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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哈尔盖随笔

(2013-08-25 1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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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哈尔盖!
原文地址:哈尔盖随笔作者:兰在深夜

读了很多人写的关于哈尔盖的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最喜欢的要数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象今夜,在哈尔盖/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鸟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我/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者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象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了呼吸。

和这些留下文字、只是以某种形式做短暂停留的人相比,我想,对于哈尔盖的体会我比他们更深,因为在那里,我度过了几乎整个童年。我对哈尔盖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理解得透彻,他们只是一种漂浮在空中的思想,是鸟类,而我是沉入那片土地上苍凉和辽远的石块或者草类。他们的文字是美丽的,而我的文字是真切的。

我的家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父亲为了将我们姐弟四人的户口转为非农业,自愿去当时的哈尔盖折返段工作,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哈尔盖,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陕西农村,父亲是个机车乘务员,经常出车,我和妹妹就常常留在家里,那时我们住的铁路家属院旁有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溪水,天热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去玩,溪边有许多职工的家属在洗衣服,有一次,只有四岁多的妹妹在水稍深的地方不小心掉了下去,要不是那些阿姨们眼疾手快,妹妹恐怕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在我们家后面的一排房,有一户水电段的夫妇,养了一对雪白的鹅,每天鹅都要出来在溪水中玩耍,我们小孩子只要听见鹅的叫声,全都躲得远远得,跑慢了,被它们在屁股上拧一口,可是生疼生疼的。后来,因为两地生活不方便,母亲把家里的地撂下,带着弟弟们过来了。原来只有一间的平房立刻变得拥挤不堪,于是我们搬到了折返段三角线旁的房子,那是大约四间的平房,靠东面已经住了一家人,居然和我们一样是陕西人,在我们房子的北面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库房,库房的玻璃已经全部碎了,里面有两股轨道,但早就弃置不用了,所以成了我们经常去玩的场所,库房的大门有铁将军把着,没关系,我们爬窗户。

我们住的这间屋子据说曾经电死过一个人,加上离家属院比较远,这儿就空了。因此我们才有机会住上,要不,以老实巴交的父亲的为人,在当时怎么能争取上这样一套宽敞的房子呢?

父亲母亲用石棉瓦、竹帘子、旧席子和旧枕木围了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做了一个鸡房,拉了一根晾衣服的铁丝,每年都要养好多鸡仔,有一年我们家养的一只公鸡出奇地厉害,它的精力似乎是超乎寻常的旺盛,它具有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攻击力。在鸡的世界里,我相信它绝对是“李逵”那样的人物,它精瘦精瘦,浑身的羽毛不很齐整,总是一副乱七八糟的样子。每天我们上学放学手里都要拿一根棍子,以避免被它出其不意地伤害,它经常叨人,我们的手和脸经常会被它叨破,父亲母亲也未能幸免,有一次,父亲蹲在地上抓了些青稞喂鸡,那只公鸡忽然跳起来在父亲的额头上叨了一口,好多年以后,父亲的额头上还能清晰地看见那条疤。因为养的鸡多,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鸡肉。养的那些鸡,到了天气转暖的时候,就全放到外面去,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在草丛中找虫子和蚂蚱吃,偶尔也会给它们撒一把青稞。

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是很少的,每个月只有不到五十元,养活四个孩子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母亲没有工作,就跟着折返段的家属们卸煤车,那时候的机车也是蒸汽车,需要吃进大量的黑黑的煤,煤车一到,家属队就发挥作用,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三更半夜,家属们必须要随叫随到,跟着吃“皇粮”的父亲,从小深受外祖父母宠爱的母亲也和那些机车乘务员的女人一样拿起了大号的铁锹,五颜六色的头巾把头发、脸、脖子包的严严实实,每次回来,母亲还是变成了一个黑人。母亲那时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呢。而当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都已经过了三十,闭上眼睛,我一想母亲的年龄,不觉间吃了一惊。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我的母亲,一个本该是过着安逸生活的少妇,却是为了我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挥洒得如此奢华,如此地令我心痛。父亲的工作并不轻松,三班倒,一个班就是十二个小时,等下班的时候,往往是超过十二个小时的,父亲的胃病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父亲常跑的线路是热水煤矿,冒着浓烟、吐着白汽、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蒸汽机车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噬咬着父亲的青春和健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也一天天长大。

