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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2014-02-24 22:32:31)
分类: 欧华作家和其他专访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4-2-2

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九届世华作协大会(2013)上,我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赵淑侠大姐。赵大姐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又是欧华作协的创会会长和永久荣誉会长。如今虽移居美国,仍然非常关心欧华作协的发展。正是受到她关于重视欧华文学历史谈话的启发,我才萌生了撰写欧华文友小传的想法。

尽管已经写过十几位文友的小传,可是当我开始写赵大姐时,仍然迟迟不敢落笔。赵大姐对我们这些文坛后进来说,真是“高山仰止”,她的事迹太丰富了,她的成就早已列入华文文学史。这里就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主编,原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主任陈贤茂教授的一段评语作为本文的开篇:“赵淑侠,一位在海外华文文坛上驰骋数十年的独行侠,在两岸文学界原无任何渊源,既非文学院系的科班出身,又没有文坛显赫人物给与提携吹捧,也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圈子,仅凭自己的毅力、努力和打拼,独闯出了一片天地,并且成为欧洲华文文坛的盟主,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界的异数……”

 

大陆岁月

赵淑侠的祖籍是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肇东县,远祖世居山东齐河,清末黄河泛滥和旱灾,迫使她身为佃农的祖宗闯关东,在那片黑土地上扎下根来。经过数代人的开垦耕耘,到她爷爷时代成为富裕的农耕之家,还在哈尔滨经商。祖父读过私塾,刻意培养她父亲,要他好好读书,学法律,为小老百姓主持公道。他父亲不负家族厚望,考上北京政法大学(1927年归入北大法学院)。毕业时才22虚岁,返乡服务于政界,少年得志,28岁就做军法处长。他同就读于哈尔滨医专、出身于旗人官宦之家的女子结婚。他自视甚高,志气远大。但这一切都被日本侵略者给破坏了。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逃到北京,不久,生下长女赵淑侠。

赵淑侠的母亲典雅、清纯,知书达理,懂音律,善丹青,有着不凡的绘画和音乐之才,精心传给了赵淑侠。母亲教子有方,赵淑侠三四岁后,就要每日描红、写大字、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这是赵淑侠留在记忆里最初的故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过黄河,越长江,火车、汽车、渡船、牛车、步行,风风雨雨,忍饥挨饿,酷暑严冬,终于南下入川,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他父亲服务的“东北抗敌协会”就设在那儿。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要吃奶粉,要生病,她父亲作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大富之家少爷出身的父亲,和满族贵门小姐出身的母亲,过惯优裕日子,忽然拖着一群孩子,艰苦劳累,被生活压迫得仿佛无法应对。其实他们预备南逃之前,赵淑侠祖父已差人送来一大笔钱,但她父亲不曾料到后来会那么苦,对东北逃出的青少年又特别关心,就把那笔钱当救济金发放了。这时只好把她母亲陪嫁的金宝首饰,貂皮斗篷之类或当或卖,换成米面菜肉填饱肚子。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地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淑侠在小学上课。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象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使她眼界大开。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起课外书来。

赵淑侠对文学的偏爱和天分,在小学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不少学生对文学还在蒙昧状态时,她已经开始写诗了:

“啊!嘉陵江,我的母亲

你日夜不停地奔流,一去不回头

浪涛是你的微笑,水声是你的歌唱

啊,我的母亲,你日夜奔流

正在从我身边溜走……”

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冬天穿着黑大衣,口袋里装着自钉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诗作。赵淑侠说,那时那种强说愁的童言,给时时操心的母亲带来许多不安,而自己却认为那是一颗诗心。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赵淑侠班上来了一位姓傅的级任老师。这位傅老师看过她的作文之后,像在沙海里发现了一颗明珠那样兴奋,一口咬定她可以当作家,赵淑侠从此便成了他最宠爱的学生。赵淑侠回忆说,傅老师对她倍加“培植”,为她开文学小灶,给她文学读物,指导她看课外书,仔细地告诉她作文的方法,规定她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派她代表全班参加作文、演讲、美术、音乐等比赛,当她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锦标回来,他和赵淑侠一样高兴,并口口声声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功。”从那时起,她最喜欢的功课就是作文。每逢作文,便是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这时,她也迷上了闲书,什么《黑奴魂》、《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海狼》及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散文等等,都是她喜爱的作品。家里生活苦,没钱买书,她就跑到书店去,蹲在书架下,小说,散文,戏剧,新的,旧的,翻译的,什么都看;一次看不完,就把页码记下来,下次接着看。傅老师的爱护、鼓励和肯定,使赵淑侠终于找到了自我。

