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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产品:营改增核算争议点难把握?深层次解读来了!

(2019-05-07 23:40:48)
分类: 所得税、间接税、营改增

黄电 大企业税收评论 今天



【《大企业税收评论》精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以下简称“140号文”)和《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号,以下简称“2号文”)。对于2号文和140号文的解读到目前为止不少,尽管两份文件对金融业资产管理(以下简称“资管”)产品相应的营改增核算作了说明,学界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的解读,但是鉴于金融业务核算的复杂程度,在各类金融资管产品的实务处理中仍经常出现不少争议点。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熟悉法规条文的要求和常规性解读,更需要落实和理解当中的实质内容,特别是条文中包含的深层次意义。



一、营改增新税制


对金融业泛资管业务的意义


140号文中第一条和第二条以及作为后续补充的2号文都提及了营改增下金融产品应税的范围和条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金融业资管新税制下处理对应涉税事项的重要前提。

从文字表述上看有两方面的规定,一是强调非保本类金融产品属于不征税的范畴;二是强调这类产品到期的收益也不征税。

而资管产品基本上都是非保本的,即使到期取得收益不算买卖,这样规定正是为了肃清市场上的言论,避免把资管产品的收益归类进金融商品买卖收益的范畴。

同时,为了保证所有的收益都能切实量化确认,140号文里第四条规定的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无疑是最核心的内容,因其界定了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作为资金运用的纳税人,如此实际上可以说是忽略了所有的资管产品本身的非保本特性,因为如果认定资管产品本身为非保本类产品,自然就不可能认定这类产品必然能实现收益,进而就更不可能界定必然有对收益征税的基础,除非资管产品本身约定了保本的条款,但这样又违法了监管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在政策层面和实操层面都出现了逻辑性问题。除此之外,从上述规定可知,金融业的征税对象已统一集中在直接投资人上,进一步理解就是让金融业收益回归本源,即所有未实现的收益被定性为不征税的性质,而这么规定的好处就是管理人作为纳税人可以一并解决了征管发票问题,以纳税人身份就可以直接作为发票主体开票和收票了。



二、营改增下金融实务如何看待保本

事实上关于保本的问题,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附件中关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部分已经有明确的说明,当中第一条第(五)项第1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而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是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这部分不征收增值税。140号文的规定之所以特别针对36号文提出这点,主要是强调36号文“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对于金融商品是否属于保本,具体规定是“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那么重点就在于是否“明确承诺”及“本金可全部收回”。如果一开始就笼统说保本,可能有人提出有损失可能就是不保本,例如债券有不兑付的风险。但政策规定还是清楚地强调是约定还本,对于债券类投资涉及到期还本付息的,都应属于保本范畴。

即便如此,事实上在实务中有争议的情形还有不少,如发生明股实债、优先收益权等,可举例如下。


融资方A本应是质押股权从出资方B获取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变为A让渡部分股权给B替代,显然,这样一来A达到了优化资产负债率的目的,但在投资收益分配的协议上却不是根据盈余按比例分配,而是一个固定的收益分配率(如按银行一定年期的贷款利率加成),如此变相在项目后期B能实现本金和收益(利息)的退出,这就是明股实债。


从笔者理解角度看,
怎样适用税务上的操作应该依据实质情况判断,不只是看是否写上了“还本”二字,而是看是否对本金有相应的承诺保证条款。这么理解和文件条文表述的本质区别应是,投资人是否因为该行为获得债权,即使有损失的风险,债权在物权范围内也是有追索和偿付权利的。

实际上原来针对保本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对注释规定的理解上,即:“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最初的讨论把产品划为四种情况,保本保收益、保本不保收益、不保本保收益、不保本不保收益。到底是按照是否保本,还是按照是否保收益来判断纳税,颇有争议。如今140号文虽然未直接针对该条,但是本身金融商品的范畴很模糊,从税收立意上看,应该也不需考虑“固定”二字了。



三、营改增下


资管产品的管理费如何抵扣

一般来说,资管产品的管理费、托管费都从资管产品的账户中直接支付,资管产品管理人收取管理费一般作为自己的中间业务收入,在财税的解读中也明确应作为“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纳税。既然是服务收入纳税,就可以开具发票,允许支付或负担方抵扣。而问题在于,资管产品的纳税人本身就是管理人,管理人的发票又怎能开给自己?如果不能开票抵扣,资管产品的收益和增值税就可能出现扭曲。

对此,140号文第四条作了规定,即“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那么什么是“应税行为”?如果认为应税行为是单纯界定销项业务行为,并不包括产品的管理费、托管费等非交易环节的费用,这个问题就有个解决途径,即资管产品非交易环节发生的费用,仍是由投资人承担。这么一来进销项出现了分离,销项全部体现在资管产品的管理人环节,进项则体现在投资人环节。虽然感觉有些别扭,但是从链条上来说,进销项并没有缺失,倒也是能够打通。在实务中,有些产品如理财的投资人有很多为个人消费者,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么一来,不同资管产品因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差异,造成了管理费成本的差异。同时,投资人开票将极大地增加发票开具的数量和复杂程度。