因为没有城镇户口,我们家的日子还是十分艰难的,清油、面粉是按人头定量的,常常不够吃,父亲就花钱买人家不要的粗粮,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吃了好几年发青发粘的青稞面,从铁路食堂买回窝窝头的日子就是我们改善生活的时候。在收获的季节,母亲随着那些家属去附近的唐渠农场拾青稞菜籽,塘渠农场是改造犯人的地方,据说是很多犯人刑期满了以后,不愿意回原籍,便留下来种地、结婚、生育子女。哈尔盖的地是非常多和肥沃的,地的主人收割起来也是很粗心、很大方的,这就给了母亲她们捡拾的大好机会。没有一个人会空手而归,拾来的青稞穗和菜籽,在地头上铺了床单,拿自带的棒槌打了,再用簸箕簸出来,晚上回家时就全是怎么看怎么让人喜欢的果实了。

在那个黄金季节,也是草原上牧民的黄金岁月,成群的牛羊膘肥体壮,到处可见那些安营扎寨的藏族同胞,有一次,母亲她们从唐渠农场回来的路上,差一点被一顶帐篷前的藏獒咬伤。

从我们居住的地方,到那些硕果累累的田地,要走很远的路,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到了晚上,我们快走进水电段附近巨大的水塔时,已经望见家里的灯光了,突然就有些迷失方向了,天很黑,似乎有一朵乌云在头顶盘旋,身背蛇皮带子的母亲,拽我们的手已经有些慌乱,因为尽管我们加快了步子,只是在原地打转,看见的路是直的,走了半天又转了回来。过了一会,母亲慌了,说,怎么办,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传来一声汽笛的鸣叫,再迈腿,就走出了刚才的怪圈。关于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向来对神魔鬼怪将信将疑,对那次的经历,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听母亲后来讲,我们遭遇怪圈的地方是水塔旁的一个大坑,好些年前,曾经枪毙过一批犯人。

拾来的青稞大部分拉到农场的磨房里磨成了面,菜籽则换了青油,多多少少缓解了我们家对于粮食的急需。至今我仍对青稞、油菜花感到亲切,感谢青稞,感谢菜籽。

门前的菜园子是父亲休息的时候一锹一锹的开出来的,用竹帘子围起来,里面种着洋芋、白菜、油菜、西红柿、韭菜、萝卜等等,菜的四周是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儿,上面长着许多刺,夏天,有很多的蜜蜂飞来采蜜,调皮的弟弟就去抓蜜蜂,抓一只专注于采蜜的蜜蜂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蜜蜂的翅膀,任凭它怎样挣扎和准备射出刺,也是没有用的,然后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让它吐出蜜来,用舌头舔一下那一丁点的液体,很甜,接下来,就可以一甩手扔掉了,对蜜蜂、对人都是毫发无损的。园子里的菜足够全家人吃一个夏天,印象最深就是母亲擀的长长的面条,煮进自家的白菜,真是好吃。有时碰上雨过天晴,还可以在草原上捡来蘑菇。当然,最过瘾的拾蘑菇还是要数去热水煤矿那片草场,站在齐脚踝深的密密的草丛里,放眼望去,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白色,奔过去,一定是白的耀目的、惹人喜爱的蘑菇,满袋满袋的蘑菇拿回家,用白色的线绳穿了,挂在屋子里,一串一串,想吃的时候,洗干净了和肉炖在一起,那个香呀,现在想起来,我还会流口水。

哈尔盖最繁华的地方就数火车站了,每天有许多人来来往往,车站附近的商店也多,土产、烟酒、蔬菜、水果、衣服、鞋子、布料、应有尽有,那里还有一个很好的裁缝铺,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去那里,每人缝一套新衣服,而他们很少去做,父亲一年四季穿铁路制服,母亲身上的衣服很旧但很洁净。