初中时的赵淑侠在中央大学附中读书。这时,她的个性已经显露出来。生活沉重而苦闷,唯一的快乐是看书——废寝忘食地读闲书。跑书店看闲书,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兴趣,于是就把父母给她的早餐费全部给了租书铺的老板。她常常背着父母看书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竟通宵不寐,由于睡眠不足,结果身体弄得面黄肌瘦。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孽海花》,以及当时流行的巴金、茅盾、张恨水的小说,统统看了一遍。甚至常常在上不喜欢的课(如数学、公民等)时候偷看闲书。由于迷恋课外书籍,影响了数学的成绩。她父亲为此焦虑万分,常责备她不务正业,胡思乱想。

“这时,我是两个老师最看重的学生,一个是教国文的安老师,另一个是美术老师。” 赵淑侠说,“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安老师都要全班传观,再不就朗诵一段给全班同学听,他认定我有走写作路线的本钱,那位美术老师则认为我在色彩的感应方面十分敏锐,可以学美术。”由于她文章好,绘画好,再加上写得一手娟秀小字,她便成为办壁报的能手——不仅主持编务,写文章,还设计、绘制刊头。每当两丈长的大壁报挂在墙上时,她心里踌躇满志,同老师一样陶醉。赵淑侠说,仿佛她编的不是壁报,而是成人大报的主笔。其实,不少作家的成功,就是从壁报出发,走上文坛的。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噼噼啪啪地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

赵淑侠告别师友、告别重庆,随父母回到东北。她进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使得她家“仓惶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台湾十载

在去台湾之前,赵淑侠的父亲一直担任政府工作,官位不低,但他生性刚正,嫉恶如仇,对那时官场的许多情形看不惯。便决心选立法委员,退出官场。初到台湾,人生地不熟,生活拮据。“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

起初,她在台中女中读高中。像在大陆读初中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糟的学生。当高中三年级时,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民声日报》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

高中毕业,赵淑侠已满17岁,唯一志愿是去读台大国文系,因为想读她所爱的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汉文章之美、之成就,远超过新文学,是她至今未变的认同。于是她跟谁也不商量,私自做了这个决定。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责备了一顿之后,进了台中农学院。兴趣实在不合,不知该从哪里学起。倒是那个给学生用来实习的农场,开阔幽远,阡陌纵横,她最喜爱。常独自在田垄间的小径上漫步,心里充满悲伤,一边走一边自问:“我就这样漫无目标的混下去吗?天地之大,竟没有一个适合的地方容纳我吗?”顷刻之间,她决定另择“新路”,于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内容是海盗的故事,洋洋洒洒20多万字(手稿现存台湾文学馆),那年她刚十九岁。

当时,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师范看望名作家孟瑶(1919-2000),坦白地向她倾诉心中的苦闷,求教创作的秘诀。孟瑶平易近人,真诚地对一位文学青年讲述自己的写作心得,告诉她,写小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需要生活经验,更要有成熟的思想。写作应先从短文写起,写自己最熟悉的事,要多读多看,鼓励她:“……只要肯写,多写,一定会写出成绩的。” 赵淑侠从这次不长的谈话中,获取了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写,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她把那些不成熟的作品,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一天,忽然看到“中国广播公司”招考播音员,她想,这也是一条“新路”。那个时代,播音员就像现在的电视主播一样,是青年男女向往的职业,竞争极大。她凭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闯五关斩六将,竟考取了。正在“中广”接受新人训练,又看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征才”广告,他们要一位能写广播剧也能报新闻的编辑兼播音员。她那天忐忑不安,还带点羞涩的心情,拿着那本只能给自己看的“海盗小说”。没想到主考者都认为她“能说也能写”,数十人中她脱颖而出。由于有女职员宿舍,她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赵淑侠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着兴奋、荣誉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篇和妇女家庭相关的广播剧,星期天主持播音,此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编写商业广告。工作不到一个月,情绪便开始下降:内容婆婆妈妈的广播剧非她兴趣所在。她回忆说:那时“我年轻幼稚,自以为读了一些柏拉图,尼采,叔本华什么的,已成半个哲学家了,急于发挥哲思而苦无机会。编写商业广告更是被我视为不屑的工作,后来竟有意拖着不写,惹得商家向电台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我那时并不知道商业广告是广播电台生存的命脉,只觉铜气冲天俗不可耐”。