换一个角度,如果认为这里的“应税行为”泛指所有的进销项业务,那么对于发票无法自行开具的问题,则需依据应税行为的本质才能确定。如果经济活动一个链条的两端是同等金额的进销项,即可以把管理人与产品看做一体,实际上就相当于把一个增值服务链条,纳入同一个纳税人内部,但这样的结果就是本身的进销项相抵不产生税负,因此这样的增值服务链条也就没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与其给予资管产品管理费一个特殊的开票模式,还不如直接在法规上规定资管产品管理人取得的管理费收入也属于不征税的范畴,以免实际操作中产生争议,甚至出现不合逻辑的情形。



例如,投资人A把投资的资金10000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B管理,之后A收到回报11000元,即投资利息是1000元,(假设已扣除管理费100元),这里涉及到的增值税有两方面,第一是B自身固有财产涉及的税,包括管理费收入100元的增值税、固有财产存款等利息收入的增值税等;第二是B对信托财产运营涉及的税,比如信托资金放贷产生的利息收入(或转让差价收入)1000元。鉴于这部分法律已明确规定B是纳税人,就会出现上述讨论中的问题,即管理人和纳税人混同的B如何开票?难道B自我开票?即便能确定投资人A是最后的负税人,也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怎么保证A能承担最后的税负,并能开出增值税专票给B抵扣?须知道实际中可能A更多的是个人投资者
,不一定是机构投资者,从而根本不具备开票的条件。

笔者认为,本质问题在于管理费在增值税发票角度是产品的还是投资人的成本,可抵扣发票实质上是与成本归属对应的,因此最终发票开具方式,将决定资管产品是扣完费用分配收益,还是先分收益再收费。在没有明确文件之前,按照解释已说明的纳税事实来看,采用向投资人开票还有些操作性。但同时与目前的核算和监管办法的错位也更显著。

此外,如果按此模式产生的托管费怎么处理,140号文和2号文均没清晰提及,需注意的是本身托管费作为第三方可以更直接的开具给管理人,如果开具给投资人无疑是更复杂化的问题。



四、营改增下


金融业到底对什么情形征税


140号文和2号文界定了应税范围。不完全把其他领域的复杂性完全反馈到自身,这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了相当的科学性和技巧性。这样可以重新从整体上再看看金融业更简洁的纳税范围:

  • 一是保本资金运用;

  • 二是金融商品买卖价差;

  • 三是中介服务收费。

其中,中介服务与其他各类服务业一样,以服务费收入直接缴纳增值税。重点在前两者,笼统说都是通过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140号文之前,包括在营业税时代,因为利息纳税的口径列举有限,所以在征管层面上试图在金融交易口径纳入持有期间利息的处理,因为逻辑复杂,界定不清,造成的争议和分歧很多。140号文和2号文让金融商品交易彻底与持有收益分离,不再深陷这种纠结。金融业最基本业务的利息,两份文件也进一步回归其本质,强调保本,实际强调的是利息的债性,是资金提供方以债权利确认的收益权。债权利的特点是固定且可以追索,而不承担经营风险。从此,也就把非债性的融资行为排除在增值税之外,这点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里的规定非常类似,整体上缩减了金融业增值税的纳税范围。我们再看得更本质一些,金融业获取间接收益,总体上看是因为替代实业承担了经营风险,提供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获取的收入再分配所得。而凭借机构的专业眼光,通过低买高卖获取的价差类收益,则是相对局部的收益,从市场总体和长周期来看,交易是零和的,有赚必有赔,并不增加总体的社会财富。所以无论是收入的再分配,还是二级市场的交易,本身不是产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这也是很多国家并不对金融业间接收益征收增值税的根本原因。因此,140号文和2号文虽然对金融业征税范围作了更清晰的界定和克制,但是现在的征税业务仍然因为上述本源问题,实务上存在理不顺的症结。


例如,私募基金转让金融商品在2017年度买卖中产生负差收入(如100万元的股票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以80万元转让,产生-20万元的价差)是很正常的情形,虽然条例上规定负差收入(-20万元)可用于抵扣,但是却不允许跨年抵扣(即用于2018年),这既脱离实际,也明显不合理,尽管有观点认为若允许负差跨年,从一个阶段来说显然造成课税收入大幅缩减,但是笔者认为这不应是不切实际规定产生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另一种必须考虑的情形是,在没明确可在年度内汇算清缴产生退税的情况下,实操跨年抵扣可能比以往的营业税政策更不完善,更易造成显著不公平,如果允许年内汇算退税,企业又可能为均衡税负目的,人为制造大量被动性质的交易而将浮动的收益进行确认,这同样对市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托管资产生成的利息,基本可以说是对营业税政策的延续,因该环节不仅未能体现增值税的先进特点,反而本身因该环节并不创造价值而造成重复征税严重。


来源:《注册税务师》2018年12期


原标
题:金融业资管产品营改增核算争议点深层次评析——对财税〔2016〕140号和财税〔2017〕2号文件的解读》


作者单位:
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


责任编
辑:姜妍


审核:周凤
 
张家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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