当时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间已经通车,和许多旅客列车一样,乘客经常是喝不上水,站台上就有了许多提着热水瓶卖水的人,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我也加入了卖水的行列,每天两趟客车,我一趟不拉,我们同班的同学有好几个,家里都是象我们这样孩子多的,每次我都提两暖瓶水,五分钱一杯,到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一共卖了二十多元钱,几乎是一笔巨款了。

学校的人和事

哈尔盖当时大约有两所学校,我们就读的是铁路子弟学校,还有一个在塘渠农场,也有一些铁路的孩子在那里读书。据说是那里的教学质量高。

铁路学校的条件是没什么说的,运动场很大,每年夏季的时候都会开运动会,每次都有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生在操场上的大喇叭里说话,只记得她姓倪,学习很好,长得也非常漂亮,几乎是我幼年时期的偶像和楷模。后来考上了兰州商学院。学校只设了小学和初中,要上高中,要么去西宁,要么上青海湖农场中学。那时每个班大概都是三四十人的规模,学校的老师也有那么几十人,依稀记得校长姓梅。

很多年过去了,对许多老师的记忆我已经很模糊了,只有三个老师还略有印象,一个姓张,一个姓高,一个姓任。

张老师是一个圆脸、个子不高的女老师,教数学,很严厉的,动不动就用教鞭打学生的手,那些成绩差的学生见她,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我成绩好,很少挨打,可有一次,我的手心同样被她打了四下,原因是我把签好家长意见的数学试卷忘带了,而我的考试成绩是九十多分。大概是四年级期末考试,张老师给我和我的同学胡书洁判错了一道应用题,全班只有我们两个的这道题解法做的一样,说到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胡书洁的父亲是位大学生,在文革中不知因为什么被打成了右派,他围棋下得特别好,还是火车头体协的会员呢。我叫他胡伯伯,因为我和胡书洁的关系好,没事的时候胡伯伯就给我们辅导数学。因此在数学卷子发下来的时候,胡伯伯发现老师的判卷错误,当时就找到了张老师讲道理,结果可想而知,张老师很是不高兴,从那以后,在上课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提问过我们。

姓高的老师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女儿比我们低两级,儿子和我的大弟弟一个班,叫高尔基,很有意思,大概也是希望他的儿子也成为高尔基那样的大文学家吧。高老师给我们上的每节课几乎都是带着酒气的,很少见他有不喝酒的,讲课时估计也是照搬教学参考书,生词、中心思想、划分段落及段落大意。虽然带着酒意,可是讲课讲的很是认真,记得他讲“作揖”这个词时,竟然跪到讲台上做示范,不知那时候他是醒着还是醉着,实在是有趣的很。

任老师是我升入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他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一副文文弱弱的样子,细高的个子,脸倒是圆乎乎的,班里几个年龄大的女孩子很喜欢他,私下里总是任老师长任老师短的,那时我是语文课代表,放学收齐作业本给他送到办公室,通常那个时间是他去铁路食堂打饭的时候,我就把作业本放到他宿舍的窗台上。有一次,他好像骑自行车的时候摔断了胳膊,上课的时候一只胳膊缠着绷带,下课了,那几个女生竟然趴在桌子上呜呜呜哭了。我们剩下的几个女同学当然是挤不出眼泪来,又不好意思那样看着,只好也趴在桌子悄悄地说话。任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学期,就换班了。我也几乎再没见过他。在我就要转学走的那一年,我和胡书洁、还有班里几个男同学去火车站玩,那天也巧了,正赶上火车站开公判大会,也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任老师的名字,“强奸幼女罪”,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名词,毕竟我们也十一、二岁了,懵懵懂懂地也能隐约知道这样一件事所包含的罪恶、肮脏、污秽和龌龊,我们很震惊,不相信任老师会干那样的事情,男同学中一个叫刘建军的挤进了人墙,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看见任老师了,任老师的头被剃光了……..,当然,我们没有再称呼他为老师,我想,我们的内心肯定是感到耻辱的。