事事不如意,抑郁而消瘦。她父亲看在眼里大为不忍,便托了有力的人,在当时台北最大的一家银行,给找了个职位。于是在重庆南路的灰色大楼里,她有了一张办公桌,每日有专人把公文送过来。这样的日子离她的期待和兴趣更遥远,但却教育她一层层地看清了人生:人生不是送礼请客,不是消闲游戏,而是要付出韧力的自我追寻与完成。苦,是要吃的。她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如此年轻,做什么还来得及,要行动,不可再自怨自艾”。她决心重新塑造自己,创造较为接近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说着就出发。心情低迷的那阵子她读了多本宗教书,《圣经》和佛学类,偶尔还去天主堂,只为爱上那种肃穆气氛。她本来就能画水彩,这时正式拜师学画,还拜在名教授高明老夫子门下,学习欣赏诗词歌赋。写了几篇散文,在《畅流》月刊上登了出来。接着又跟神父学法文,日子忙得不亦乐乎。

 

瑞士又醒文学梦

1960年代出国热,青年人最大的梦想仿佛就是飞出台湾。赵淑侠本无此奢望,但当机会来到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紧紧抓住,远离那些伤痛。何况那时她迷上油画,而巴黎是艺术之都。

在香港乘法航飞机飞往巴黎,全机就她一个东方人,左盼右盼,20多个小时,才到达。那时的驻法大使陈雄飞夫妇,与他家是旧交,第二天安排人带她去观赏花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宽阔的人行道上,巍峨雄浑的凯旋门挺立在眼前,两旁的建筑物古典又华美,街上的男男女女衣装入时,步履矫健精神饱满,可怎么竟没有一张东方面孔呢?这世界上居然真有连一个中国人也看不到的地方,她好震撼!

到了巴黎才知道,以自己的画艺要深造油画,恐怕永无出头之日。而且学纯艺术将来怎么生存?她失望得好像一下子被丢在枯井里。折腾了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接受现实考虑,转到瑞士学习美术设计。

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专业美术设计师之后,赵淑侠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这时她已有自己的家,日子好过了许多。还旅行了不少国家,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如《哥本哈根行》、《水都四百桥》、《比利时访胜》等等,寄给台北《自由谈》杂志去发表。倒也受读者喜爱,总计约写了20万字。

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心里占有同等地位的她,当真正每天与颜色为伍,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

虽然她在异国有了优裕的生活,但乡愁、失落感时而困扰着自己。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国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1973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看到了太多的变化。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感触是深切的:“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 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悟出:“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

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50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塞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她出版了小说集《西窗一夜雨》(1976,台湾道声出版社)、《当我们年轻时》(1977,道声出版社)及散文集《紫枫园随笔》(1978,道声出版社)。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六十万言的小说,“句句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先生的赏识,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1978年由该社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1907-1988)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我们的歌》的同时,她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1982年由道声出版社出版。由于长篇小说《我们的歌》的成功及影响,198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授予她小说创作金奖。这一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异乡情怀》,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再也没有放下。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以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

每隔两三年,她都要抽出时间,回台湾探望父母。有次他父亲说:“你非要写作不可,你是对的。现在你出了名,爸爸也跟着有面子。朋友们都羡慕我呢!”她听了几乎掉下泪来:“父亲终于承认我要写作不是‘胡思乱想’了,真比我得什么文学大奖都让我激动。”

 

创作小说《赛金花》

直到80年代初,赵淑侠一直在写异国怀乡类的作品。此后,她将目光转向历史,要写一位历史人物,赛金花。

赛金花(1872-1936)生于安徽,长在苏州,后下海接客,为一代名妓。1886年,前科状元洪钧回苏州守孝,为其美色所倾倒,纳为三姨太。1887年,洪钧受命出使德奥俄荷四国,赛金花以公使夫人名义相陪。出使期间,在柏林居住数年,到过圣彼得堡等地,她周旋于上流社会,受到德皇接见,并与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1832-1904)相识。1892年洪钧任满回国,次年去世。赛金花离开洪家到上海,买了两个姑娘,挂牌书寓,因状元夫人和公使夫人而名扬上海滩,被称为花榜状元。1900年庚子之乱,她正在北京,因能说德语,与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北京市民,在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赛金花后来又嫁过曹瑞宗,魏斯炅,晚年穷困潦倒过世。

