陈老降低了声调,慢慢回忆道:“在藏北,我亲眼看到多数牧民终日饥寒交迫,过着原始人那种‘茹毛饮血’的日子。许多贫苦百姓穿的所谓‘铺巴’(皮袍),就是几张光板羊皮,缝合成一只皮筒、两只袖管而已。白天找来一根绳子,在腰间系上就算是一件衣服,晚上解开绳索,缩进皮筒,又成了被子。而最难捱的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没有糌粑和野菜,便只好逮只牲畜,用铁针刺破它的动脉,靠‘饮血’维持生命。每当看到此种情景,我总是不禁潸然泪下。”
  当时在拉萨城区,就连最有名的八廓街上,蓬头垢面,眼光木然的奴隶、农奴、乞丐也比比皆是。据统计,在拉萨有4000个乞丐,日喀则有大约3000个,在山南至少也有2000个,比例之高之集中,甚至超过非洲。有类人比较特殊,他们是被监狱赶出来,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里乞讨的犯人,因为这样监狱就可以减少开支。

  “一开始,我看到这些人,只要身上有零钱,都会给他们一些;但是时间久了,才意识到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改革,改变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他们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获得幸福。”

  陈老告诉我们,藏族人民起初对于进藏的汉族人还是有忌讳和顾虑的,有的人甚至造谣说,红汉人来了,我们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不能让他们扎根,要把他们赶走。但是老百姓自己能看到事实,能看到解放军为他们做的事情。从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来,都是规规矩矩办事,从来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为老百姓开学校,办商店,修公路,修水电站,更对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拍摄吧,有些人会认为照相机不是个好东西,这东西会把人的魂魄装进去,我对于他们的担心给予充分的理解。时间长了,很多藏族,上自显赫一时的大贵族,下到穷困潦倒的农奴,都自愿加入到了我们的工作队伍里来。”谈及西藏的好朋友,陈老笑着说,“我数都数不过来呀。”

  雪域风云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全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陈老也备受鼓舞,他拿起相机,将雪域高原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瞬间定格。

  他那副鼎鼎有名的作品《扬眉吐气》就透露出一种新时代的喜悦:1959年初冬,他来到拉萨达孜县汪固尔山脚下采访。当时有八个乡的农民在那里集会,他们在搜查庄园领主的库房时,竟发现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人身依附的文书和高利贷债据。有的农民凑近一翻,竟然发现自己被迫按过手印的契约就赫然在其间。想到祖祖辈辈都为他们做奴隶,就是因为这些万恶的卖身契和债据,有人振臂高呼:“一把火把它们通通都烧掉!”大家顿时欢呼起来,为了今天的自由,更为了明天的幸福,大火焚烧的不只是一堆堆账本、契约,而是一个旧社会、一种旧制度。说起当年的情景,陈老依然难掩当年的振奋之情。“你们看,”他指着照片最右角的一名藏族妇女,笑着对我们说:“她现在已经是一位老奶奶了,她的孙子在成都读大学,她的侄儿在拉萨做了干部,家里买了拖拉机,安了电话,没事的时候,就给她的孙子打打电话。”陈老由衷地感叹道:“我真替她高兴啊。”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扬眉吐气

  阿旺原来是一个下等“差巴户”,不仅给地方政府支差服役,每年在农忙的时候还要无偿地给领主和庄园服劳役;承租的差地上收获的粮食,先要给领主交租,剩下的往往只够全家吃一个月了。民主改革后,他自己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完全归自己所有,并且还当上了西藏第一乡的乡长。虽然勤奋努力了十几年,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可脸上却始终洋溢着纯朴的笑容。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西藏第一乡乡长阿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昔日流落街头的乞丐,后来也分得了牲畜和粮食。卓玛原来在拉萨流浪,跟着妈妈住在一个简陋的破帐篷里。“改革后,我特地在拉萨寻到了他们,跟他们坐着马车一起回到了她的家乡。在那里,已经有人为他们领来了分给她们的牲畜,小卓玛吃惊得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陈老停顿了一下,面色凝重了下来,“后来我还专门委托西藏著名的摄影家车刚拿着这张照片去寻找她,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不过令我欣慰的是,她的子孙现在过着安稳的生活。”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卓玛分到牲畜