从哈尔盖出发到青海湖大约十公里的路,步行花不了多少时间,当时我们的许多少先队活动都是在青海湖边举行的。去的季节自然是六至八月份,出了当时的铁路子弟学校,向南直直地走去,很快,青海湖就象一个埋入大地的巨大的水晶球,只露出了上半部分,在太阳的照射下波光嶙嶙、熠熠生辉。金黄的油菜花、碧绿的青草地、湛蓝的湖水、成群的云朵般的牛群和羊群,如一副气势磅礴的画卷,置身其中,真是觉得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无数的鸟儿在头顶盘旋、鸣叫,那种美好的感觉在心中不断荡漾着,只要想起,就再也挥之不去。

冰凉的湖水,咸咸的味道,不时吹来的习习清风令人顿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低头望去,时常就有一两尾鱼轻盈地游入人的视线。

草原长大的孩子常常是粗野无礼的,这在男孩子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草原上的鸟儿都是把巢筑在草丛中,在一簇马兰花的根部,往往就能看见建造精致的百灵鸟的窝,窝里放着柔软的马鬃,或是两枚蛋、或是有嗷嗷待哺的黄口幼鸟。那些粗心的鸟儿,象麻雀、红燕子,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干脆就把窝造在一个很随便的地方,也不管安全不安全。那些男孩子把抓到的鸟儿点着,扔向空中,鸟儿惨叫着落下,捡到的鸟蛋烧了吃。我那时是大队长,看见他们的行动非常生气,那时一帮高年级的学生,我奔过去阻止,但已经晚了,我看见只是两只鸟儿烧焦的尸体,我哭着向大队辅导员报告,辅导员批评了他们,可是鸟儿已经不能活了,我和一个女同学把它们埋在湖边,小小的坟墓上堆满了我们采来的野花,在鸟儿小小的坟墓上也洒落了我们伤心的眼泪。这些人类的暴行跟美丽的青海湖是多么地不和谐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是孩子不一定都是可爱的,没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令人讨厌的。而那些孩子的行为潜意识的反映了成人世界的生命观和价值观。那时,许多人都在休班的时候带了孩子去抓百灵鸟,然后带到西宁高价卖出。谁理会过鸟儿的哭泣,理会过一个女孩无助和迷茫的心痛?以后,只要看到“青海湖”三个字眼,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要破坏美好、破坏和谐?人之初,性真的本善吗?

五年级,班里转来了一位新同学,一口的河南话,他智力稍稍差了些,男生们就有些欺负他,让他替他们跑腿当差,课余的时候,我们让他唱豫剧,他开口就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俺女子不如男……,而且一开口就是“恁”、“俺”、“中”,挺好玩的。

我同桌的男生是班长,他特别喜欢嘲笑那位河南同学,一次上自习课,他好像为了显示自己当班长的威力,于是命令那位同学去扫地,那天根本不是他值日,何况,地并不脏,班长把一团纸撕碎,扔在地上。那位同学不愿意去,他过去就给了人家一脚,骂道:“他妈的,你这个畜生,敢不听老子话。”语言的肮脏并不比现在的中学生差,我当时不干了,就和他吵了起来,他一连串的脏话脏水一样向我泼来。情急之下,我拎起板凳朝比我高半头的他砸过去,我们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我赢了,他被打哭了,最后还被老师给撤了班长。这位同学,在过了许多年后,我在西宁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了,我们彼此看了一眼,他先说话了,说,还生气呢,小时候我们多不懂事,多好玩啊。我们就这样和解。那位河南同学,后来接班,据说在房建生活段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女同学中除了胡书洁以外,还要两个人我印象深刻,一个叫田淑敏,一个叫张海珍。田淑敏是四年级时候从山东老家转来的,上五年级时,胡书洁转走了,班里的第一第二就总是我和她了,但很多时候都是我考第一的,她为此很生气,因此也比较仇恨我,拉了班里的女生不和我玩,贿赂的手段当然是经常从家里带好吃的,张海珍就是她忠实的拥护者。我也是从那时候知道人和人之间的钩心斗角的。我那时是很孤立的,在一次课间烤火的时候,她故意怂恿张海珍和我打架,张海珍就冲上来和我打,我本来就不是省心的孩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她打哭了。这下麻烦了,每天放学,田淑敏就带着她的党羽在我回家的路上堵我。后来我转学,她还带人去欺负我的妹妹。我在西宁上高二时,她也转回了西宁,在路上远远见了我和我打招呼,我没怎么理她,也就是应付了应付,以后见了也再没有说话,我想我和她这样的人还是做不了朋友。见张海珍是在上班的第三年,那时她已经离婚了,她的前夫和我们是一个单位,她跑到我们财务上来看小孩的抚养费。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在草原上