赛金花有过妓女的经历,在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笔握在男人的手中,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编排女人。文人雅士们说起赛金花,便一定要说她的绯闻,论断基点是:赛金花为风尘女子,行为一定淫荡。瓦德西是联军统帅,岂有不好色的,因此有所谓“瓦赛公案”一说。最典型的便是曾朴在《孽海花》中捕风捉影的描绘。对此德国人不但断然否认,亦采深恶痛绝的态度,认为这是没见过世面的土中国人在梦呓。德国历史中也有“拳匪之战”的说法。我们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他们说拳匪排外,杀害教士,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迫使他们派兵保护自己人。

为此,赵淑侠很想一探究竟。当时欧美正在流行“女性主义”小说,她并无意追赶潮流,但当阅读过很多资料之后,才真正发现,像赛金花那样一个父死弟幼的寒门女孩,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养家糊口的担子却得扛在肩上。一旦坠入风尘,便永无翻身之日。一生在红尘欲海中挣扎着想做正常人,却因社会不给机会,受尽侮辱与命运玩弄,最后还是沦为男性社会的牺牲品。赵淑侠当即定调,写部小说将以赛金花这个风尘女子为经,八国联军为纬,点出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将还她一个公道。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从1984年起,她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资料方面就用了两年。找到了瓦德西《拳乱笔记》德文原版,瓦德西侄女写的瓦德西夫人传记,英文书《赛金花》,刘半农、商鸿达所编撰的《赛金花本事》……不管是直接间接,图片、报道、散文、小说,一片纸也不放过。一时之间,中外文资料聚集了五六十种,从此她便掉入历史“陷阱”,读不胜读,像做侦探一样,从一个点发现一条线,再从一条线看出一个面,一层层地剥茧抽丝,引出事情的真相。她为此还到西柏林原清朝公使馆故址海德路18号去参观了一次。

1986年3月,她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邀请,抵达北京作文化访问。从东北回来后,又在中国作协人员陪同下南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为长篇小说《赛金花》的创作搜集素材。她走过了赛金花童年时奔跑过的长巷,寻视了她娘家的故居,也去了洪状元藏赛金花的绣楼。楼已破败,原来的七进大院被隔得零乱支离,但旧时雕栏玉砌的影子还在。

回到瑞士后,开始动笔,先后用了2年多时间,1988年夏脱稿,7月起在台湾《中华日报》连载,又在美国《世界日报》、9月起在新加坡《联合晚报》连载。稍后,又在香港《星岛日报》、巴黎《欧洲日报》及北京《十月》杂志连载。最初提名《红尘尽处》,后改名为《赛金花》。

1990年,《赛金花》由九歌出版社初版,同年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接着又获金鼎奖。紧接着,根据原著小说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剧在台湾热播。在大陆,简体字版《赛金花》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二十几年来,此书在大陆三度出版,2014年这部小说正在台湾重印新版。

一般评论认为,赵版《赛金花》还给了赛金花“人的本性”和“新的生命”,彻底颠覆了百年来被曾朴等文人用侮辱女性的笔硬给她定的型。文学评论家刘思谦认为,在赵淑侠的全部作品中,《赛金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无疑是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

(待续)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赵淑侠大姐在世华作协大会期间(2013年马来西亚)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笔者敬仰赵大姐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北京〕淑侠四岁时与父母及妹妹合影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四川〕赵淑侠十一岁时报考初中准考证上的像片,已读了许多文学书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台湾〕1949年赵淑侠到台湾,迷茫少年期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台湾〕二十一,二岁的赵淑侠是电台编辑兼播音员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青年赵淑侠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法国〕赵淑侠在巴黎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瑞士〕三十多岁的赵淑侠是美术设计师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40多岁的赵淑侠放弃美术设计专业写作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1986在人民大会堂与康克清见面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德国华侨协会赠感谢状给赵淑侠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沈阳,1995赵淑侠与老同学,在母校门前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1987赵淑侠应邀到德国的一个学会演讲新书《夢痕》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1987赵淑侠应邀到德国演讲新书《夢痕》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陆锦林请我们去马德里开华侨大会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忘了哪年,应邀去西班牙讲演,会后莫索尔一家陪我去游逛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上)

某一次的暢銷排行榜(截至1990年/民国79年《赛金花》已印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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