  西藏不了情

  说起酥油茶,陈老告诉我们,如果去藏族人家做客,最好不要把碗中的茶一口气喝完,喝上一口,放下碗别动,主人家马上会过来将茶加满;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也不打紧,主人添满茶后,你就让茶摆着,告辞时再一饮而尽。

  说起糌粑,陈老讲道:糌粑跟内地的炒面很相似,但制作方法不一样,炒面是先磨粉而后炒熟,糌粑却相反,是先将青稞炒熟,再磨成面,而且不去麸皮。

  说起西藏的美景,陈老回忆道:林芝是个美丽的名字,更是个美丽的地方,工作之余,大家常到林中去游玩,带上糌粑、酥油茶、青稞酒和卡垫,找一块软茸茸的绿草地,在美妙的六弦琴伴奏下,朋友们唱歌跳舞,谈天说笑。有时,清新的和风,送来阵阵浓郁的馥香,那是漫山遍野盛开的野玫瑰,她们娇艳欲滴,鲜红似火……

  “我们还常常唱起奥地利名曲《野玫瑰》来赞美她们,后来我听宋祖英唱这首歌时,非常感动,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青年时代。”陈老有些激动,但这些歌词他却清晰记得:

  少年看见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多么娇嫩多么美
  急急忙忙跑去看
  心中暗自赞美
  玫瑰玫瑰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

  “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西藏,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就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陈老接到了上海世博会发来的请他担任西藏展区文化顾问的聘书,陈老笑呵呵地说:“我又可以参与其中了,”他眼睛中闪着亮光,“说不定我哪天就坐着青藏铁路又去西藏了呢,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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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1932年3月生于常州,祖籍江苏丹阳。中共党员,高级记者。

1951年在北京参加工作,前后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制片厂作摄影助理。1954年9月入北京电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后调到西藏日报社作摄影记者。在藏25年,采访各地农村、牧区、城镇,参加了平叛战斗、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拍摄报道过中国健儿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等重大新闻。在西藏日报主编《高原画刊》、《双周画刊》。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摄影展和国际影展,如《雅鲁藏布江风光》、《牧场晨曦》、《翻身农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玛》、《雪山野营》、《又是一个丰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来早》等。

作品多为纪实性摄影。其中一幅《中国健儿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于1963年在苏联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比赛中获第一名。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农奴翻身解放、题为《扬眉吐气》(摄于1959年)的照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立项批准,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颁证入选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1960年评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6月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同年评为西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12月出席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首届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60年、1978年选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第三、第四次文代会。1960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为会员,1978至2002年,三届连续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1981年调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任摄影记者、组长、社编委。

1980年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高原颂》120余幅,在上海、天津等地展出。198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三人摄影联展《访问非洲》。

1984年,《北京周报》发表的《非洲纪行》一组彩色图片(含文字)稿,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1988年北京周报外文版丛书《西藏:神话与现实》,其中所刊90余幅成组照片,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

近8年间,与有关单位和个人合作出书,计有画册《西藏古今》(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百年西藏》(云南出版社)、《西藏佛教寺庙》(外文出版社)、《中国佛教寺院》(全国政协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今日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丛书《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老拉萨》(江苏美术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系列图书:《见证百年西藏》、《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西藏历史》、《西藏经济》、《西藏民俗》、《西藏旅游》、《西藏文学》、《西藏艺术》、《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等;系列画册:《中国西藏》、《历史的见证》、《西藏藏族服饰》、《西藏·壁画》、《西藏·唐卡》、《西藏·雕塑》、《西藏·面具》、《西藏·手工艺品》;画册《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上、中、下三卷,重庆出版社);由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西藏》、《西藏史话》、《金钥匙·十七条协议》;画册《西藏画卷》(华文出版社);画册《藏传佛教》(中国画报出版社)。此外,还有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我的个人专集《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文120000字/图352幅)等。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1994年于北京周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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