哈尔盖的草原一望无际,没有一棵树,我的妹妹因为是年幼的时候来的,对树的印象几乎没有,以至于有次父亲带我们坐火车去西宁,看到窗外一排排的树木,妹妹问父亲:为什么这儿的草这么高,而哈尔盖的草那么低呀。父亲听了这话非常心酸,总觉得在哈尔盖让自己的孩子呆傻了。于是就打算让我们去西宁他的同事家里借读,也就在那一回,父亲领着我和妹妹去一个和他关系比较要好的人家里去商量这件事,那是我和妹妹第一次走进楼房,房子很小,和我们家的自然没法比,但我们知道,这里是城市,大人们说着话,我们和这家的两个女儿一起玩,老大的眼睛好大,水灵灵的,老二话多,和我们说这说那。因为不知道厕所在哪,又不好意思问,我和妹妹竟然因为尿憋而急哭了。到西宁上学的事情因为不现实而作罢,那家的大女儿后来却不幸疯了,说是找的对象因为母亲的极力反对想不开所致。

哈尔盖的天地是广阔的,我们经常在周围的草地上捉蚂蚱,哈尔盖的蚂蚱是非常多的,飞的时候翅膀“噌噌”作响,但总飞不远,看着它落的地方,我们就跑过去,用手掌一扣,就逮住了。往往不到半晌,就逮了好多只,装在小纸盒子里,回家喂鸡吃。离哈尔盖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名叫甘孜河的水流,水里有鱼,也是湟鱼,运气好时,可以空手抓好几条呢,足够一家人美美地吃一顿了。那时,环保的意识几乎没有,在哈尔盖有许多以打鱼为生的内地人,常见他们穿着皮衣皮裤从网上摘已经死去的鱼,那时的湟鱼最大的我见过有一尺多长的,卖鱼的人用绳子将鱼穿在一起,一串一串的,然后扔进蛇皮袋子,大量的鱼被卖往西宁了,当地的人买湟鱼就非常便宜了,有时别人还会送一些,吃不了,就洗净穿起来晾干,或炖、或烧,都是很不错的味道。火车站有许多卖炸湟鱼的,炸好的湟鱼上抹上红红的辣子和咸咸的盐,卖给每天过往的两列客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尔盖的炸湟鱼都快成了本地的特色食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见到的湟鱼已经很小了,大多数都是一柞长,很多年后,当我知道生活在青海湖中、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湟鱼每十年才长一斤,而且由于人类的大肆捕杀,湟鱼濒临灭绝的时候,我很震惊,原来我也曾经是众多湟鱼杀手中的一个,好在政府及时封湖,及时遏制了滥杀湟鱼的势头,可在一些时候,当我走过西宁或者格尔木的大街小巷时,我依然会看见有人叫卖“湟鱼、湟鱼”,心中不禁又忧虑起来,现在,真的还有人在捕杀湟鱼吗?但愿他们只是冒湟鱼之名,卖的是另外一种鱼,也祝湟鱼好运。

在诺大的草原上,我们玩的很疯,每天当有火车经过时,我们就一边跳一边喊,“火车来了,火车来了”,飞驰而过的火车会留下许多方便面袋子,花花绿绿的,我们就跑过去捡,每种只留一个,各式各样的,一大堆,后来又发展到捡糖纸,没事的时候,还会互相拿出来攀比。

那时我们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黄狗,我们去外面疯玩的时候,大黄狗就跟着我们,它很听话,若有人恶意对我们,我们一声令下,大黄狗就冲上去了,可惜后来折返段一帮刚分来的技校生想吃狗肉,趁我们不在时围着黄狗用大棒子一阵乱打,等父亲发现的时候,黄狗的肠子都流了出来,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虽尽了全力却还是没救活它,于是父亲带着我们把它埋在了大库房后面的草地里,从那以后,我们家不再养狗,也不再养其它任何的小动物,实在是怕再伤心。

在哈尔盖,能经常见到放牧的藏族人,或男或女,或一家扶老携幼,一群群的牛和羊闲散的吃着草,在太阳温暖和背风的角落,他们会席地而坐,或吃糌粑,或熬奶茶,或闭目养神,他们会用大大的塑料桶背水,母亲给女儿整理那一头编得密密的小辫子,据说是孩子长一岁,就多一根小辫。我最喜欢看她们的头饰和衣饰,纯银打制的物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走起路来环佩作响,很小的时候,我就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那一身穿戴,肯定美丽极了。其实,牧人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他们虽然自由自在,也是终日为了生活奔波,逐水草而牧,一年春夏秋冬,在外历尽风霜雪雨。在许多个清晨,我常看见在库房外或库房内和羊群一起同眠的牧人。甚至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个熟睡的牧人身边已经落满了雪花,身边的羊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羊那些是雪。哈尔盖的冬天是极冷的,滴水成冰,一盆水泼出去,眼见得就冻了。我们一帮小孩也试图走近藏人,但终于因为语言不通,只好远远地张望,不过,偶尔,他们会友好地递来他们已经做好的糌粑,那是一种很好吃的食物。

断墙那边的人家

在折返段周围,有许多从前铁道兵留下的房子,我们刚搬去的时候,还能称之为房子,许多人都搬去了家属院,那里的窗户、门也随之不翼而飞,但屋顶还在,围墙还在,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那里竟很快破败了,以一种不知不觉地飞快的速度破败了,只留下了断墙,家属院那边的人建围墙、修房子需要的砖瓦全从此取材。

某一天清晨醒来,从家里结了冰凌花的窗玻璃望出去,大雪茫茫,三角线路旁,断墙那边,竟多了一户人家,房子不能称之为房子,依据两面墙用了石棉瓦、竹帘子围住剩下的两面,上面盖了一个绿色的旧帐篷,朝我们的这边留了个空,算是门吧。有两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孩在门前站着。

吃过早饭,我和弟弟妹妹跑过去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坐在门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是两朵“青海风光”,身上的衣服也是比较破的,她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一口的青海话,她说她叫淑霞,十岁,弟弟叫小草,六岁,妹妹叫小花,五岁。正说着,她母亲从里面出来了,那是一个形容十分丑陋的乡下女人。我们就一起玩了起来。他们的家简直太简陋了,除了锅碗瓢盆,就是一个以地为床的地铺,铺了一个很破很旧的单子,两床同样破旧的被子。似乎是过了很久,他们家才盘了一个土炕,烧干草和牛粪,全是三个孩子捡来的。

有一天,我去段上值班室旁的棋摊上叫父亲吃饭,看见了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有着一双圆溜溜眼珠子的精瘦的陌生老头,大概有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经常下棋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这个老头是谁呢?

父亲告诉我,就是淑霞他们的父亲,老头说他们老家遭了灾,一路要饭来的。人们都很同情他们一家的遭遇,就纷纷找出家里富余的旧衣服、旧床单接济他们。

我们放学吃完饭,写完作业,就去找淑霞他们捉蚂蚱,跳房子,淑霞经常是不愿玩,而是让我们当老师,教他们三个认字,他们三个都没有上学,在我们用过的本子背面,她和弟弟用拾来的铅笔头练习。他们的父亲经常打他们,三个孩子中,只有小花最象他父亲,挨打也最少,他们的父亲还经常牵着小花的手到处转。他们的母亲每天都出去要饭,很晚才回来,有时也带着小草一起去要。

淑霞和小草经常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严重的还会伤筋动骨,有一次淑霞被打断腿,坐在门口动不了,整整三个月才勉强可以拉着腿走几步。

我们都在私下里诅咒那个狼一样的老头,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总觉得那里包含了许多的邪恶和可怖。

那一年,淑霞的家里出事了。

淑霞的弟弟小草偷走了我们家放在窗户上做皮冻的高压锅,他是在清晨从充当院墙的破席子下钻进来的,我们起床后,拿着馍馍就上学去了,父亲走车、母亲卸煤车去了。

小草把偷来的高压锅卖给了放牧的藏民,以十元的价格,结果被淑霞发现了,追问之下,知道是我们家失窃,淑霞逼着小草向藏民追回高压锅,那怎么能再追回呢,放牧的人早走远了,于是淑霞气极了,一脚踢向了小草,小草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过了片刻,淑霞见小草呼吸急促,疼痛难忍,就吓坏了,背起小草就往当时的哈尔盖铁路卫生所跑,可是哪能来得急,在望见卫生所大门的时候,小草死了。

就在隔壁的铁路公安所的警察带走了淑霞,审问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当时只有十一岁的淑霞竟然怀孕了,罪魁祸首竟然是她的父亲。确切地讲,应该是她的继父,她出生在青海一个偏僻的村落,在她六岁的那年,小草只有两岁,她的父亲被母亲和继父谋害而死,为了逃避法网的追捕,他们东躲西藏,最后来到了哈尔盖,以要饭的名义住了下来,小花是继父的亲生女儿。就在淑霞九岁的那年,继父霸占了她,如果她稍有不从,继父便往死里打她,而母亲非常软弱,每天晚上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男人对自己的女儿实行兽行。

要不是那个高压锅,小草就不会死,要不是小草死,谁又能知道那个禽兽一样的老头的丑恶嘴脸?可是,我宁愿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宁愿淑霞、小草、小花还是我们当初认识的那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还能一起捉蚂蚱、认字、跳房子。

淑霞被带走了,她的继父和母亲也被抓走了,小花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也许是跟着牧人去流浪,也许被人收养,谁也不知道。

那一年,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一年,在我关于哈尔盖的所有记忆中,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尽管我真的不想再去复述那一年发生在断墙那边,三个小孩身上的故事,可是,我无法回避,在所有四处冲撞、碰来碰去的记忆的碎片中,它始终象一片尖锐的玻璃的一角,不断刺伤着我脆弱的心。

我的笔实在不愿意写下这些关于他们的文字,但我觉得,即使是和草芥一样卑微的生命,任何人也不应该对其忽略,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三个曾经弱小的生命,他们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我记忆的目光就没有理由跨过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是所有高贵的生命中的一个。

 

 

离开哈尔盖已经好多年了,在这好多年里,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慢慢长大,如今连我的女儿也快五岁了。时光荏苒,如今的哈尔盖早就物事人非,只那我们住过的房子还在,铁轨依旧,大库房依旧,草原依旧、牧人依旧、蓝天依旧、油菜花依旧,可是火车站我已经认不出来了。而在这些年中,我的父亲也因为一场病而英年早逝了。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去海西玩,坐车经过哈尔盖时已经天黑了,父亲那时是救援列车的管理员,他特地从折返段步行到车站,打了手电筒,给我送来吃的。大学毕业,我被分到了格尔木工作,期间,父亲也努力想将我调回西宁,奈何以一个平民的力量,谈何容易,我在那里呆了整整十年。父亲去世后,每次路过哈尔盖,无论多晚,我都要利用停车的几分钟下去,在站台上走走,呼吸呼吸哈尔盖的空气,亲近亲近哈尔盖的地面,在茫茫的夜色中,许多幼年的时光扑面而来,那些人还在,我的父亲还在,声音如旧、往事如旧。每一次,望着若隐若现、灯火明明灭灭的折返段的方向,我都被自己的泪水打湿,而所有的一切不可能重来,包括我最亲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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